第六节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
除瞿秋白外，蔡和森是具有突出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他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等概括、总结当时斗争进程的长篇报告和文章。蔡和森的这些论著对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蔡和森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思想家。
一、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理解
蔡和森在1920年8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及1921年2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中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坚定信念，他明确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对这些主张作了论述，对中国革命提出自己的意见，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思想。
第一，蔡和森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无产阶级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然和有产阶级的唯理(唯心)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他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道路，就是人们总是要有“吃穿住”才能活动和思想，“故人的思想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分化(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接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论”。他以兴奋的心情说明:“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他批判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在理论上的背叛，指出:“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大胆，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蔡和森还把当时的俄、德革命加以比较，指出它们的不同理论思想和结果: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乃中产阶级的德莫拉西之上”，方法是“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目的是“劳资合作的德莫克拉西”，结果是“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硬产，反革命，闹个不休”。(67)蔡和森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忠于马克思主义”，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二，蔡和森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世界也是改造中国的出路，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则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社会改造，以为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68)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其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社会革命之不可避免在客观事实，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严酷现实及阶级觉醒而不在主观理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发动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改造社会，获得彻底解放。他指出:“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他，那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69)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愿你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希望他在国内“早有准备”。(70)
第三，蔡和森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结果。”(71)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国际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72)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共有，换言之，即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73)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的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中国革命也只有夺取政权，才能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
蔡和森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他一方面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已丧失独立地位，成为列强“经济的政治的殖民地”。五大强国的商品，开始由大炮浩浩荡荡地输进来，继之在中国开矿筑路设厂，这种侵略孰能御之?于是三代以上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者一批一批的破产失业，另一方面又指出军阀的残暴统治和连年不断的内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到那个战场去死，天灾，人祸，究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下，中国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蔡和森写道:“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中国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如果不甘心饿死或在战乱中死亡，就只有起来反抗，“依革命的意见解决”。因此，“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74)蔡和森已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剥削，并驳斥了张东荪等人否认中国阶级区分和反对开展工人运动的谬论，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压迫而且受外国资产阶级压迫，中国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这种分析，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中，是不多见的。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提出，要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明白张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现实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75)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76)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劳动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要严格地物色确实的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有觉悟有组织的战士，以适应革命改造事业。此外，他还谈到，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委员会，党中央设宣传部、组织部、劳动部等，并出版强有力的出版物，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他认为，只有建设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蔡和森关于建党问题的信件，毛泽东回信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论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77)这表明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主张。
蔡和森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而对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深恶痛绝。他认为:“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而尤其深恶痛绝掺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会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东西的产物。”(78)这就清楚表明，蔡和森当时已经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思想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
蔡和森这些通信是在中共筹建开始不久，党内刊物《共产党》还未出版的时候写的。信件所反映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对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的观点，以及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是很卓越的，所以，尽管蔡和森当时没有直接参加国内中共筹建工作，但这些通信充分表明他在思想上、理论上对建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
二、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9)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的思想特点就是认识和改变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他的大量论著思想敏锐，笔锋犀利，观察分析问题深刻有力，逻辑思维很强，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意义。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观点、主张和策略，正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存在决定意识。帝国主义者侵略，必然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是在认识上，长时间内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只是到五四运动时期才开始进到理性认识阶段，而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则是在中共二次大会上。蔡和森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及其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压榨人民大众的罪恶，宣传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在《向导》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指出:“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20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两种东西刺激出来的。”(80)他着重说明:“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81)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所以必须反抗帝国主义。可是胡适却出来指责共产党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海外奇谈”。(82)蔡和森以大量事实反驳了胡适的谬说，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的关系，“什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83)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才能争取自由解放。他还揭露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倒民众势力之发展的”(84)，鼓励人民要敢于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接着在杭州西湖会议又确定联合孙中山国民党的方针，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思考和研究。开始他有左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故只应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他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不赞成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因为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力量，如果产业工人加入，共产党就失掉了阶级基础。后来共产国际提出应把国民党改造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蔡和森改变了看法，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战线，发动国民革命。但是他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和陈独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85)他还著文提出:“从旧的历史看来，领导中流阶级向国民运动走的有中华国民党;从新近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走的有中国共产党。但今后那一阶级为这个运动的真正主人，便看谁最忠实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86)由此，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为了争取和改造国民党，促成革命统一战线，蔡和森作了很大努力。他根据历史事实分析，首先肯定国民党是民主革命派，孙中山是民主革命领袖;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批评了孙中山想依靠某派军阀和某一友邦帮助中国实现统一的错误观念。他说:“革命党要继续革命才能存在，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87)幻想所谓“友邦”即一派帝国主义的帮助，也无异“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88)。因此，国民党人必须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去努力做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依靠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他还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西方国家初期的革命完全是对内的，它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不仅是对内而且是对外的，它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国内封建阶级，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产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证明。”蔡和森希望国民党人认清这种形势，接受以往的教训，否则其方略与趋势必至大错特错。“我们诚恳地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89)
