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费尔巴哈哲学的逻辑起点

第一节　终极存在：前费尔巴哈哲学的逻辑起点

纵观整个传统哲学，从古代哲学的产生到近代黑格尔哲学，历时两千多年，哲学史上演出了多幕不同的悲喜剧，哲学的形态、哲学的性质、哲学的观点等都发生过重大的变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理论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在哲学的逻辑起点上，它们具有一致性，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它们具有共同性。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的唯物主义，都没有能跳出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窠臼。

一、“本体论”思维方式

从历史上看，“本体论”这一概念包含着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涵义。首先，“本体论”是指一种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就这一点而言，它与认识论、方法论、人本学等以研究主观精神活动有关的理论相区别，属于研究“存在”本身的客体理论。其次，本体论也可以看做对待事物和问题的一种特定的理解方式和方法。从这一点而言，本体论已经超越了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的意义，而是具有了人们认识问题时以之作为前提和出发点的思维方式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它不仅适用于客观存在的领域，而且也可以运用于主观精神的领域。可见，本体论既是传统哲学的基础理论和核心内容，又是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式；既是传统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传统哲学用以研究各种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方式。在世界理论中，它表现为追求世界最高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在认识论中，它表现为追求知识最高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在价值论中，它则表现为对于一切行为原则的最高的善的考证。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和作为思维方式的“本体论”是不能等同起来的，二者有着理论取向上的根本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联系，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它们在应用中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致很难给它们区分开来。实质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共同的载体就是“本体论”。

作为一种哲学学说，本体论贯穿于整个传统哲学始终，它萌芽于古代，中世纪哲学的神学理论是本体论的异化表现形式，兴盛于近代17～18世纪，19世纪的黑格尔哲学是它的顶峰形态，同时也是它陷于瓦解的开始。在这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虽然也间断地产生过认识论、人本学等理论形态，但它们均无法构成对本体论哲学富有威胁性的挑战，始终难以动摇本体论这一理论形态的统治地位。在黑格尔哲学之后，现代哲学开始了一场针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反叛”运动，从此才使本体论这一理论形态走向了衰落。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是本体论哲学中最根本、最深层的东西，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整个传统哲学的思想内核和理论灵魂，构成了整个传统哲学在历史上最富有代表性的理论遗产，构成了整个传统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内涵。本体论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本体论哲学的形式，超越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所具有的涵义，而成为许多人思考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使得本体论的主体地位虽然从近代哲学以来就已被逐步消解，但它的作用仍然存在，今天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还在受“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指挥”和影响。

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本体论的基本特征是：在现象与本质、主观性与客观性、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相互分裂的前提下，试图以追求原始性存在、本原性存在的方式，以求得事物的本真、本来面目。用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的话说，这是一种以追求终极存在、永恒本体和绝对真理为目标，“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从初始本原去推论现存事物的还原论思维方式，从两极对立追求单一本性的绝对论思维方式”^[1]。这种逻辑追寻来自于这样一种理论诉求：我们现实生活中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属于存在本身，隐藏在它的后面、作为它的基础的那种超经验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眼睛是骗人的”，“自然喜欢躲藏起来”，事物是什么，人是什么，不决定于当下存在的事物和现实活动的人，而是取决于他们来自什么，是那个隐藏在现实的事物和活动着的人背后的那个永恒的本体决定着他们是什么。经验存在与存在本身是一种演绎关系，即经验现象中的一切都来自于存在本身的规定，从存在本身就能得到对经验现象的合理解释。所以，传统哲学认为外在的、偶然的、现象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只有那种内在的、必然的、本真的存在才是真实可靠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消除现象的纷扰，深入到事物后面去把握它的真实底蕴，只要追寻到世界的本体，就找到了打开人世间一切奥秘的密码和钥匙。因此，对外在超越本质和力量的追求，成了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终极存在成为传统哲学的逻辑起点。对此，高清海教授又进一步概括为，“本体论”思维方式“就是从抽象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走向空幻理想的思维方式，引人缅怀过去的思维方式，依赖事有先定的思维方式，消解对立瓦解矛盾的思维方式，追寻彼岸世界的思维方式，远离现实存在的思维方式，否弃真实生活的思维方式，从云端讨论世俗事务的思维方式，信赖外在权威的思维方式”^[2]。

