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发展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发展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前期，中国革命渡过了它的最困难阶段而开始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此时，不仅国内的各种矛盾依然存在，而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民族矛盾也开始上升。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展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在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和反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又都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日趋成熟。

1937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抓住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把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鲜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作了以《论持久战》为代表的军事哲学著作，将“两论”的基本思想应用于抗日战争的全面分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有效地指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两论”和《论持久战》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完全成熟。

(一)《实践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哲学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军事、政治、文化、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制定出动员全国人民抗日的纲领、方针和政策。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远未肃清，尚能迷惑一些人，并且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作风方面还没有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上来，结果使党内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相当严重。这一点，又决定了端正党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直至到达陕北以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最后终于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集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作于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这种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表现在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以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等等的提出和展开。这些思想和观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革命的辩证发展过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从而实现了人类认识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而后，列宁又在同现代西方哲学不可知论的斗争中，深刻地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观点的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些原理，从理论形态上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在概括和发展中，特别强调和突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²⁸⁾

毛泽东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展开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实践范畴作出了新的界定，并对实践的形式以及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了科学的论述和概括。毛泽东指出，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变革现实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自觉的能动性”。实践作为人们能动地变革现实的活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基本的形式有三项，这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这三项基本形式中，生产斗争又是最基本的，“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揭示了实践范畴的内涵，阐明了三项基本实践活动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阐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首次。

第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从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四个方面揭示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毛泽东指出，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实践始终处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这是因为:其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其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²⁹⁾其三，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³⁰⁾其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与归宿，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这里，毛泽东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基础，将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认识论的有机环节系统地贯穿起来，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发。

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曾作出过重要论断，其中尤属列宁的看法具有典型性。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实在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又作了独创性的阐发，从而更明确、更深刻、更具体地揭示了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辩证途径。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内容与意义，毛泽东作了深刻而详尽的论述。在谈到第一个飞跃时，他指出，一方面，感觉是认识的源泉，认识来源于感觉，另一方面，“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内部的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³¹⁾前者是认识的唯物论，后者是认识的辩证法。能否坚持认识的这种唯物的与辩证的统一，乃是人们能否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的关键所在。教条主义者看重理论而轻视实践，这是重复哲学史上的唯理论，犯了把理性认识孤立化、绝对化的错误;经验主义者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这是重蹈哲学史上的“经验论”，犯了把感性认识绝对化、凝固化的错误。

关于第二个飞跃，毛泽东指出，它较之前一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伟大。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³²⁾其次是因为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不仅是用认识指导实践，发挥认识的能动性的过程，而且也是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修正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³³⁾

毛泽东对认识发展过程的这一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创造性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纠正了党内一些人在认识与实践问题上的偏向，把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过程的原理和批判主观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帮助了人们去自觉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认识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的理论。

在科学地分析了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在认识的过程实现了第二个飞跃以后，人们对于在某一阶段内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这是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因而，人们的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推移而向前发展。“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变化。”⁽³⁴⁾

毛泽东把人们变革客观现实实践的一次又一次向前，以及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的一次又一次深化，科学地概括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坚持这种统一。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的思想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前进，其思想仍然停止在旧的阶段。相反，“左”倾冒险主义又往往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在将来有现时可能性的思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毛泽东指出，这两种错误倾向从认识论的根源分析，都是不懂得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道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³⁵⁾

最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综合概括，提出了关于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的科学论断，这就是: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³⁶⁾

这一概括，不仅依据中国革命的长期经验，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且以实践范畴为基本线索，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诸原理有机地贯穿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深化和系统化。

综上所述，《实践论》是一部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不仅把革命斗争中的纷繁复杂的路线分歧本质地归结为思想分歧，而且把思想分歧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不仅批判了各种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剖解了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思想认识根源，指出了克服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的正确途径。而这一切，都显示出了《实践论》在理论上的独创性，显示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本质特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中国哲学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在宋代，朱熹突出了对知行问题的关注，但他把知行分为两截。到明代，王阳明首倡“知行合一”，却又认为行源于人内心的良知。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前，孙中山又从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对知行重新作了规定，使之超出了道德践履的范围，并认为“行先知后”、“知行相因”，但他也未能科学地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如他只是从知行孰难孰易的角度去证明行对知的决定地位，还不懂得知行关系乃是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对实践的科学说明为前提，全面地展开了认识出于实践又为实践所证明的思想。这一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与以往中国哲学的知行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中确也包含有以往知行观中的知行统一、行先知后等合理内容，是中国哲学中知行学说的扬弃和超越。简言之，毛泽东的《实践论》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它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化、民族化的面貌。

