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第五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毕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还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成就和挫折，他的政治实践和他的哲学思想都是异常紧密地直接相连的。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毕生从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的思想和著作无不围绕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大量地蕴涵在他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中。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虽然被人们当做哲学著作来研读，但这些著作本身还是为了具体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即使是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专门的哲学著作，也是围绕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思想上揭露、批判各种危害革命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从而直接服务于革命和建设。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直接程度，不仅为古往今来的一般哲学家所未有，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导师也有所不及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这一方面，那还是只看到问题的一半，而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来说，还只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服从于政治的。只有既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服务于政治，又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服从于政治，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为什么说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呢?这是因为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一贯是把政治放在主导地位，而使哲学处于从属地位。他在以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时，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地处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相互关系，而常常以哲学观点为既定的政治路线进行论证。这种以直接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就决定了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正确或基本正确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其作用是积极的;而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错误或基本错误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其作用则是消极的。哲学思想直接从属于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毛泽东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它使青年毛泽东由唯心主义、二元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在其晚年在一些重大的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这一根本特点，人们就能够如实地掌握毛泽东一生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也就能够令人信服地解答毛泽东晚年为什么恰恰在他一贯倡导的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就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不是简单化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又不是表面化地归结为骄傲自满，而能够从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找到它的更深刻的根源。

早在青少年时代，当毛泽东还未走出韶山冲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时，他就从家乡的贫穷饥荒和农民的自发斗争中滋长出反抗意识。当他读了一本叙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郑观应著的鼓吹维新图强的《盛世危言》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初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在走出韶山冲之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如同溪流冲出山谷，迅速奔腾向前。在极短的时间内，他走过了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到参加辛亥革命，从赞成君主立宪到反对帝制的思想历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由于当时国难当头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和师友的影响，毛泽东已初步形成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为了救国救民，毛泽东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思潮，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他都研究和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为了改变中国积弱的现状，他曾寄希望于所谓大气量人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种认为社会的变革要从精神领域入手，把精神作用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具有改造社会能量的特殊人物的思想，不言而喻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人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就充分说明，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整个毛泽东思想是服从与服务于革命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正是由于一股劲儿要革命，才在革命过程中逐渐懂得什么是正确的认识，如何取得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从而写出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在书斋中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是先有了成熟的哲学思想才去从事革命的。处在幼年时期的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规划新中国建设蓝图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当时的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毛泽东又提出在民主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二者就是不一致的。这既不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他一贯认为主要任务即主要矛盾的思想。尽管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建国头三年并未对实际工作造成多大消极影响，但它却埋下了其后逐步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的祸根。

195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根本好转，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它与国有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矛盾有所加剧，这就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不断批评“将来突然转变”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出台。按照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日，即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这样，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毛泽东的这个新的观点虽然不同于他原来一贯的主张，却显然是他关于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就使得原来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不一致的情况在把社会主义改造当作当前迫切任务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偏离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各种成分状况的科学分析和由此而确定的正确政策的基础上实现的。这表明，毛泽东这时的哲学思想已开始部分地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它就不能不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适应对农业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片面性特点的观点，这就是片面夸大了与当时农业生产力基本适应的个体农民所有制的局限性，片面夸大了当时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片面夸大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强调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普遍发生盲目冒进的情况，仍然一味上纲上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把坚持客观条件斥之为“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把坚持稳步前进当作“小脚女人走路”。在批判右倾思想不断加温的情况下，不仅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而且还导致1956年经济发展的冒进。毛泽东这时的哲学思想不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理论。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诫，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党的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明确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八大以后，毛泽东在和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中还表示，不仅个体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在此前后，针对国外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发生的闹事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1957年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尽管反右派斗争严重干扰了这一学说的贯彻落实，然而不能不看到，从1956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一年多时间中，由于毛泽东对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具有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因而在哲学思想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毛泽东毕生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

1958年4月，毛泽东就修订了原定15年赶超英国的指标，认为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⁷⁵⁾到了这年的9月，他又提出明年基本上赶上英国，15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⁷⁶⁾到了这年的11月，他已经在考虑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中国早过渡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⁷⁷⁾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他认为周恩来等在1956年提出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40条》，泄了6亿人民的气，给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为了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都大讲认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如果不联系人民，不同与人民联系的干部接触，就什么也不会知道。毛泽东自以为他的批判反冒进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感情与要求，而实际上他所反映的只不过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少数干部的急躁冒进的思想。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的错误在于没有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而实际上没有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质的正是他自己。他据以批判反冒进的“马鞍形”根本是不存在的，1957年的经济工作不仅不是低潮，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太遥远，为此，他强调不论城乡应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他提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恢复供给制，等等。正是他的这种盲目乐观情绪感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动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

