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

第三节　感性活动：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是遵循着实践的致思理路来完成的。费尔巴哈将人的感性存在确定为哲学的逻辑起点，使哲学的视野从天上转向尘世、从理性转向感性，完成了从天上到地上的革命。但由于感性存在的理论误区，费尔巴哈最终没有实现思维与存在、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真正统一，费尔巴哈哲学停在了途中。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那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这一伟大工程的奠基性工作就是将“感性活动”确定为自己哲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开始了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超越。

一、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40年代，当马克思、恩格斯走上哲学舞台时，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基本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肯定了在自然界中，物质是本原性的存在，是一切现象存在和变化的基础，这一成果主要是由法国哲学家来完成的；二是肯定了在属人世界中，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是富有创造性的能动主体，人在认识中是通过自身固有的规律去把握外部的对象世界，这一成果是由德国古典哲学来完成的。法国哲学论证了自然物质的本原性，德国哲学论证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这两方面恰恰表现了“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不同本质。但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这两个成果是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出现的，哲学家们分别研究了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却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其中每一个命题都是在否定另一个命题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在论证这个命题时，必须要否定另一个命题。自然世界强调的是自然物质的本原性，属人世界强调的是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从自然世界说明不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从属人世界说明不了自然世界的物质性，两个世界彼此对峙，无法统一，这就是以往哲学发展最后汇集的矛盾焦点。

对于以往哲学，我们不能说哲学家们未曾想过要把这两个对立的世界统一起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尝试着统一这两个对立的世界，之所以统一不起来，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能够把这两个对立的世界统一起来的基础。费尔巴哈走上哲学舞台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一上手就把感性的人作为他哲学的逻辑起点，试图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于自然，再借助于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于人，从而最终实现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真正统一。但由于他和以前的唯物主义一样，仍然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直观而缺乏能动的原则，把人仅仅理解为“感性的存在”，而没有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使得他为我们提供的“人”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仍然没有完成二者的统一。但费尔巴哈将人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无疑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要从人的身上去发现能够将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统一起来的那个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所要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要想完成历史赋予的这一重任，实现哲学观的革命性变革，就必须完成两项工作：一是找到从费尔巴哈所憎恶的抽象王国返回现实世界，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把人加以具体化的现实基础和道路；二是跳出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窠臼，确立起从人们的生产实践出发思考问题的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实际上，这两项工作又是一项工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找到了从抽象王国返回现实世界的道路，即感性活动的道路，也就确立起了从生产实践出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崭新思维方式。反过来，确立了从生产实践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崭新思维方式，也就找到了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的道路。

通过深入的社会政治实践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明显的、然而却“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这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6]。这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一切问题的探究，“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47]。人与动物的分野也是由此开始的。“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8]。但仅仅从生物学的自然本质了解人，还不能具体地把握人，只从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导致感性直观，费尔巴哈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49]，实现人与历史的统一。所谓把“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就是说，要把人看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进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动的人。正像马克思所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个人，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种只具有生物感受性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个人，也不同于唯心主义总体性的精神性和理性。进而，既不同于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感性存在”，也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对唯心主义的总体性的存在物和旧唯物主义的原子式的抽象个人的扬弃与综合，是总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50]。只有立足于现实的感性活动，才能超越旧哲学的思辨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1]正是通过对问题这样的思考和阐释，原本被传统哲学不屑一顾的物质生产实践就被马克思提升到了逻辑的起点，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在这里实现了它的突破。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视阈中的人，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存在。一方面，人无疑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是一种自然生命体；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的人、主体的人，又不能简单归结或还原为“自然的人”，我们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因此，马克思强调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对于这个“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我们只要能描绘出他的能动的生活，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将是人民群众队伍的扩大。可见，马克思哲学的着眼点绝不仅仅在于一般性的人，而恰恰在于人所从事的实际活动，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生产实践活动。正是从这样一个理论视角出发，我们说，将“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就既拒绝了唯心主义的虚幻性，又抛弃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既避免了唯心主义那样抽象地谈论人的自我意识，也避免了旧唯物主义那样抽象地谈论人的感性需要；既肯定了旧唯物主义从作为自然存在物去说明社会起源的唯物主义立场，又肯定了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既与唯心主义从所谓的纯粹精神、理性、思辨的角度界定的人划清了界限，也同旧唯物主义从自然、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人具有本质的区别。而是将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论建立在以实践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首先确定人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这种活动一方面受既定的、不受人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在此既定条件所限制的范围或可能性的空间内，主体是能够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亦即能够在此范围内选择某一特定的、适合于自己目的的存在形式而通过自身的活动使之实现。马克思正是从这样一个理论的视角出发，科学地解释了人的全部历史活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称之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52]。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将“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确定为哲学的出发点，意味着理论视角的重大转换。传统本体论哲学着眼于所谓“始基”的理论诉求，将哲学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使得本体论“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53]。与此相反，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观察方法”，这种方法的出发点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观念形态”^[54]。将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规律思考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就赋予了哲学以崭新的理论内容。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依据人与世界的关系来说明世界，这不仅是马克思超越传统哲学的理论轨迹，更是马克思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彰显。