(二)《矛盾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学说

《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实践论》稍后写作的另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学说，从辩证法方面深入地批判了主观主义。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给辩证法赋予了科学的形态。以后，列宁又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论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没有对这一思想作出更系统、更完备的阐述。

毛泽东在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通过认识和解决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学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阐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不但深刻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思想，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宇宙的最根本规律，而且具体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诸方面内容，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给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赋予了科学而完备的理论形态。

在《矛盾论》的开篇，毛泽东首先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指出是否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是区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或辩证的发展观与庸俗进化论，乃是根本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它们之间的区别表现在种种方面，但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在是否承认事物“自己运动”的原则，是否承认事物存在着矛盾，即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形而上学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把世界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认为事物即使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在事物之外的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³⁷⁾“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³⁸⁾毛泽东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无论在中国哲学史还是外国哲学史上，都有它的表现形态，是一种不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性质与变化，并且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世界观。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和它事物的关系中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的发展乃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进而言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这里，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明确概括为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即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这就不仅抓住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要害，使人们认清它的实质，找到克服它的途径，而且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本质特征，使人们能够把握它的核心，用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思想和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论述，是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理论升华而贡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新财富。中国过去近二十年的革命经验，完全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如十月革命曾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使中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但这种变化归根结底还是通过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而起的。又如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以后，中国革命屡遭挫折，也是因为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同样道理，当中国共产党清算了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起来，重新踏上了胜利之途。中国革命的这种丰富经验，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的正确性，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作出新的概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根据上述的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与对立，毛泽东指出，形而上学是根本错误的，它既不能解释事物的多样性，也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变的现象。因此，人们必须抛弃形而上学，掌握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³⁹⁾人们只有掌握了这一方法，这一世界观，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引导革命事业走向胜利。

为了使人们从根本上掌握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依据列宁的“就本来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⁴⁰⁾的思想，紧紧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展开论述，通过对对立统一规律各个方面内容详尽而透彻地阐发，完整地建立起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

毛泽东在阐发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内容时，根据理论自身的逻辑和中国革命最深刻的经验，首先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

研究矛盾学说，首先遇到的便是矛盾的普遍存在与特殊表现的关系问题。同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辩证连结问题。据此，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关系作为矛盾的最突出、最重要的关系加以论述。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⁴¹⁾简言之，矛盾的普遍性即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任何空间和时间中，都有矛盾存在。所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认为，就是“不同事物矛盾的各自特点”。具体说就是各个物质运动形式、过程及其阶段，都有自己的矛盾特点。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⁴²⁾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一定的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亦然。

在毛泽东看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人们认识矛盾的过程，总是从具体的特殊的矛盾分析开始，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规律，然后，又用这个普遍的矛盾规律去指导研究具体的特殊的矛盾，并用这种研究成果来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发展关于普遍的规律的认识。如此不断反复下去，从而构成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无限的认识过程。同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这种关系也决定了人们在解决矛盾方面，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⁴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⁴⁴⁾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乃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同样是为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所证明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应用反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必须运用特殊的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严格地遵守这一原则，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分析出发，最终寻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而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违背这一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生搬硬套，结果使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正是从中国革命的这种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这种概括，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原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的内容。

毛泽东在说明和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时，还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矛盾的特殊性“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提出了“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主要的矛盾方面规定事物的性质”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各种矛盾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有时因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而民族矛盾极为突出，有时又因帝国主义采取间接的方式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压迫中国人民，从而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与此同时，无论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其矛盾各方面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有时双方似乎势均力敌，但更多时候是一方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的这种矛盾关系的复杂性，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分析和认识矛盾，揭示矛盾诸种关系的内容和本质，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实践场所。而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实践中，提出了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新的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主要矛盾，即指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的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⁴⁵⁾与此相应，其他的一些矛盾，则处于被规定、被影响和次要的服从地位，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的这一具有决定和领导作用的特征，决定了人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⁴⁶⁾但毛泽东又强调，由于事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在地位、力量以及作用上的不平衡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因而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人们必须及时注意和预见这种转化，以便集中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毛泽东不仅分析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之间的不平衡的关系，而且还深入到矛盾的内部，揭示了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不平衡性、差别性，深刻地论述和阐发了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⁴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说主要矛盾的作用是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那么，主要的矛盾方面的作用便是规定事物的性质。一种矛盾之所以不同于另一种矛盾，一事物之所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就在于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不同。因此，所谓具体地研究矛盾，就是研究矛盾诸方面的这种不平衡性、差别性。