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遍及全国农村的“共产风”，为了抵制“共产风”，全国农村又普遍发生瞒产私分。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上纠正“共产风”。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到庐山会议后期反右，经过三年经济困难，到七千人大会，再到八届十中全会，随着政治上纠“左”反右的起伏跌宕，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反复曲折的变化。在纠“左”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他强调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比较实事求是和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在反右的时候，他又把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指责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毛泽东就把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使得“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工农业生产都遭到极大破坏。面对严重困难，毛泽东又决心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认识论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起来，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不可能制订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在论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⁷⁸⁾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显然是对“大跃进”以来工作所犯错误在哲学上进行的总结和反思。在经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以后，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严厉地批判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所谓“单干风”、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的所谓“黑暗风”、主张为受错误批判的同志甄别的所谓“翻案风”，把这些工作中存在的不同意见都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后来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升级。从上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反复曲折的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如何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

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按照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纷纷上报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根据这些报告，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论证《决定》的观点，毛泽东在修改《决定》时增写了一段前言，集中论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项实践中，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强调，认识的过程就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在《决定》的开头之所以要增写这一段话，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关于中国社会中出现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根据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最后得出的科学结论。问题在于，他在《决定》中所据以立论的自以为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是未经鉴别的。根据这样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制作而得出的结论，就不能保证它必然正确而不是错误的。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实际上是从《实践论》向后倒退。大家知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强调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有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在《决定》中，毛泽东所根据的恰恰不是合于实际的感觉材料，而他在为《决定》所写的前言中，却要求全党把这种不是根据合于实际的材料而得出的结论当作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结论来遵循。这就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哲学是直接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路线的。这种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论证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也就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紧接着，为了适应国际上反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毛泽东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坚持“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坚持“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和《人民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也是直截了当地表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

在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的推动下，1965年1月出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已经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到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揭开序幕。

在1966年5月7日和16日，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期间，相继出台了《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按劳分配、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五·一六通知》则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两个文件的几乎同时出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为了摧毁全部现存秩序。《五·七指示》作为毛泽东理想社会的蓝图，则被作为建设性的纲领。二者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二者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思想的产物，但它们却是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观点。

《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后来正式被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不是毛泽东本人概括的，但确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就有了确定的含意。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总概括。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比较集中地还体现在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理论问题指示》和《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所有这些都是紧密结合当时斗争的需要，它们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特点较之以前各个时期都更为突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如前所述，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立即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路线。这种过渡是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因此，尽管毛泽东在主观上最坚决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的模式，坚持独立自主，不倦地探索合适自己情况的道路，以致在探索中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摆脱苏联的模式。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之所以出现某些偏差，是由于他削足适履，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一味地服从和服务于搞没有完全摆脱掉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归根结底则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片面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只要在经济制度上实现了上述三条，再加上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认识的主要缺陷是脱离开生产力，局限于从生产关系方面认识社会主义，而没有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的统一上，也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上来认识社会主义。这就导致了忽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忽视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物质基础。而忽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够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及时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因而也就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和我国的实践都证明，脱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们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的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使社会主义建设走偏方向。这是因为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作目的，为坚持而坚持，就要妨碍党和国家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固有的、可以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优越性。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就要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以及文化教育科学体制等进行改革，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由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因而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不顾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急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又不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各种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及时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而是在一个时期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力，一味求大求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哲学思想上就不得不竭力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决定作用。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理论上并不否认在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毛泽东并未切实据此部署实际工作，而是极力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样，承认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还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通常不必要等到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才去变革生产关系，而是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当生产关系开始不完全适应或不能充分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可以根据这种矛盾发展了多少的状况，主动地调整生产关系。这当然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表现。毛泽东在50年代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的错误就在于过分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连萌芽状态的不适应也还没有大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人为地拔苗助长，主观地去变革生产关系，并用反作用的决定作用加以论证。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则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只能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种情况，而不存在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另一种情况。因此，只要变革了生产关系，就能自然而然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然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无条件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追求公有制的载体规模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了。

