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这些失误，表现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是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表现在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面，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总路线提出后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失误，最终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损失。

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失误，迫使人们从思想理论方面去认真总结教训，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继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一)认识论方面的新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曾把体现辩证唯物主义根本精神的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在50年代末经济工作出现失误以后，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好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问题。自1960年末至1962年初，毛泽东针对夸大主观意志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导致的经济工作的失误，多次在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强调展开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与此同时，党中央也在一些重要文件和指示中，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这些讲话和指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必须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首要任务;2．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去做调查;3．调查研究必须下苦功夫，脚踏实地，深入基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民主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必经之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这个现象不发，必须改变过来。”⁽⁶⁷⁾在此，毛泽东把能否坚持实行调查研究，提到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来加以强调，要求全党必须对此极端重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不但发出指示号召，而且以身作则，亲自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此带动下，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纷纷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接触实际，了解情况，一股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蔚然兴起。

探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过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观察，即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背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欲获得行动的自由，必然发生主观主义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认真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要求人们的工作指导和行动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自1959年至1965年，毛泽东在一些谈话、通信和报告中，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作了多次阐述，指出自由乃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活动的自由。而所谓必然，就是客观规律。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之前，自动总是不自觉地带有盲目性。要克服这种盲目性，就要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毛泽东指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又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⁶⁸⁾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人类为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护自由，就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自己的认识越来越逼近客观真理。

毛泽东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论述，不仅对必然与自由两个认识论范畴作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而且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准确而深刻的阐明。其中对自由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尤其深刻。它在帮助广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及盲目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乃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过程理论的两个方面。为了纠正“左”的倾向。端正人们的思想路线，既需要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角度阐明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进行不断地探索，也需要从实践和认识关系的角度说明人们必须从实践中去获得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并运用这种正确认识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1963年，中共中央在总结前一时期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为《决定》所写的前言中，对认识的来源问题和认识的发展过程问题，重新作了通俗而明确的概括，指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里固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从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中来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认识飞跃的现象。在此，毛泽东强调，不仅整个的人类认识运动，而且人们对每一具体事物的认识过程，也都遵循着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规律。因此，人们在认识每一个具体事物时，都应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这一观点，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实践论》中的关于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开辟了避免具体工作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失误的途径。

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认识论问题的上述探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论述，构成了60年代初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关于自由与必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观点，帮助广大干部端正了思想路线，避免了具体工作指导上的更大失误。

(二)唯物辩证法方面的新发展

1957年以后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方面的失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区别，试图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时期内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察觉了这种做法的错误，并力图予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统一。

自1958年底至1960年初，在党中央的一些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讲话中，多次涉及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问题，认为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反映着事物质的变化，不能把不同质的各个阶段混淆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必须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些观点，力图纠正前一阶段中出现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倾向，包含有事物发展总的量变过程中具有部分质变的思想，但还不够明确。

从理论上认真总结前一时期的教训，从而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部分质变原理的，是毛泽东。自1959年至1960年初，毛泽东几次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观点发表谈话，认为教科书关于“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其中每一发展阶段，既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有量的变化，也有继续发展的特性，有部分质的变化。

在毛泽东看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统一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过程中没有质变;质变中也有量的扩张，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大量的量变和部分的质变，最后的质变是不可能实现的。总之，毛泽东认为，量变与质变是相互渗透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普遍的。

毛泽东指出，事物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具有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两种形式。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全局没有发生根本质变以前，组成全局的若干局部发生了质变，它根源于部分局部矛盾的解决;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在其内部的根本矛盾以及由此规定的事物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之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来的部分质变，它根源于事物的根本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逐渐激化。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打垮蒋介石军队，在全国建立起人民政权，这一过程，即是由局部的部分质变到全局性质变的过程;而我们从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再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又是从阶段的部分质变，到总体性质变的过程。

毛泽东关于部分质变原理的这些论述，具有方法论方面的重大意义，它为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提供了哲学上的证明，指出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是辩证统一的。人们在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时，既不能超越事物固有的阶段性，把下一阶段的任务勉强拿到现在来做，也不能固守在事物发展的统一阶段上，不去主动地为事物发展到下一阶段创造条件。

1958年以后一段时间党在经济工作方针方面的失误，就其思想认识方面的根源而言，有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主观主义，也有缺乏辩证分析方法的形而上学。因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总结教训、纠正失误的过程中，既重新提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精神的实事求是原则，以之端正人们的思想路线，也进一步阐发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规律，以其在全党树立起辩证分析问题的风气。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有较多的论述，并多集中在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阐发上。1958年，毛泽东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重新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之后，又提出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既无不是对立统一的观点。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任何一个过程，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军事的、党务的，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发展的思想，他并认为矛盾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就是“一分为二”。

