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环节”作用与“费尔巴哈派”阶段

第二节　“中间环节”作用与“费尔巴哈派”阶段

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起到了“中间环节”的作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这是我们探讨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时必须首先予以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含着两个内容：一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二是如果存在这个“中间环节”，它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的问题，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并对“无关论”、“等同论”、机械“环节论”作了批驳，本节的重点是阐释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派”问题。

一、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作用

我们认为，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是存在着费尔巴哈哲学这样一个“中间环节”的，那么，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作用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恩格斯说是“某些方面”，这“某些方面”又是哪些方面呢?对此学界也是语焉不详，本节欲对此做一点阐释。

1.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和“颠倒”原则

对于费尔巴哈的“新哲学”，马克思在1865年1月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50]那么，费尔巴哈强调的“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几个论点”是什么呢?对于这一点，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有过明确的回答，他说：“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地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51]

这里我们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对于经典作家所说的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宣扬了唯物主义”这一历史功绩，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恢复，即“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52]思想的重新确立；二是全新地对待事物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态度和思维方法的确立。恩格斯说得好：唯物主义就是“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53]。也就是说，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要从本体论的视角提升到认识论的视角，将它理解为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一种方法。以往，人们在谈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时，更多地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即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恢复，其实这一方面对马克思的影响恰恰是最小的。其实，真正给马克思思想以巨大的启发和影响的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地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正是凭借这一方法，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开始了自己的两个伟大的转变。

那么，费尔巴哈是通过什么方法“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的呢?我们说是通过他的“颠倒”原则。“颠倒”原则既是费尔巴哈改造黑格尔哲学和一切旧哲学的纲领，又是费尔巴哈批判思辨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方法。它实质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时，指出它的实质就在于颠倒了思维与存在、主词与宾词的关系；二是主张用主词和宾词再颠倒的方法把唯物主义的内容再恢复过来。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指出：“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鲜明的真理。”^[54]他进行哲学改造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揭露黑格尔哲学颠倒主次、是非的本质，将被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所以，费尔巴哈认为，他的哲学方法和黑格尔的哲学方法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具有第二性的、主观的、形式的意义的东西，在他的哲学中具有第一性的、本质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是形象的东西，在他看来是实物；黑格尔使主观的东西客观化，他则使客观的东西主观化；黑格尔从无限出发，他从有限出发；黑格尔往下降，他则往上升；黑格尔把人倒立着，他则使人端正过来。也就是说，黑格尔颠倒了事物的主次、正反，他要把这一切再颠倒过来。“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55]在批判宗教时他又说：“只要我们把宗教上的关系颠倒过来，始终把宗教设定为手段的东西理解成为目的，把宗教认为是从属的、次要的东西，把宗教认为是条件的东西，提升为主要的东西，提升为原因，这样，我们就会打破幻觉而看到真理的纯净光辉。”^[56]

费尔巴哈的“颠倒”原则是唯物主义的“颠倒”，正是通过这种“颠倒”的方法，费尔巴哈揭开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秘密，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完成了德国哲学“从天上到地上的”革命。费尔巴哈的“主客颠倒”方法极大地启发了马克思，马克思称它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创始的批判方式”，他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去，成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并一步步地走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问题的确立。

首先，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把黑格尔颠倒了的逻辑理念和现实事物的关系再颠倒过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在他那里，“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做事实本身来对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因此，黑格尔所关注的就“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57]黑格尔哲学具有逻辑神秘主义色彩。

其次，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的关系再颠倒过来。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的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58]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结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59]既然市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必须研究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一思路，使得马克思最终走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问题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2.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

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直接理论来源，对于这一点学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我们的问题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于“两个内核”：一个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个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对于马克思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我们并无异议，问题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所讲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是本原的，意识是再生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产物，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呢?如果肯定马克思继承费尔巴哈哲学的就是这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他为什么要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呢?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们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入手。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所以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不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去掉了人本主义，也就没有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是敌视人的，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则不同，他强调人，承认人是现实的独立的肉体存在，把人看做感性的对象，把人提升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这就是费尔巴哈哲学比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优越的地方。