古代哲学是在人类经过漫长的朦胧状态发展之后，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用自己的理智去理解事物的第一步，它否定了原始宗教和神化的幻想意识，创建了理性思维的科学认知方式，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古代哲学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原始的、素朴的，甚至是幼稚的，它的哲学思维是一种笼统直观的思维，属于未脱离直观对象的初级阶段的思维。所以，无论是哲学的鼻祖泰勒斯，还是“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都把万物的本原说成是具体的东西，直到巴门尼德事情才出现转折，他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存在，从而才把世界的本原从具体的感性事物，如水、火、气等，提升为思想对象的世界，把世界明确地分为感官对象和理智对象两种，把世界一分为二，即感官所见的经验世界和思想把握的本原世界，为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后来的哲学基本上是按着这两条路径发展的，一条是沿着自然本性前进，另一条是沿着属人本性前进。但不论哪条路径，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是共同的：都是在感官对象世界之外另建立一个本原的世界与它相对立，并认为只有本原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对人类现实存在的感官世界的理解，只能到本原世界中去寻找。

按着这一致思理路，整个传统哲学先后出现了以原子为逻辑出发点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原子论哲学和以理念为逻辑出发点来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理念论哲学；以经验作为认识的出发点的经验论哲学和以理念为认识本原的理念论哲学；把精神作为万物本原的主体性哲学和把自然作为本原的客体性哲学。原子论哲学为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所创立。他们注重的是对象身上固有的自然物质本性，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其他的一切只是在虚空中运动着的原子的不同结合状态，原子聚集在一起是事物的生成，彼此分离就是事物的消失。原子论哲学是古代哲学中第一个同唯心论哲学相对立的唯物论派别。但原子论只能说明事物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方面，却无法说明事物因人而获得的那些属性。理念论哲学则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创立。他们认为理念是事物的模型，事物因“分有”理念而获得规定，成为不同性质的事物，理念作为事物性质的规定并不存在于事物自身，而是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之中，要了解现象世界，必须先了解理念世界。理念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标榜为先验论的唯心主义派别。但无论是原子论，还是理念论，他们的哲学主题都是要去寻求作为万物之本原的那个存在，虽然他们对这个存在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但他们共同认为感官知觉到的是虚假的知识，只有理智得到的才是真实的知识，真实存在的世界只能是那个本原存在的世界，至于感官世界只能是真实世界的影子。

作为对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动，近代形而上学则表现出更多的认识论特征，笛卡尔哲学开启了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二元论体系打破了以往哲学思维与存在混沌不清的状况，“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3]。在此之后的哲学就是在寻求思维与存在怎样才能实现统一这一致思理路基础上展开的。但由于他们对人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把握，致使在处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或此或彼，不是从这极跑到那极，就是从那极跑到这极，始终实现不了二者的统一。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论哲学家试图实现以存在为根据的统一，然而，由于他们把精神归结为物质，把主体变成客体，取消了主体的能动性，因而并未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同时，以莱布尼茨、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则把存在归结为思维，把客体变成主体，取消了存在和客体的客观实在性，因而也未能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

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一上手就把消除或此或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他们最终也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康德哲学实现了思维与存在在现象界的统一，却不能实现它们在“物自体”中的统一。费希特用“绝对自我”消灭了“物自体”，实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却是以牺牲存在、牺牲客体的方式为代价的，因此并不是真正的统一。谢林不满意费希特的做法，将“绝对同一”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作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基础，但这种无差别的统一却毫无现实意义。黑格尔在上述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统一的思想，从而从“无差别的同一”进入到了“有差别的、包含着矛盾与对立的同一”，这是传统哲学发展的最高成果，然而由于他的哲学的根基建立在了唯心论的土壤上，存在只是思维展现自身的形式，因而这种统一仍然不是真正的统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按照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任何对立的两极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则必须从它所出、由它规定，最终也必须复归于它，它追求的是一种无矛盾的绝对的同一性。这样做的结果，整个哲学史，一切旧唯物主义抓住自然本体不放，坚持单纯的、自在的客体性原则不动摇，只是从被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取消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唯心主义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从能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但它们抽象地、片面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也只能是一种单纯的、自为的主体性原则。这样，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不仅仅是固执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而且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曾试图消解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对立，以新的思维方式去开拓新的哲学道路。这一探索的最高成果就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基础——概念的世界。概念是自在的客观世界对自为的主观世界的生成，即外部世界转化为思维的规定；同时，概念又是自为的主观世界对自在的客观世界的生成，即以观念的形态构成思维中的客观世界。自在的自然和自为的精神、单纯的客观性和单纯的主观性同寓于自为的概念世界之中。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以概念自身的生成和外化去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真与善的统一，就把发展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概念的自我对置、自我运动，从而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神秘化了。可见，在两极对立的矛盾中，无论你从哪一方面去建立一元化的统一性，都不可能完全地表现它们的关系，都会留下未说明的空白内容。要想消除“非此即彼”的矛盾，必须转换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二、“本体论”思维方式产生的理论根源