总之，通过“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理论阐释，马克思确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出发点，正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马克思彻底否定了内蕴于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思维范式，从而也彻底否定了一切旧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哲学用以观察人及事物的那种抽象的、直观的观点和方法，创立了从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来观察、思考问题的理论视角，开始构建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二、感性活动：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过渡的桥梁

在否定黑格尔哲学抽象王国的统治这一点上，费尔巴哈具有重要作用，他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但由于没能科学准确地把握人的本质，把人只理解为感性存在的人，而没有理解成感性活动的人，致使费尔巴哈没能科学地解决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得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仍然是一种超历史的或无历史的人本学。如何实现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过渡，实现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统一，这是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的理论学说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明确指出，要想“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55]，也就是说，要从人的感性活动中去研究，真正做到对历史的研究从人开始，对人的研究在历史中进行，人与历史真正实现统一。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之所以是抽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将人看成了感性的存在，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直观的关系而不是实践的关系，即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感性活动是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过渡的必经之路。

我们知道，“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本属于同一个现实世界，之所以形成两个世界，并且在性质上发生对立，主要是由于人的出现，是人在自己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把世界二重化了。两个世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分裂出来的，也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达到二者的统一。实践既是造成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对立的基础，也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基础。哲学的秘密在于人，而人的秘密在于实践。以往的哲学不是没有接触到实践活动这一现实基础，但它们总是抓住实践活动的某一环节，以此为原则来建立关于世界的总体理论，其根本原因是它们不懂得实践这一真实的基础，导致他们用以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的视角、方法、模式，即人们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践的。它们或是从脱离人的自然出发，或是从脱离自然的人出发，都没有从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统一的基础——实践出发，结果，造成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分离。而要摆脱哲学的这种困境，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把从实践中肢解出来的两个抽象原则再还原于实践，自觉地以实践为原则，从实践出发来处理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关系。到19世纪中叶，从法国唯物主义的人是由环境造成的，到环境又需由人来改变的恶性循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中引出劳动的本质，到人不过是自我意识的矛盾，这一切都将理论引向一点，即只有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回答哲学中的这些问题。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6]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界先后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革命”，另一场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革命”。“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革命”是由费尔巴哈发起的，他运用人的“感性存在”这一思想武器，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天上转为关注地上，从关注彼岸转为关注此岸，从关注神事转为关注人事，从关注天国转为关注世俗。费尔巴哈以为这样就消解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实现了人的现实化。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人形式上是具体的，但实际上却是抽象的，在他那里，人与历史是分离的。费尔巴哈以为完成这一切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主要的工作还没有做哪，剩下的工作就是要进行“从地上升到天上的革命”，这一工作则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马克思运用人的“感性活动”这一思想武器，既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而是从实际活动着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从而真正地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跨越。

费尔巴哈用感性这一武器，与黑格尔的理性相对抗，使唯物主义登上了王座。但马克思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把“感性”看成是一种感性存在，一种静止不变的关系，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能动的活动，即感性的活动，因而它不是以人的“感性存在”而是以人的“感性活动”作为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作为哲学的起点。之所以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费尔巴哈以感性存在的人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都没能使问题得到正确地解决，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一任务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而没有看做实践的问题。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7]。

将“感性活动”作为哲学的逻辑出发点，马克思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人自身的活动去理解人的本质特性，从而把人理解为富于自身创造力的活生生的现实人、社会的人、历史中的人。按照这一观点，人虽然最初来自于自然，是在生物进化基础上形成的，人却不是自然界现成的产品，人是自己劳动创造的产物，人的本质就在生产实践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8]以往的哲学因为不了解人是自身根源的存在，它们当然也就不能从人的自身去理解人了，不得不求助于外，试图从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原因中去寻找人的本性的根据和规定，这样就陷入了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了人的失落。从“感性活动”出发，就为人提供了理解人和外部世界复杂关系的现实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它们之间的既相互否定又彼此统一的本质关系，才能真正把人放到历史中去研究，从而实现人是历史中的人，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人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的提出，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感性活动”理论的确立，使哲学最终摆脱了单纯思辨的传统，开始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观察事物、现实和感性，这无疑是哲学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关键所在；“感性活动”理论的确立，为扬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真正现实的基础上对人作出全新的阐释奠定了基础；同时，“感性活动”理论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超越传统哲学提供了初始的地平线。