蔡和森积极主张开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他根据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要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阶级。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面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要完成这样重大的责任，第一要有明白的阶级意识，第二要有独立的政治组织。他进而说明，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倾向和工农阶级参加革命的倾向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只要得着一些利益就会妥协，“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所以，“我们工农阶级唯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才可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唯有成功独立的阶级的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历史的使命”。他明确告诉人们，对于革命应取何种态度的最好方法是:“你们或是站在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调任北方局领导工作。当时北方仍在奉系军阀统治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压制。蔡和森不畏困难艰险，努力开展工作。他根据北方当时的情况，认为党必须继续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给军阀以实际打击，恢复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日常斗争;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减租减息，京东等地可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会农军，积极领导“小暴动”。玉田暴动失败后，他曾起草通告批评“冒险倾向及攻城主义倾向，以及只知高叫暴动忽视日常小斗争的倾向”。(90)
在北方工作期间，蔡和森在顺直省委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重要报告，着重批判了五大以来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他指出，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的。我们党的年龄不过8岁，而它从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参加国民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其历程超过西欧两世纪的历史，以这样幼年的党领导这样伟大而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犯错误是难免的。他认为，我们从中山舰事件至北伐以后的错误在于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这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掌握革命武装，发动农民土地革命，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我们是可以对付资产阶级(蒋介石是其代表)的，至少不至于造成那样的失败。
蔡和森还用理论眼光分析党的组织生活，从组织问题上探讨犯错误的原因。他说:“我们本来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士兵。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边的危机是很大的……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和群众的意见和是非……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领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91)这种由来已久的积习，正是宗法观念和小生产封建势力的渗透。蔡和森当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如果说在大革命时代，蔡和森主要是强调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而大革命失败后则主要是强调辩证唯物论，用唯物论和辩证方法分析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路线方针，提出正确的主张和意见。
1928年六七月间，蔡和森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在讨论政治报告、土地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时都作了发言。他不同意政治报告中对中国革命形势是“一直高涨”的分析，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当前主要危险是盲动主义。他特别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形势指出从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应该承认革命遭到很大失败，然而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因此“革命不会停止，且继续前进”，取消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由此认为革命是“一直高涨”或“不断高涨”，也是错误的。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我们一定要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会犯错误。“不断论”的错误，就在“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是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是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92)他认为这样的分析，显然是唯心的，非辩证法的。如果以为不估量革命“不断高涨”，会有右倾危险，那是不对的。右倾危险、取消主义倾向，决不是主观的维持“高潮”所能挽救的，右倾危险亦非唯心论的分析所能预防的。事实相反，因维持这种分析和估量，“反使党的领导摇动”，“使全党同志不知怎样退守，不知策略运用”，使革命遭到危害。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非辩证法的分析方法”。(93)
蔡和森认为，我们应当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研究问题，对革命形势作出具体分析和实际估量。比如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范围?这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指地方的部分的而言?是应该建筑在农民暴动基础上，还是建筑在工人运动基础上?谁都知道革命潮流不是直线进行的，总有高潮和低潮，但怎样估计高潮和低潮?这些都不是用主观愿望所能回答的，也不是用简单公式可以解决的。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征，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94)他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农民斗争农民暴动的发展，的确维持着直接革命形势，否认这种革命形式是错误的。可是这是否能说全国有直接革命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所以研究问题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才能得到正确认识。
在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发言中，蔡和森也用辩证思想进行分析和论述。他认为，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土地关系只从静的方面进行分析，没有从动的方面作说明，因而未能指出土地关系的趋势。把土豪地主分为两个阶级:豪绅阶级和地主阶级，也是片面的机械的。其实豪绅不能成为单独阶级，他是地主在乡村的政治代表，农民运动开始反对土豪劣绅是要夺取地主的政权，夺取政权和分配土地，都是土地革命，不可分割。他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土地分配的“全国形式”，指出“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中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国有土地是不可能的”，“禁止土地买卖的问题现在无提出之必要”。他还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游击战争方式已经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无论那地农民运动起来很快地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95)农民暴动向游击战发展，建立红军，实行“割据”，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这也是他用辩证唯物论对实际斗争的总结。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蔡和森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批评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的“二次革命论”和混淆二者界限“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制度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按其客观意义乃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要求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扫除其一切发展障碍。但是，“这一任务已不是资产阶级所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二、农民在这一革命中占极重要地位，超过以前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而反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四、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工农民权主义政权;五、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等)，而且必然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里，蔡和森虽然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已经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中国革命将创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新模型”。