其实，对人的认识在哲学史上早就开始了。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人、思考人了，无论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是苏格拉底的“人啊!认识你自己”，都体现了那个时期哲学对人的重视。但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这种认识还是零星的、片段的，人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于外部世界之中，沉默于自然之中。整个中世纪，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人被神所淹没。在人类思想史上，人真正被重视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开了人道主义之先河。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将人道主义变成了他们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喊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最终完成了人从神的权威下解放出来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虽然将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却又将人置于自然的规定之中，人成了“机器”和“面粉团子”，在自然面前，人只能是顺从，不可能有创造，人成了自然界的奴仆。一直到19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人才从自然的规定中解放出来，德国古典哲学将人提升到了“全部哲学的顶峰”，“人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但人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又变成了理性和绝对精神，成为自由地驰骋在人类思维天国中的精灵。可见，无论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还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都只是抓住了人的某一方面，法国哲学抓住了人的自然方面，德国哲学抓住了人的精神方面，都没有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的真正统一，这就是费尔巴哈走上哲学舞台时世界哲学面临的问题。

费尔巴哈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以前哲学的这些弊端，他要解决这个困惑哲学界两千多年的问题，他要对哲学进行改造，他要建立一种“新哲学”。他认为，人才是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的基础，是这些关系的集中体现者，“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60]。他要运用“人”这一武器，去攻破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这两座堡垒。他说：“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但我一贯地只把明显的、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和例证作为根据。”^[61]他公开宣称“新哲学”把“人”和“自然”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据，而在人与自然中，他强调人的重要性。费尔巴哈认为，自然是无始无终的，在时间上是第一性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自然只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却不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而人却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因此，在地位和作用上，人是第一位的。“新哲学”的核心是人，出发点是人，落脚点还是人，充分体现了费尔巴哈哲学巨大的人文关怀。费尔巴哈公开宣称，他的哲学就是“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其宗旨“主要地也是为人的哲学”^[62]，是“人本学”。“新哲学完全地，绝对地，无矛盾地将神学溶化为人类学……溶化于完整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之中。”^[63]

在人类思想史上，把人提升到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从哲学的高度肯定人的感性存在，费尔巴哈是第一人，这是费尔巴哈的一大功绩，从而也使他的哲学获得了许多新的内容。他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他的人本学是唯物主义的人本学，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是一致的；但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用马克思的话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64]。费尔巴哈哲学这一特殊形态，使他的哲学既高于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又超越了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

虽然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在生物学上是具体的，在社会学上是抽象的，他把人只理解为“感性存在”，而不是“感性活动”，不能科学地理解人的本质，也未能把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真正统一起来，但费尔巴哈将人作为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基础，这个路径无疑是正确的，它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跃迁到人的感性活动，这正是马克思要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就是在人是哲学的奥秘这一思想的统领下，进入到了人的奥秘在于实践的层面，最终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从人的感性存在过渡到人的感性活动，创立了自己关于人的解放的哲学。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运用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思想，他明确指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65]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人是人最高本质”的思想中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6]，并提出“人类解放”由无产阶级完成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异化复归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阐述劳动异化理论，并进一步提出生产实践使人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的思想。在《神圣家族》中则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7]的思想。凭借着对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一步步走进了唯物主义腹地。可见，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本学思想才是构成青年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中间环节”的内在根据。

3.费尔巴哈的无神论的宗教异化思想

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费尔巴哈把毕生的精力都投放到了对宗教的批判上，他的目标是用理性的火炬去照亮宗教的黑暗，使人从彼岸的候补者变成现实的现存者。