传统哲学为什么要把那虚无缥缈的“终极存在”、“绝对本体”当做自己的逻辑起点、当成最高理想去追求呢?“本体论”思维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以至于占据哲学统治地位达两千多年，而且就是在今天，也没有人敢说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存在，一方面与人的本性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关。

首先，“本体论”思维方式符合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的要求。人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种存在。人来源于动物，又区别于动物；人是自然的产物，受自然约束，却要改造自然，主宰自然；人是生命的存在，又总不满足于生命的存在；人拥有“物性”，却总要超越“物性”，去获得“神性”。人是什么?如何认识人?这个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提出来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哲学家们或者抓住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把人与动物等同起来；或者抓住人的精神属性的一面，把人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对立的双方始终统一不起来。所以，面对着哲学上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人们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

只有到了马克思这里，人的问题才得到科学的解决。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这就是说，人是一种以实践为本性的存在，正是由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才将人从动物大家族中提升出来，真正成其为人。而所谓实践的本性也就是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本性，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统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5]“自己的生命活动”在自然面前只能是顺从、适应，不可能去抗争，更谈不上改造了。在这里，生命完全属于自然，自然是通过环境来主宰生命的。而在人那里呢?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蜜蜂建筑的蜂房令人叹为观止，但即使是最蹩脚的工程师也要比最聪明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进行生产活动之前，对于活动的方案已经成熟在胸了，他的活动实际上是在他的思想、意识指导下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正是由于人的这种“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使得他不仅能用过去规定现在，更能用未来范导现在，这就使生命由原来依赖环境的生存方式，变成了依赖自身活动的生存方式；生命原来属于它的环境的组成部分，对于人的创造活动来说，环境现在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反而成为人的生命组成部分。这就说明人的生命本性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拥有“双重生命而非单一生命”，是“种生命”和“类生命”的统一体。“种生命”是为人与动物所共有的“自然生命”，它由自然给予，具有自在性质，有生便有死，是有限的；“类生命”则是由人创生的自为生命，仅仅为人所特有，是无限的。人没有“种生命”不行，仅仅具有“种生命”也不行。没有“种生命”，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为人了。而仅有“种生命”只能说明人是一个生命体，人还没有从动物家族中脱离出来，还不能称其为人。那么，人之为人，人高贵于动物之处在哪里呢?就在于人能超越“种生命”的局限，去追求那高于“种生命”、具有永恒意义的“类生命”。人不会满足于碌碌无为的生活，总是要追求那超越现有的存在，这就是现实生活中人为什么总是“不知足”，“挣了千钱盼万钱”，“当上皇帝想成仙”的根本原因。人的这种“价值存在”、“意义存在”而不是“物质存在”的“类生命”本性，决定了人总是不满足于当下的存在和生活，总是希望追求一种更高的存在和生活，这就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

可见，“本体论”思维方式不满足于当下经验事实的认知，试图从事实后面去发现事物的本体；虚化感官现存事物，向往神秘的本体存在；抛开可见的现存世界，去追求一个不可见的本体世界等，这一切正好满足了人类具有的超越现实存在、追求永恒和理想存在的形而上本性的要求。因此，本体论作为一种解释原则完全是属于人的，它表现的是人从人的观点去理解和把握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必然存在着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其次，“本体论”思维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相联系。不成熟的理论是与不成熟的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人类进入文明历史的一个很长发展时期里，由于受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虽然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是“人”了，具有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的独特性，但对于如何把握这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涵，人们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大的猜测性和独断性，它往往不能真正反映出人及其所处世界的真实本性，经常是以非人的关系去表达人的关系，以非现实的方式去分裂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世界。如果采取历史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本体论思维方式就是在人的这种认识状况中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从人自身发展状况的视角，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形态和相应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其中，人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大体上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的独立性阶段，大体上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类阶段即是指共产主义社会。