如果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已经在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国情。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在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上，又脱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们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的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未能及时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不仅如此，为了贯彻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政策，他竟提倡以贫为荣、以富为耻，把得益于土地改革和响应党的号召而勤劳致富的原来的贫下中农不再作为依靠对象，造成广大农民不敢“冒尖”的不正常现象。长期以来，有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如包产到户)，由于被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倾向而加以取缔。有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和政策，却被认为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加以改变。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也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还违背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在党内和社会上就不能不产生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以自己的认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毛泽东不仅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化，片面地竭力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同意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说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而且把不同观点都看做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所遇到的曲折而愈演愈烈。如果说在50年代初、中期批判薄一波和邓子恢时还只提到资产阶级立场的高度，那么到批判彭德怀时就直截了当地认为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把所谓修正主义加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通过这种不断加码，凡是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都被看成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因而对他们的斗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革命辩证法就被扭曲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理论工具。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上的主观随意性还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析的侧重点的变化上。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毛泽东是侧重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特殊性的。也正因此，我们党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但在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偏差，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这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由侧重着眼其特殊性转向侧重着眼其普遍性。到庐山会议上认定过去10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了生死斗争，这就连原来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的论断也加以否定了。这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是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任意发挥的。

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由于对国情的认识存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因而政策的制订不仅脱离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且必然损害群众的利益。这种偏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群众的抵制。但是，毛泽东却错误地把这种抵制归结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此而错误地在群众中用开展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样，毛泽东本意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政策和措施，却恰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由于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毛泽东在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往往竭力把有利于自己观点和某些个别的、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全面的、本质的东西，从而在总体上、本质上违背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毛泽东的这种主观主义，既不同于历史上教条主义那样一味从书本出发，也不同于历史上的经验主义那样一味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它虽然或多或少具有某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但在根本上却是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作为其主要特征。对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工作中几次大的失误，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有时对形势之所以作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并不是完全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想，而往往是由于片面夸大了特定的情况，从而对具体的事件不能作出切合实际判断。比如，1958年之所以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于他把极个别单位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绝对化，主观片面地认为全国范围内新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又如，“大跃进”时期一度广为流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样一些主观主义十足的口号，之所以得不到毛泽东的及时批评纠正，也是由于它或多或少凭借了不是反映事物本质和主流的特定条件的特定现象。在我国推翻了反动统治并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些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和单位，的确出现过许多过去不敢做也不敢想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并有一定限度的。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结论，仿佛可以不顾任何条件不受任何限制地为所欲为，这就把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能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合理的命题，夸大成为在任何情况下主观的东西都可以起决定作用这一荒谬的命题。毛泽东既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就不得不竭力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以至于把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到实际上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程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再如，由于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我国已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得出了在任何地区，任何单位都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以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中的确是存在某些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

用正确的理论来为不正确的实践辩护，这在毛泽东晚年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在反右倾运动中，面对“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不仅听不进不同意见，反而借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把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大批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借辩证地看问题为名、颠倒是非的作法，严重地破坏了唯物辩证法的声誉，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造成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如果说借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以拒绝正确的批评只不过是在反右倾运动中造成不良后果的话，那么，毛泽东借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错误难免论，指针对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同志为形而上学的做法，就在更长的时期、更广泛的工作中起了维护错误的更加不良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定意义上的错误难免论，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工作中的一切错误都是难免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应该也可以力求避免基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而导致的种种错误;另一方面应该也可以力求避免不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是由于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态度所导致的种种错误。这两个方面的错误，从原则上来说，并不属于难免论的范畴而是属于可免论的范畴。把一切工作中的错误都归结为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难免论，既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的原则界限;又掩盖和保护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粗疏作风，使一些本来可以避免和克服的错误得不到防止和及时纠正。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所以是错误难免论，是由于认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认识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遵从实践的检验，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主观和客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毛泽东晚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不顾实践的检验，不愿按照实践的揭示修改自己原来的认识，而是一味坚持已被实践证明其为错误的观点，其结果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情况在“文革”前已经有所表现，在“文革”中表现尤其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的观点，不但不排除而且恰恰要求在认识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从而纠正错误，实现正确的认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实践的主体则是广大群众。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既可以由于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情况，修改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又可以由于倾听在社会实践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思想水平、理论素养、业务才能的人们从各个侧面提供的意见和建议，从而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克服认识过程中主观方面的种种局限性。而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把一些干部和群众为了改进工作而提出的不同意见，往往不加分析地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等政治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错误难免就成为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敢于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棍子。

从上述关于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发生偏差的主要原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和他毕生的哲学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正确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正确的，而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出现严重错误时，他的哲学思想由于要为其提供理论论证，因而也就随之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这个根本特点，在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中，从负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明显。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5～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3～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2～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5～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1～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36～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29～8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43、8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2)转引自《哲学研究》1983年第12期，59页。

(73)方海:《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红旗》，1972年2期。

(74)和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1976年第4期。

(7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1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3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5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819、8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