毛泽东指出，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因而当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便构成了宇宙间新陈代谢的无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内部的新旧两个方面相互斗争，结果新的方面不断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而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在毛泽东看来，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方面讲，这种研究实际上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从实践方面讲，这种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理论，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提供了哲学方面的基础和依据。

为了把对立统一的讨论和阐发引向深入，毛泽东在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问题之后，继续阐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研究实际上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这是因为，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简言之，研究矛盾双方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就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同一性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⁴⁸⁾在毛泽东看来，在同一性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中，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更为重要。只有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诞生。承认不承认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的一个重要分野。形而上学一般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但却从根本上否定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⁴⁹⁾

关于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指出，这即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趋势。其中，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但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与矛盾的同一性相比，矛盾的斗争性具有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促进一事物向它事物转化的重要特征。“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共居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⁵⁰⁾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各自特征，决定了两者的关系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无所不在的，因而是绝对的。“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⁵¹⁾毛泽东指出，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又是辩证地联结在一起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相反，同一性又制约着斗争性，同一性都是具体的。矛盾双方的不同的同一状况，决定着斗争的不同内容、方法和形式。“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⁵²⁾

综上所言，《矛盾论》是一部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进行全面而深刻发挥的哲学著作。它通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问题的科学阐发，建立起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矛盾论》的发表，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与《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论述一道，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了成熟发展的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表现，在内容上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特殊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以及集中反对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和语言风格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而毛泽东的“两论”正集中反映了这些特色。“两论”不像过去那样在中国革命的个别方面和局部问题上，而是在中国革命的总体上贯彻了哲学研究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方向上和学风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结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两论”不仅仅对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对实际工作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观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概括了中国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从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深揭了党内各种错误的根源，从而为全党指出了一条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克服主观主义的正确途径。另外，“两论”也不仅仅在个别的实例和遣词用句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把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继承下来，在整体的语言风格上把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分析与鲜明生动的形象比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个著作通篇显示出民族的风格和气派。更主要的，“两论”还通过国内革命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特有的新鲜经验，通过对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伟大贡献。总之，“两论”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从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三)《论持久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正确地指导这场战争，必须从整体上和发展上科学地认识这场战争，纠正对这场战争的种种错误估计和认识。为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总体上的科学分析和考察，写出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哲学的理论分析，这就是从正面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剖解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和发展过程，从反面用辩证的思想方法批判对待抗日战争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认识。

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正确地认识这一战争的特性和发展过程，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特点展开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而一旦进行这种分析，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其他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⁵³⁾毛泽东指出，这一点是认识抗日战争的全部问题的根据，它展开说来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首先，它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其次，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和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领土，烧杀掠夺，充分反映了它的反动和腐朽;第三，日本国小而且资源匮乏，人力物力不足，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的战争，在国际上必然失道寡助。在作为被侵略一方的中国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政治组织力量诸方面都是软弱的，都不如侵略者;但第二，中国有经近百年解放运动锻炼的广大人民，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加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在国际上必然得道多助。

毛泽东指出，以上就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客观情况。战争双方的这些特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性内容，是我们认识这场战争的基本出发点:“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⁵⁴⁾总之，研究抗日战争，就必须从这些特点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把中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中日两方的军事政治力量对比，以及中日两国的自然条件等等均纳入观察的视野，从而坚持了一种全面分析的观点。同时，又把中日双方的强与弱、正义与非正义、多助与寡助等等因素放到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从而坚持了一种辩证分析的观点。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中日战争的本质特性，同时也揭示了构成这场战争、决定这场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基本要素，为人们正确认识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支点。

根据对抗日战争的上述的全面本质的分析，毛泽东预测并剖解了抗日战争的必然发展过程和最终必然会出现的结局。他根据中日双方各种基本矛盾互相制约和互相减杀的状况，指出抗日战争的进程必然要经历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指出，这种进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构成这场战争的各个基本要素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上述战争的进程，“规定了或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或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⁵⁵⁾具体说就是，在上述三个阶段中，敌我双方的力量是相互消长的，每一方都经历着相反方向的力量变化。例如在第一阶段，我方有向下的变化，如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土地、人口的缩减等等。但这只是旧的质和量的变化，并且主要表现在量上。与此同时，我方也有向上的变化，如军队的进步、人民的动员、国际援助的增长以及作战经验的积累等等。这是新的质和量的变化，并且主要表现在质上。在这一阶段中，敌方虽然也有向上的变化，如土地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扩大，但同时也有向下的变化，如人力的伤亡、士气的颓靡、装备的消耗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随着抗日战争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我之向上的变化将不断扩大，向下的变化将不断缩减，直至转入战略反攻。而敌方恰好相反，向下的变化不断加剧，向上的变化不断减缓，直至变为战略退却。总之，毛泽东认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⁵⁶⁾