1965年，毛泽东对上述思想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概括，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的理论。他写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各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⁶⁹⁾

在毛泽东看来，量变质变规律，从根本上说，乃是量与质的对立统一。事物的量变状态，即事物内部的矛盾的双方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质变状态，即统一物分解，一事物向它事物转化的状态。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着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和引起事物不断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离开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和质变规律就变得不可理解。同样道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内容上也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即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至于辩证法的其他一系列成对范畴，相互之间也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都需要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和解释。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如此重视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进步阐发，正如前所述，主要是为了在全党培养成一种辩证分析问题的风气，克服思想认识与实际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片面化。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又说:“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同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地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⁷⁰⁾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对唯物辩证法作了诸多新的阐发，而且把唯物辩证法具体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应“多谋而善断”，要注意“抓两头带中间”，工作要根据客观条件“波浪式前进”等等。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能够在具体工作中被广泛贯彻和应用。

十年建设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前进也有曲折，作为这一时期历史进程理论反映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同样有发展有波折。一方面，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特别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一些不符合，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脱离实际的估量，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主观主义的空想。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构成与阶级斗争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有过正确的论断。无论是党的八大文件，还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曾正确地指出过在我国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然而不久以后，党中央主要是毛泽东便离开了这一正确的观点，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观点。以后，毛泽东更把阶级斗争的视线转向党内，认为党内矛盾和斗争即是阶级斗争。这种逐步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显然严重脱离了我们党和我国政治状况的实际。

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相联系，毛泽东也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产生诸多主观主义的空想。50年代末，毛泽东离开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原则，简单地搬用民主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凭借主观意志，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轻率地发动了旨在改变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初，毛泽东一方面力图纠正前一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方面的失误，一方面又把农村和工厂中一度出现的体现经济规律的一些做法，如“包工”、“责任制”、“计件工资”等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提出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既能从事生产，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学校”。这些理论，无论从主观愿望还是从现实结果观察，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

除此而外，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在说明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有关原理时，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带有“左”的痕迹的观点。如在发挥部分质变原理时，毛泽东重点批评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彻底巩固社会主义”的观点，但却忽视了对一定时期内物质地相对稳定性原理的强调，提出了一种必须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理论。在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时，毛泽东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根本规律的地位，但却否定了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独立意义。这些看法，在一个长时间内，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的简单化、片面化，使工作中“左”的错误一直未能彻底纠正。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上述曲折，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有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一个时期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等主观方面的根由，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偏向，导致人们在认识上、行动上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客观因素。如毛泽东对阶级斗争问题的不适当地强调，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些不正确地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针对一个时期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针对斯大林忽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阶级等等错误观点而发的。毛泽东批判了这些观点，在诸多理论问题上恢复和展开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但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向。

综上所述，在十年建设时期，无论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探索，还是党中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发挥，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同时这两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曲折。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予以分析。既不能因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左”的倾向而抹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也不能只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的一面而忽视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而产生的失误。忽视这些失误正是导致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思想根源。

反对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斗争

自1962年至1966年，由于党中央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其中毛泽东本人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另外，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也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更有所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地纠正这些错误，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1966年夏，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持续，与毛泽东1957年以后越来越严重的个人专断和理论错误有着直接联系，同时也与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思想上宣传一套极“左”理论，在政治上推行一条极“左”路线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了巨大损失，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遭受到了严重挫折。

毛泽东晚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

历史证明，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发生的原因，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1957年至1966年这十年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⁷¹⁾这个结论，明确而全面地概括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越来越严重的错误，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上的错误，有一个逐步严重的发展过程。

如前所述，1956年，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了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正确论断。他并且正确地提出，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后来，毛泽东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思路走下去。

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匈牙利发生了一系列社会事件。这些事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致使他在1956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重大事件。半年以后，在我国即发生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错误地提出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二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党内是非问题的争论，直接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并认为这一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继续，从而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向党内。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了错误的概括。他在全会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了如下论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公报还认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这些论断，是经过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它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是产生党内修正主义根源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

为八届十中全会所接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提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违背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要消灭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我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客观实际。

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们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1964年下半年，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教训的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的正确方面是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偏向，肯定了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它仍然包含着严重的错误。这表现在:第一，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二十三条”认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时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种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篡夺。由此“二十三条”强调，全党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第二，“二十三条”提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遍存在于党内和各级政府中，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第三，“二十三条”提出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要求阶级斗争不应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要扩大到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二十三条”的这些提法，不仅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错误，使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导致了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的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65年9月，在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这样，又把阶级斗争的重点由社会上转移到党内，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指向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到了1966年春，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鉴于党内和国内如此严重的危险的阶级斗争形势，过去所进行的各种群众斗争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而必须发动和进行一场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以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了的各级权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根据这样一种理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特定含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且这样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的阶级形势和党与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它关于“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种种提法，混淆了敌我和是非界限，是极为错误的理论。