传统哲学主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在这种形态下，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因此，个体的力量非常软弱，只能凭借群体的力量获得生存，这时的人只能是大写的“人”，个人只能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他们只能从族群中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力量，也只有在归属于族群的意义上才被称为人，独立的人格还不存在。所以，这时候的人，如果你问他是谁，他会说：“我不属于我自己，我是城邦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生产力水平和人自身发展状况下，面对着强大而神秘的自然界，人类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无能，往往幻想有一个强大的外在权威充当依靠和保护的力量。适应这种理想追求与现实力量矛盾状况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当然不可能直接反映出人及其所处世界的真实本性，必然会把一切都抽象化、理性化，只能以非人的形式去表达人的关系，以非现实的形式去表达现实世界，以绝对的形式去表达相对的本性，以先在规定的形式去表达理想中的存在。这在哲学的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作为这种理论的典型代表就是本体论哲学。本体论哲学确立的所谓本体，作为超经验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虚拟的悬设，既不可以证实，也不可以证伪，这样就非常方便赋予它人们所需要的品性。所以，许多哲学家便把人在现实世界中暂时还不具有或根本不能具有的一些品格、性能和力量加在了本体身上，使它成为人们所期望的一个最高的保护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柏拉图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经院哲学家的“上帝实体”，到斯宾诺莎的无限的“自然实体”，莱布尼茨的神秘的“单子”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明显地凝结着人的最高理想和愿望，它们所以能够得到当时人们的信仰和尊崇，就是因为他们既能满足人们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又能满足人们祈求权威保护的渴望。

再次，“本体论”思维方式能够占据哲学统治地位达两千多年，除了有其人性的根据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原因外，还与它能直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本体论哲学追求万物的始基、世界的本原、变中之不变的东西，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找到存在的根据，为人找到生存立命的根本。这一理论旨趣决定了本体论哲学必然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也就是说，这种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存的世界作出合理的解释，它重在说，而不是在做。即使是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思想，也只能是在承认客观事物存在的前提下，对事物发展的一些改良的建议，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改造的思想。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革命性不强，保守性有余；同时，本体论哲学告诫人们的是：人的命运并不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其“本体”规定好了的，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人们应该安于现状，满足现实，一切对命运的抗争都是徒劳的。这样一种哲学性质和特点恰恰符合统治阶级维持自己统治的需要，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愚弄人们最理想的理论工具。所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还是黑格尔哲学，都曾被统治阶级确定为官方哲学备加推崇，原因也就在于此，在中世纪，哲学更是成了神学的婢女。

三、“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理论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本体论哲学及其所具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有其人性的依据和历史根源的。因此，对于这种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决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的否定，必须承认它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

第一，本体论哲学及其思维方式使矛盾对立方走上分解和分化，推动了科学理论的发展。本体论哲学是在素朴实在论观念的基础上，伴随哲学理论一同产生的。素朴实在论是这样一种信念：相信通过感官所经验到的事物是实在的事物，观念和外在事物具有同一性，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外部世界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事物与之相对应，人是怎样观念的，外部事物也就是怎样存在的。素朴实在论属于直观的本能意识，在这种意识里，一切矛盾是直接统一的，实际上矛盾被消解了，观念的对象是直接给予的，这就意味着人只能接受一个现成的世界。可见，如果人类永远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恐怕也就无科学发展可言了。而“本体论”思维方式属于“分析——演绎”的逻辑思维，它一开始就是要否定既定的世界，在它的背后去寻找一个真正实在的本体世界，它开始就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去怀疑现存世界的真实性和完善性，并自觉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探求现实世界背后的真实存在。这样，从本体论思维方式出发，哲学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向度的领域，其中既有人和物的本质存在方式，又有人和物的非本质存在方式，由此便造成了一系列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现象与本质、质料与形式、感觉与思想、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等，本体论思维方式既是奠基于这些关系分裂基础上的哲学思维，反过来也推动了这些矛盾关系的进一步分解和分化。人的认识正是在这种不断分化中发展的，只有把对象分解为不同的方面，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把握事物的本质。本体论哲学孕育着科学理论的诞生、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就体现在它的这种作用上。