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够揭露宗教的秘密从而在德国结束了宗教的批判，从理论上说就在于他以人本学解释了宗教的异化，把宗教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本质的异化，世界上本没有上帝，是人创造了上帝。“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宗教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他放一个上帝在自己的对面，当作和自己相对立的存在物。上帝并不就是人所是的，人也并不就是上帝所是的。上帝是无限的存在者，而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上帝是完善的，而人是非完善的；上帝是永恒的，而人是暂时的；上帝是全能的，而人是无能的；上帝是神圣的，而人是罪恶的。上帝和人是两个极端：上帝是完全的积极者，是一切实在性之总和，而人是完全的消极者，是一切虚无性之总和”，“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你可以从人的上帝认识人，反过来，也可以从人认识人的上帝；两者都是一样的”。^[68]“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价值，他的上帝就也有这么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爱情秘密的公开供认。”^[69]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现在，他却反过来统治人，让人对他顶礼膜拜，人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仆，人的本质被彻底异化了。

费尔巴哈宗教哲学思想为整个实证的批判奠定了基础。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维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70]。宗教批判是对“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政治的批判”等一切批判的前提，所以，尽管费尔巴哈将宗教和思辨哲学的想象的世界归结于世俗的基础之后，就停止不前了，但马克思仍然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因为他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只有“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71]。

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思想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提供了可借用的形式。费尔巴哈把异化的主体从抽象的理性转换为现实的人，把异化的客体从思想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的对象，他虽然仅仅研究了宗教领域中的异化，但它所提供的人的本质异化的方法却使得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得到说明。马克思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了政治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经济异化和劳动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异化，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科学理解“费尔巴哈派”的含义

关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是否经历了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问题，国内学界对此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目前，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中，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恩格斯无疑是夸大了这种关系，因为“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以抽象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为前提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即一个以一般的唯物主义立场为特征的所谓“费尔巴哈派”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因为“马克思曾经有过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信仰、迷信的时期”。第三种观点认为，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在1843～1845年春，既不属于“费尔巴哈派”阶段，也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阶段，而是属于青年马克思从信仰黑格尔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其中，费尔巴哈起了某种“中间环节”的作用。

这几种观点表面上看来针锋相对，一个说存在着“费尔巴哈派”阶段，另一个说不存在“费尔巴哈派”阶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因为这里有一个对“费尔巴哈派”的理解问题，理解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不同。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费尔巴哈派”，是指马克思信奉费尔巴哈的基本思想体系，“返回到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为前提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按着这一标准来衡量，“费尔巴哈派”阶段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确不曾存在。因为，即使是在受费尔巴哈影响最大的1843年和1844年，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完全站到“以抽象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为前提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而是对“抽象自然界和抽象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72]

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费尔巴哈派”，是指“马克思曾经有过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信仰、迷信的时期”，如果按着这个标准来衡量，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又确实存在过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因为，马克思本人也承认自己对费尔巴哈哲学有过“信仰”和“迷信”时期。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当1845年春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73]，这要被清算的哲学信仰是什么呢?无疑就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1867年，马克思重读《神圣家族》一书后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说过：“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74]

第三种观点认为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在1843～1845年春，既不属于“费尔巴哈派”阶段，也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阶段，而是属于青年马克思从信仰黑格尔唯心主义到信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其中，费尔巴哈起了某种“中间环节”的作用。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也很难苟同。首先，它割裂了“费尔巴哈派”阶段和“中间环节”的统一关系。“费尔巴哈派”阶段和“中间环节”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那只能是因为马克思利用了费尔巴哈哲学这个“中间环节”，走了这座“桥梁”，而不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中间环节”是“因”，“费尔巴哈派”阶段是“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离开“因”来谈“果”，或离开“果”来谈“因”，都是违背逻辑的。其次，它违背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性。从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看，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是要有一定属性的，纯粹的“过渡时期”是没有的。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在1843～1845年春，既不属于“费尔巴哈派”阶段，也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阶段，而是属于青年马克思从信仰黑格尔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这实质上没有指出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上的思想性质，也背离了问题探讨的前提。