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的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大量的正确方针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第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导致了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强加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诸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混淆了敌我。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晚年理论上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从历史方面讲，中国共产党成长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在近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战争方面的成功经验，然而，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缺乏思想准备，对于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思想领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缺乏正确处理的经验。这就导致了对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旧方法、旧经验的照搬，从而造成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因此，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或者认为中国会很快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把一切要求稳定发展的意见斥之为右倾，或者认为阶级斗争将大范围、长时期地存在，把党内的思想分歧一概视之为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另外，从国际环境上看，60年代初，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同时在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中国共产党也在国内党内展开了“反修防修”运动。然而，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准确的认识，结果造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混淆了理论界限，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斥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体制上分析，建国以后，我国未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

最后，从主观方面看，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特别在1959年错误地发动“反右倾”运动以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削弱和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毛泽东个人手里。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进行充分酝酿，往往由毛泽东个人匆忙作出决定。毛泽东的个人意见谁也不能有异议，谁也不能反对，而毛泽东本人也逐渐骄傲起来，逐步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他甚至背离唯物史观，提出要有无产阶级的“个人崇拜”。这一切，又造成了多数人失去必要的手段和能力，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总之，毛泽东晚年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由各种复杂原因促成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对他本人早期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违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必须把它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持续，与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助长和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有直接关系。

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鼓吹一套“左”的理论，助长党内“左”的情绪。“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和江青又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一系列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罪恶活动。这种助长和利用，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四人帮”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阴谋活动，而且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之下，提出了一整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以此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

林彪、“四人帮”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一反动的世界观，表现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方面，是鼓吹“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表现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是鼓吹“先验论”、“天才论”。

早在60年代中期，林彪就在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之下，宣扬一种否定一切客观物质条件的意识决定论观点。如他声称，在精神和物质的一切关系中，始终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他甚至认为，精神的东西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是无条件的和不可估量的，“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爆发出很大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又把这种“意识第一”的唯心主义论点发展到了极点，声言只有思想的革命才能决定一切，人们必须“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与林彪一样，狂热鼓吹精神万能论的“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曾作了如下断言:“‘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变成了一纸空文?”。在这里，姚文元将“存在第一，思维第二”的唯物主义原理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原理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坚持存在第一即是形而上学，是机构唯物论。这表明，他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是一种否定客观存在决定作用的“精神万能论”。

“四人帮”的另一个“理论权威”张春桥，也同样卑劣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能动性理论，将之曲解为“精神决定一切”的“精神万能论”。毛泽东曾有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论断。它的实质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指导;而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则决定于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张春桥在解释这一论断时，将“正确与否”几个关键性的词语拦腰斩去，将之曲解为“精神决定论”。如他声称“精神与思想是一个意思，如果说‘精神决定一切’是错误的，那么物质决定一切就对了吗”?“主席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没有讲其他决定一切。”“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⁷²⁾这几句话，和盘托出了“四人帮”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与唯物与精神关系问题上的“精神万能论”相对应，林彪、“四人帮”在哲学认识论方面大肆贩卖“天才论”和“先验论”。为了达到篡夺党和国军用最高权力的政治目的，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个人崇拜。1958年夏，康生就别有用心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196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鼓吹“天才论”更近乎至极。他完全否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理论结晶，声称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天才的创造”。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为了配合其发动政变的布置，更加肆无忌惮地鼓吹“天才论”，并声言，谁不承认他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谁就不符合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林彪散布“天才论”，表面上是赞树毛泽东，实际上是赞树他自己。林彪的逻辑是:发现天才的人更是天才，因此他也是天才。针对林彪一伙的唯心主义天才论，毛泽东曾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成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认识，而决不能和少数野心家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还号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批判，揭露了林彪一伙“天才论”的哲学实质和政治骗局。

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表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即是宣扬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搞乱全国，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将这一理论解释为在“一切领域”立即打掉一切“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解释为“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们从这种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诬蔑诽谤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同志，志称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某些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们就可以安营扎寨，经营他们的安乐窝了。

基于这种“不断革命论”，“四人帮”喊出“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鼓吹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并在所有制上实行“穷精神过渡”。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破除社会主义的一切，谁坚持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谁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这一理论，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毫不相干。它的实质是在“全面专政”、“不断革命”的口号之下，把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打成“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进而污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剪除，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之下，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歪曲为旧的生产关系的遗留，进而歪曲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予以全面破坏。

“四人帮”的这种“不断革命”，在哲学根据方面，是他们所一再宣扬的“上层建筑决定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曾大肆鼓吹一种“政权决定一切”的理论。后来“四人帮”又变本加厉，提出了“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理论。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看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不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只是阶级关系的产物，是由上层建筑，特别是由人们的思想决定的。如他们宣称:“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反映，是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与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⁷³⁾又说:“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⁷⁴⁾这意思是，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与上层建筑一起决定生产力。这种理论，把上层建筑，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决定论。