第二，本体论哲学及其“本体论”思维方式在人们尚缺乏现实力量的情况下，具有鼓舞人心、升华人性、解放思想，并满足人们寻求外在权威保护的意义和作用。人如果永远按着素朴实在论的观念去活动，那么，人与动物也就相去不远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素朴实在论必然被分析理论所代替，而本体论哲学恰恰是从本能直观走上分析认识的第一个理论形式。本体论哲学虚化感官现存事物，向往隐秘的“本体”存在，不满足于当下的生存状态、给予的现成世界，意图追求一种新的生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世界。哲学家们悬设的本体存在于彼岸世界，虚无缥缈，但它的内容和意义却完全是现实的，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以本体的形式表达了人类不满足于当下，超越现实，追求永恒的形而上的本性，就这一点而言，本体论哲学及其“本体论”思维方式无疑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家园和精神支撑，对唤起人的觉醒、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本体论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和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

本体论哲学及其“本体论”思维方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达了人的觉醒，表征了人把握自己命运、理解自己存在意义的强烈意向性。然而，具有理解人的愿望和意向并不一定保证能够把握和认识到活生生的人，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认识人的方式的片面性，抱着理解人的无限热情，其结果却是“误解”人、“扭曲”人、“瓦解”人、“失落”人。这正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致命缺点。

第一，本体论哲学表达了人的觉醒，说明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为人，但由于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原因，人类还不能从人自身固有的本性去理解人、把握人，还不得不诉诸身外的根源，试图从某种先定的本质演绎出人的规定性。而本体作为一个假想的产物，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就使得人们把想要拥有的一切都赋予给本体，然后再让它产生出一切来。在这里，本体俨然就成了宗教里的上帝和神，在这一点上，本体论哲学具有虚构和假想的性质，和宗教神学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同时，作为超验性的本体，哲学家们对它规定得越具体和详尽，他们的思想就越显得“独断”。不同的哲学家对本体各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独断论”的性质；还有，本体论哲学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必然就要周延圆满，自圆其说，毫无纰漏，于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本体论最终都演化成浩大的封闭体系，窒息了哲学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我们要注意到的问题是，本体论哲学的主要缺陷不仅仅在于“本体”的虚构、假想性和封闭性，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不在场”。古希腊哲学的理论旨趣聚焦于万物的“始基”问题，即变中之不变者，杂多中之“一”，也就是说，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这种以外在的本体诉求为主旨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理论传统。在中世纪，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甚至在比附的意义上为宗教神学的统治提供了逻辑证明，致使人们对世界本原的解读以一种神创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近代伊始，西方历史进入了“以头立地”的时期，理性成为时代精神的主导，人的主体性虽然得到了高扬，但却是片面地发展了。西方传统哲学正是由于受制于追寻世界本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造成了人的失落和人的现实世界瓦解，这才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根本弊端。

首先，“本体论”思维方式是一种否定人的创造性，超越性、使人失去自由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思维方式所承诺的“本体”，作为一种在现象背后并主宰着现象的终极存在，构成了一切为之出发的逻辑起点。按照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理解，人的本质并不在人的自身，而是被规定于先在的本体中，这正像动物的本性和行为方式早已由它的物种规定好了一样，人也是按照本体所规定的尺度而活动的，甚至人所理想的未来，在本体里也早已安排就绪。很明显，在这种理论里，本体是支配一切的主体，人则不过是实现主体规定的一个活动工具而已，不论本体是被理解为自然物质存在还是被理解为绝对精神存在，人的这一地位都没有被改变。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那里，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维中也不能走出自然，人的精神要想冲到有形的世界范围之外乃是徒然的空想，人类只能“无言地顺从”自然的法则，甚至还要“死心塌地”地接受自然的安排。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人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黑格尔哲学中，人虽然被提到“全部哲学的顶峰”，甚至，黑格尔本人也感慨地说：“为甚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尊严才受到尊重?为甚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自由禀赋才得到承认?”^[7]但人在黑格尔哲学中也不过是遵循“绝对精神”的指示行事的一个“活工具”，是“侍立在世界精神王座的周围，作为它的现实化的执行者和它的庄严的见证和饰物而出现”^[8]的，这样，人完全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本性，在本体面前，人成了客体，无能为力，而本体则“反客为主”成了宰制一切的主体，人就被彻底地失落了。