在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这种预测中，毛泽东不仅根据抗日战争的正义性预言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根据敌我双方矛盾的性质、特点清晰地勾画了中日两方各自不同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既为人们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又为人们展示了战争发展的曲折道路，这一预测，堪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典范。

基于抗日战争性质及发展过程的辩证分析，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观念——“速胜论”和“亡国论”，从哲学上揭示了它们的本质和根源。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的性质以及由中日双方矛盾特点所决定的战争发展进程，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争的发展进程是持久的。中国不会灭亡，但也不可能速胜。那种以为中国会灭亡或以为抗日战争会马上胜利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所谓“亡国论”本质上是一种“唯武器论”，是一种只看到武器而看不到人力的主观片面的观点。它的根源在于既不了解战争中人的因素的重要，也不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必然变化。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有物的因素，同时还有人的因素;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⁵⁷⁾同时，军力和经济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敌人在某方面的优势和我方在这方面的劣势，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亡国论”也是错误的，它的根源在于根本不懂得战争乃是一种力量的竞赛，不去研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速胜论”者的根本错误在于脱离客观条件，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过早地要举行战略决战。毛泽东指出，不管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它们的共同错误都是主观地认识战争，在战争问题上缺乏客观的辩证的态度。不同的只是前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后者不顾事实，空谈快意。

为了科学地指导抗日战争，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进一步展开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些思想观点，更详细地阐述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性、认识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等等问题，更进一步批判了战争规律及其认识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

毛泽东重申，战争的规律是客观的、可以认识的。虽然战争较之于其他社会现象具有更多的偶然性，但它必定是一种客观的物质运动。“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完全知己知彼，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形势，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⁵⁸⁾在此，毛泽东批判了把战争神秘化的错误，在战争规律的认识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可知论的原则，指出了否认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导致战争的失败。

毛泽东进而指出，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论、唯心论是错误的，机械论也同样是错误的。机械论同唯心论一样，也是主观地看问题。不同的只是机械论否定人、思想以及行动的能动作用，否定人可以根据客观事实、客观条件而能动地指导战争，影响战争的进程，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了批判这种机械论，毛泽东对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了详细的阐发和说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⁵⁹⁾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对能动性的革命的反映论，即“自觉的能动性”从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第一，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能动的认识活动和能动的实践活动，这两种能动性的活动，都是为人所特有的;第二，人的两种能动性的活动，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正确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又来源于对客观事实的科学观察，人的行动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对客观条件的认识的能动性作为前提;第三，人的能动性发挥得如何，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即“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⁶⁰⁾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的特点，在人类的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以及国际援助诸种条件，然而只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要最终决定出胜负，还须加上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的主观努力，加上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那么，客观条件和自觉能动性的具体关系究竟如何呢?在毛泽东看来，客观条件是战争发展的可能性，它决定着战争变化的方向和趋势;而主观努力或自觉的能动性，才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决定战争的最后的结局。换言之，能动性的发挥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而客观条件所蕴含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变为现实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⁶¹⁾

毛泽东关于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和指导战争的能动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从军事哲学的角度揭示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关系的原理，具有一般的认识论的意义。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战争的分析，同样从军事哲学的角度阐发了暴力革命、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带有政治性质的行动，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⁶²⁾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就是为了扫除这一障碍。同样，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压迫，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障碍，中国革命要前进，就不能不举行抗日战争，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里，毛泽东把战争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一种形式，认为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战争的形式。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政治性质和对于政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民族间的斗争中，而且表现在阶级间的斗争中，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进行战争，推翻国内反动阶级的统治同样需要进行战争。因此，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⁶³⁾具体就中国而言，它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取得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人们没有可以利用的议会，甚至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因此，只能通过组织军队、进行战争去争取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以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⁶⁴⁾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通过战争去解决，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压迫必须用抗日战争来扫除，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又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他指出，一切革命战争，必然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以抗日战争为例，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会布下烧死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牛的火阵，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因此，毛泽东又指出，抗战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战争得到最后的胜利”。⁽⁶⁵⁾“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这一切，离不开动员老百姓。”⁽⁶⁶⁾

除上而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对游击战争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社会生活的整体与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等等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总之，《论持久战》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分析武器，对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抗日战争，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分析考察，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性质，科学地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进程和最终结局，从而为抗日军民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同时，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军事哲学理论，从军事科学的角度详尽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不仅使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军事科学理论达到完整，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