那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中到底有没有过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呢?我们认为，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文本中去，看一看恩格斯当年是怎样表述“费尔巴哈派”这一概念的，只有弄清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我们才能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中是否存在着“费尔巴哈派”阶段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关于“费尔巴哈派”这一概念，恩格斯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75]通过对这段话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是因为《基督教的本质》“这部书的解放作用”。这部书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解放作用”，是因为“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个矛盾”就是“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是在这个矛盾中彷徨”。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强烈地影响了”马克思，是因为它具有“新观点”。“这种新观点”是：其一，“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即唯物论。其二，“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即无神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费尔巴哈派”的表现是他们“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强烈地影响了”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费尔巴哈派”的一员，对费尔巴哈思想并不是全盘接受，盲目随从的，而是“有批判地保留意见”，并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费尔巴哈派”是“一时”的，而不是永久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费尔巴哈派”实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费尔巴哈哲学对他们的“强烈地影响”，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欢迎”态度。“强烈地影响”意味着不是个别观点的“侵入”，而一定是立场、方法的“占领”，表现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费尔巴哈哲学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欢迎”态度表现为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迷信”和过高评价；“强烈地影响”是因，“欢迎”态度是果，“强烈地影响”是本质，“欢迎”态度是现象；“费尔巴哈派”是“强烈地影响”和“欢迎”态度的统一，是立场、方法的占领和“崇拜”、“迷信”的统一，是“因”和“果”的统一。依据这个标准，我们认为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的。

三、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首先，我们看一下费尔巴哈哲学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强烈地影响”。这种强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费尔巴哈的立场、方法去分析社会问题；二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在他们的著述中大量地使用了费尔巴哈哲学术语。英国学者麦可莱伦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1843年夏精心写作的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的每一页都表现出费尔巴哈方法的影响。”^[76]其实，不仅是1843年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这之后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至1844年11月的《神圣家族》都有明显的费尔巴哈思想和方法的痕迹。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思想上是属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但残酷的现实却让马克思满怀信心而来，失望苦恼而去，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解释不了现实的社会问题，现有和应有相分离，这不能不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但出路又在哪里呢?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马克思不得不重新返回书斋，进行理论研究，探索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寻求改造社会的新的理论武器。正是在这时，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先后出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马克思“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并开始运用费尔巴哈的思想和方法分析社会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方法分析社会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在该书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主客“颠倒原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弄颠倒了，“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要获得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在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最为明显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异化复归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阐述劳动异化理论，使得马克思无论是借用费尔巴哈哲学的立场、方法，还是使用他的基本观点，无论是对费尔巴哈过高的评价，还是频繁使用费尔巴哈哲学术语的程度，都是前几部著作所不能及的。

马克思在运用费尔巴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问题的同时，开始频繁地使用费尔巴哈哲学术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等就是典型的费尔巴哈语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77]；这些思想无疑是费尔巴哈德法联盟思想的继续。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78]，和《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等话语都是费尔巴哈的语言和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使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达到了顶峰。《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对费尔巴哈赞赏、推崇的最后一部著作。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了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从前哲学信仰”的全面清算。结稿于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使这一清算工作得以最终完成。

其次，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待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在1841～1844年这四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是持“欢迎”态度的，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期间仅仅有过两次批评性的保留。一个是在1842年3月20日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在宗教的一般本质问题上“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79]。另一个是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信中在谈到对《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评价时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80]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批判费尔巴哈的词句了，而给予的都是热烈的颂扬，甚至是过高的评价。即使是这仅有的两次批评性的保留，也是在充分肯定基础上的批评，而不是否定性的批评。一个是“有些争论”，但“不涉及原则”，也就是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同费尔巴哈一致的；另一个是“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也就是说，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方面他是赞同的，以往我们引用马克思这两句话时，往往更多强调的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区别，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

表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持直接肯定态度的最早标志是1842年2月10日给卢格的信中的一句话。信中，他在谈到准备评论拜尔(K．Bayer)的著作《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时，认为费尔巴哈1840年的一篇书评“是一种友好的帮助”^[81]。1842年3月20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说：“《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诚心诚意追随过的《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不合适了，表示“更乐意从新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由于这篇修改后的文章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很难知道这“新的观点”是什么，不过这封信的下一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思路，他说：“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的。”^[82]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是接受的，并准备运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重写《论基督教艺术》一文。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到即将出版的《德法年鉴》理论任务时指出：“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83]对费尔巴哈的肯定之意，明晰透彻。