在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上，蔡和森指出，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是:土地革命开始深入，开始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革命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但是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的转变，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虽然加上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但其意义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背叛民主革命，所以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这一任务亦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他还指出，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也只是工农群众的民权主义，是工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管理国家政治;它虽然是保证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并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但也没有改变民主革命本身的性质。蔡和森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意义。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佃农制)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严重贫困化状况。封建势力在全国还占重要地位。农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税，土地农有，反对豪绅地主、军阀、帝国主义，要求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凡此等等，都是彻底的民权主义要求。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彻底发动和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指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明确宣告: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得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同时它坚决反对误解和曲解中国革命现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它始终认定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最低纲领，谁要抛弃或超过此民权革命纲领，谁便是背弃革命。他反复强调，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坚决地联合农民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责任，将民权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便“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社会主义前途”。他还分析了革命转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客观条件，和平转变问题，指出只有大力发展工农革命力量，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顺利，而工农民众政权很可能“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蔡和森当时就能从理论上概括出这些中国革命的规律性问题，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和论述，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成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蔡和森当时对有些问题还没有讲清楚，例如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称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提出武装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后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
从蔡和森的思想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规律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的。像蔡和森这样卓越的思想家、理论家，由于只经过一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他也只能认识右倾的错误和危害，并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但没有经过第二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因而在他的论著中流露出左的倾向。毛泽东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也就是说，只是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所以我们对蔡和森著作中的某些偏颇，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上给以科学的说明，而不能苛求于前人。
除了瞿、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物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和主张，本文不能逐一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基础上，如何能走出最关键的一步，即如何具体地实践农民武装革命的战争道路，这便正是毛泽东的主题。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176～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3)《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8)《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9)《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10)《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载《晨报》，1922年11月7日。
(11)《蔡和森给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卷，103页。
(12)《毛泽东给蔡和森》，《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卷，16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李大钊文集》上卷，599～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李大钊文集》上卷，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李大钊文集》上卷，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李大钊文集》下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8)《李大钊文集》下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9)《李大钊文集》下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0)《李大钊文集》下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李大钊文集》下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2)《李大钊文集》下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3)《李大钊文集》下卷，711～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4)《李大钊文集》下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5)《李大钊文集》下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6)《李大钊文集》下卷，59～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7)《李大钊文集》下卷，1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8)《李大钊文集》下卷，1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9)《李大钊文集》下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0)《李大钊文集》下卷，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1)《李大钊文集》下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2)《李大钊文集》下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3)《李大钊文集》下卷，7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4)郭堪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51、162～163页，北京人文书店，1936年8月再版。
(35)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载《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36)《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176～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37)李大钊:《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载《晨报》，1919年3月14～16日。
(38)《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176～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39)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40)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41)陈独秀:《答蔡和森》，《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42)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43)陈独秀:《答费哲民》，《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4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45)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46)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47)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48)陈独秀:《答郑贤宗》，《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49)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十卷第三号。
(50)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51)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52)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53)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54)《瞿秋白选集》，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5)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6)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7)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8)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9)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0)瞿秋白:《现代社会学》，46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
(61)瞿秋白:《社会学概论》，59页。
(62)瞿秋白:《现代社会学》，76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
(63)瞿秋白:《现代社会学》，78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
(64)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1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5)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16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6)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21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7)《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68)《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69)《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70)《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71)《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72)《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73)《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74)《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75)《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76)《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77)《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78)《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页。
(80)《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1922年9月。
(81)《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向导》第三期，1922年9月。
(82)《国际的中国》，《努力》周刊第二十二期。
(83)《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十九期1923年2月。
(84)《革命中的希腊》，《向导》十三期，1922年12月。
(85)《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1月。
(86)《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向导》第十六期，1923年1月。
(87)《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
(88)《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十九期。
(89)《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二十三期，1922年5月。
(90)《致中央的信》(1928年1月28日)，《中央通讯》第三十期。
(91)《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92)《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93)《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94)《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95)《在党的六大讨论土地问题时的发言》，1928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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