其次，“本体论”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瓦解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本性的单向思维方式。按照“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它追求的是一元化的绝对本质，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一切矛盾都被消解了，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其现实的本性恰恰在于自身矛盾的两重性质，甚至是多重性质。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由多重矛盾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情欲冲动和理想追求等多重矛盾关系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人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存在，是矛盾的统一体。然而，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定式却是要在这种多重矛盾关系中，找到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充当权威和中心的一面，并从这一面出发，去支配和控制另一面。依此思维逻辑来理解人，必然是对人的生命多重矛盾本性的一种瓦解，抓住矛盾双方的一面而否定另一面，这与人的生命本质是内在冲突的。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人“深入”理解的结果，正是远离现实世界、远离现实的人。它的所谓本体世界、本真的人，不论把它理解为物质本性还是精神本性，都只是一种人为虚构的抽象物。抽象化的“本体”被用做现实存在的替代物，因而只能陷入抽象化的虚构世界。传统本体论哲学作为思辨的形而上学，犹如一个蒸馏装置，凡经过它处理过后之物，都要失去现实内容，变成抽象存在，人就是这样被具体变抽象、立体变平面、整体变碎片了。

再次，“本体论”思维方式是一种无视人的历史性、发展性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思维方式总是从先验的本体出发，来理解人的创造性和发展的性质。但在这里，本体又是一个超历史、超越时空的永恒“在场的”万变中的不变者，而人的发展、创造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本体”这一指挥棒的牵引和控制，也就是说，对人而言，根本谈不上发展和创造，一切都由“本体”这个上帝安排好了，你还要创造什么呢?你要谈创造，上帝都发笑，笑你“无知”，笑你“天真”，笑你“幼稚”。本体犹如如来佛的手掌心，纵然你有七十二般变化，也跳不出它的掌心。所以，从“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角度，所谓人的发展和创造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和本体“狡黠”。即使在最有历史感、最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黑格尔那里，也是用本体来确定历史，而不是用本体来规定哲学的理性，是让“在场”来决定“不在场”，而不是让“不在场”来引导“在场”，所谓的发展与创造，也只能是绝对精神的发展与创造，是概念的一种逻辑推演，其结果，正是对人的发展和创造的一种遮蔽。

最后，“本体论”思维方式是一种把人物化了的“物种思维方式”。所谓“物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在把握物种时所运用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寻求此物与他物区别开来的思维方式，一种寻求物种界限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物种思维方式”是由物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物的存在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物种思维方式”。那么，物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呢?其一，封闭性。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大自然已经为它规定好了一切，完全不需要自我超越和二次生成，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猫生下来就是猫，不涉及怎样去做猫的问题，而人生下来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还需要二次生成，需要学会怎样做人的道理。其二，无矛盾性。物的存在和物种的规定性是完全统一的，根本不存在自然性与超自然性、肉体和灵魂的对立与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9]这种生活必然是一种单一的、单调的、无矛盾的生活。其三，孤立性。物种的规定性决定了它与环境、与其他物种以及物种内个体之间的隔绝。与环境之间，使用的是单一物种的尺度与之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与其他物种之间，自然规律支配一切，不存在分工、合作的有序的社会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这种直接的同一关系，既使它们失去了自主和差异，又把它们之间分离开来。与上述特性的物种存在方式相适应，产生的认识方式就是物种的思维方式，即使用求同法或求异法，寻找出一物区别于他物，并为这一物种所有个体所共有的属性或特征，依此给此物下定义，以期达到对此物所谓科学的把握。这种物种思维方式显然与本体论思维方式同出一辙，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物种的思维方式。因此，运用本体论思维方式来认识人，不论它口头上多么重视人，多么强调人，由于在根本上它遵循的是物种的思维方式，是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人，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人的物化和失落。

传统哲学以本体的形式去表现人、以本体世界的形式去表现人的现实世界，恰恰是把人变成非人、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了非现实的世界，人被融化于世界之中，以客观实体形式出现的就不再是人，而是异于人的外在力量，转过来人就不能不受它的主宰，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充当一个工具性的角色。这样的理论，在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人的世界尚缺乏现实基础的条件下，对促进人的意识觉醒、提高人的创造信心是有其积极作用的。而当人的力量壮大以后，它的作用就转化了，对人的创造活动不仅起不了积极作用，甚至成了严重的障碍。所以，费尔巴哈哲学就开始做“找回人”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