1843年10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费尔巴哈，邀请他写文章批判谢林，马克思在信中对费尔巴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而一旦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84]在这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从事的事业称为“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把费尔巴哈的哲学称为“真哲学”。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说：“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很明显，完成宗教批判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鲍威尔，黑格尔强调宗教和哲学的调和，思辨哲学的本质就是宗教神学，而鲍威尔把犹太人解放这一世俗问题化为犹太人先从犹太教彻底解放出来的神学问题，这既不能完成对宗教的批判，也不能实现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只有费尔巴哈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恩格斯也说：“德国最近对泛神论的批判非常彻底，简直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费尔巴哈在‘轶文集’中发表的提纲……对这个问题谈得极为详尽。”^[85]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即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86]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到1844年达到了顶峰。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越来越经常借用费尔巴哈的命题和术语，而且在于马克思在著作中直接赞扬费尔巴哈，甚至是过高的赞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正因为费尔巴哈著作的科学性，“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嫉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正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第一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87]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保持着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在批判鲍威尔等人时他们说：“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88]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一个拥护路·费尔巴哈的人，就是在后来他也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它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不够全面。”^[89]

再次，“费尔巴哈派”阶段的时间界限。目前，国内学界对“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下限基本没有分歧，即到1845年初，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时期。但对“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上限，看法就不一致了。第一种观点认为，上限的时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时期，因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受到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上限的时间应划定在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因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主要是在1841年开始的。恩格斯晚年曾回顾了这段历史，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过程”。第三种观点认为，“上限的时间应在1843年的上半年，即马克思离开《莱茵报》之后不久，特别是在他旅居克罗茨纳赫镇期间”，理由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运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方法分析社会问题；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不能成立。其一，时间上不吻合。马克思是在1840年下半年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的，1841年3月完稿。而费尔巴哈的成名作《基督教的本质》也仅仅是在1841年上半年发表，其他几部重要著作都是在1841年以后发表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是不可能阅读到《基督教的本质》等代表费尔巴哈重要思想的著作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直接从费尔巴哈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中援引了伽桑狄对伊壁鸠鲁的评述，但这只能算是引用，还谈不上影响。其二，《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对神学的批判，其中包括马克思对伽桑狄曲解伊壁鸠鲁无神论的批判等，但批判的依据是“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其根本原因还是“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90]显然，马克思这个时期对神的认识和批判，是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来完成的。退一步讲，即使费尔巴哈无神论思想对马克思有影响的话，最大程度上也只能算是个别观点的“侵入”，根本谈不上对马克思立场、方法的“占领”。因此，将“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上限时间从《博士论文》算起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二种观点，我们也不敢苟同。恩格斯虽然说过由于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马克思和他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的话，但这句话还不能成为“费尔巴哈派”阶段上限的依据，因为，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是对这个“依据”的一个颠覆，即“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我们知道，《神圣家族》写作时间是1844年，而不是1841年，这期间相隔3年多的时间。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和许多读者一样，只是把《基督教的本质》看成了一部无神论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唯物论的著作，直到费尔巴哈不得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澄清这种误解，并在1843年发表了观点鲜明、唯物主义气息浓厚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以更加清晰明快的笔调阐述了自己的唯物论思想，表明自己的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区别，才使马克思等人完全清醒过来。而马克思本人也多次谈到《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这两部著作，1844年8月，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称赞这两部著作“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91]。而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却很少谈到。事实上，正是这部著作对马克思影响最小。40年后，恩格斯谈到《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作用，尤其是唯物主义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它1843年再版的影响。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上限从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开始算起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上限的时间应在1843年的上半年，即马克思离开《莱茵报》之后不久，特别是在他旅居克罗茨纳赫镇期间”。因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正是从这一时期他同卢格等人的通信中显现出来，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立场、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也正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