1975年，“四人帮”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在学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时，“四人帮”编了一个所谓的“语录”，这个“语录”在引用列宁《伟大的创举》中“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一段话时，故意删去了“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句非常重要的话。姚文元在一篇关于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在讲到如何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时一连讲了四个“必须”，全是讲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稍后，张春桥也在一篇在于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声称:“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这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经济结构，都不能从前一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如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不能产生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四人帮”散布这种理论，无非是要说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归根到底不决定于生产力而决定于谁掌握政权。

“四人帮”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的理论出发，宣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不停顿地“改革”，并由此演绎出了一系列反动的唯心的论点，如所谓“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只要抓好阶级斗争，农场可以颗粒无收，工厂可以不出产品”，以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给走资派涂脂抹粉”，如此等等。

“四人帮”的“上层建筑决定论”，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上，同时还表现在他们的阴谋史学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败露以后，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从此，“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掀起了一股所谓“评法批儒”的浊浪。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伪造历史，鼓吹政权决定一切、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看来，中国自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斗争的历史。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而且，“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此问题。”他们甚至胡说，秦朝灭亡的原则，并不是由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矛盾的激化，而是由于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得不够彻底;西汉王朝前期和中期之所以巩固，是因为反复辟斗争取得了胜利，而胜利的原因又由于“在中央政权里始终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江青则更露骨地声称:“中央有两派，一派是儒家，一派是法家;年青的都是法家，老的都是儒家。”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江青还别有用心地说，“吕后是法家”，“要做单独一条突出宣扬一下”。这就彻底暴露出了“四人帮”所谓“评法批儒”的旨意。

“四人帮”的阴谋史学同时也是影射史学。“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明目张胆地声言，这次运动“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罢官问题，是罢你的官还是罢我的官，是你上台还是我上台的问题。”1974年6月，江青曾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批判“现代的大儒”，她并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全国范围内一时间掀起了批“宰相”、批“周公”的逆流浊浪，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

林彪、“四人帮”的哲学，除了表现为宣扬“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外，在方法论方面，还表现为形而上学猖獗。

形而上学是林彪、“四人帮”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体表现为打着反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幌子，大搞片面性、一点论。他们用对立否定统一，用“对着干”代替矛盾规律。他们把矛盾的一方绝对化，用“宁要……不要……”的绝对化公式，对抗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观点;他们既否定一般又歪曲特殊，把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特征随意夸大，抹杀事物的本质规定;他们反对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

林彪、“四人帮”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因而，它不断地遭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败露。林彪及其死党飞逃国外，在途经蒙古时折戟沉沙，暴尸荒野。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又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终于结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全国规模的、深入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清算他们的种种反动罪行，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拨乱反正，为全面恢复和发展党的正确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创造条件。

为了彻底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其中《材料之三》，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清算了“四人帮”的各种反革命谬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他们的极“左”路线。不仅揭露了江青集团包括林彪集团所推行的路线的极“左”实质，而且揭露了它的反动性、欺骗性和破坏性;不仅分析批判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内容与特征，而且思考和总结了导致极“左”路线横行的原因和教训，第一，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因而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尤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第三，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必要。不应将领袖加以神化，不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和集体之上。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

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人们分辨是非、识别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促进了人们更准确、更完整地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然而，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对林彪“四人帮”路线极“左”性质的认识与揭露也是极为曲折的。当时，在党内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坚持一种称作“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这一错误方针的指导之下，他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订立了一条清规戒律，这就是不准批“左”，只许批右。谁要批“左”，谁就被扣上“砍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罪名。这种指“左”为右的批判，严重阻碍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正常进行。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表明他不但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而且在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因而，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抵制。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1977年4月14日，他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提出的要完整准确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到哲学理论方面，便是真理标准问题，具体说，是以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还是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真理标准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都作了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歪曲宣传，这个很明了的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今天，为了深入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在文章看来，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对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有说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强调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都不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文章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会削弱理论的意义。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革命的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都离不开实践的检验。文章指出，革命导师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而且为我们树立了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表现在他们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包括自己所提出的学说在内的一些理论，通过实践检验来修正错误、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正在于革命导师坚持了一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最后，文章强调，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应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标准。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被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问题的基本原理，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理论重新颠倒了过来，因而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受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赞扬。6月2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精辟地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驳了那种认为只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原话的错误观点，也就是“两个凡是”的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要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只能照抄照搬革命导师原话的观点，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他号召全党来一个思想上的大解放，彻底打破林彪及“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邓小平的讲话，突破了“两个凡是”对拨乱反正设置的种种障碍，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同时也理清了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为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