其次，“感性活动”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石，建构了“新唯物主义”逻辑体系的真实起点。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这是费尔巴哈的功绩。但囿于理性思辨的传统，无疑是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主要原因，他最终没有找到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现实道路。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的确立，使唯物主义回归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世界，使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历史领域得到了科学的诠释。

最后，“感性活动”理论的确立，突破了传统哲学仅仅满足于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的理论局限，在历史上，从根本上实现了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哲学家只有面对现实的生活世界，关心人事，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转化的意义上实现哲学功能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的理论机制恰恰在于，通过对感性世界的理性思考，使哲学面对现实，切入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发挥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传统哲学的终结与“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发轫

哲学史上，柏拉图是将世界一分为二的第一人。他将世界分为本体世界和影子世界，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认为理念世界决定现象世界，现象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分有”，要想了解现象世界，必须先了解理念世界，这一思想奠定了所谓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老师的哲学思路，将“存在本身”即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确定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据此演绎出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质料与形式、潜在与实在的关系，最终建构起了以对本原的理论诉求为主要内容的本体论思维模式。传统哲学的弊端是它追求一切现实事物背后的“终极存在”，实际上，不管这个“终极存在”是“抽象的精神”还是“抽象的物质”，都是一种脱离现实世界、现实活动的人的抽象本体，从这种抽象的本体是无法认识现实世界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费尔巴哈最先看到了这一问题，也最先开始了对传统哲学的理论批判，发动了一场“由天上降到地上的革命”。费尔巴哈意识到了感性认识的意义以及它对抽象思维的超越性，他站在这个立场上同思辨哲学进行坚决的斗争，用感性对抗理性，将人的感性存在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起点，试图以此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主观和客观、主体与客体、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统一起来。费尔巴哈这一逻辑取向无疑为未来哲学指明了方向，开启了现代哲学发展的新路径。但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另一种感性，即行动中的感性，他不理解实践的本质，他把人只看成是感性的存在，而没有看成是感性的活动，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只看成是直观的关系，而不是实践的关系，这使他的哲学停在了半路上。费尔巴哈借助感性开始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但没有完成这一终结工作；他的革命成果只能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没有发展唯物主义思想；费尔巴哈只是完成了一切批判的前提，批判本身的事情还没有做。费尔巴哈没有走完的道路，终究是有人要走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停步的地方，举起了实践的大旗，开始了对传统哲学的第二次冲击。

“哲学的终结”是现代西方哲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哲学终结”的提出并不是现代西方哲学，在这之前，就不断有人给哲学发出死亡通知，其中最彻底的当属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哲学给予了最高的热情和推崇，认为哲学的“最高权威”和结论是不需要辩护的，如果那样做，就是对哲学的最大的侮辱，“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又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我决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奴役，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59]。1842年，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更是对哲学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他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60]但巴黎时期，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哲学的现实具体功能，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像“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等佳句已被人们所熟知；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61]并公开声明，自己创立的理论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

那么，怎样才能完成对传统哲学的终结呢?这就必须摈弃传统哲学对终极存在进行追寻的做法，跳出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窠臼，将哲学回归现实生活本身，开始对人生活世界的关照。我们知道，存在要有存在的基础，超越要有超越的支点。一种哲学一旦把自己确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它的性质、功能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研究领域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感性活动”作为自己的理论逻辑起点，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揭示了意识能动性的真正的、现实的根源，具体而非抽象地发展了意识的能动方面；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意识显现的事物和现实的真正的客观性和自在性，把旧唯物主义单纯直观的感性确定性发展为历史实践的相对确定性。这样，马克思哲学就把事物和现实世界看成是历史活动中的生成和发展，从而把包括哲学认识在内的一切认识形式也看成是历史的发展过程，这就历史地终结了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和意识绝对性的哲学幻想，最终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同时，它立足于一个更高的基础，注重于从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基本关系上，为人们认识和处理这两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提供指导观点和方法，还意味着“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得以发轫。

首先，“感性活动”是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发生之源。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将“感性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起点。两极对立的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者把自然存在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或者把抽象精神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说到底表现的还是实践观点，不过它们是脱离真实的实践基础，仅从外部表现并且以片面形式的自发的反映而已。这种片面的思维方式只有回到它的真实基础，即从自觉的实践观点出发才能彻底地克服。恩格斯说：“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62]“这个派别”则认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63]

其次，“感性活动”是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发展之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感性活动”——工人的生产劳动进行分析，发现工人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从而创立了劳动异化理论；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的思想再次发生质的飞跃，用生产实践代替劳动异化，公开宣称，“新唯物主义”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从而标志着“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最终确立；《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明确指出，我们的方法“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实践观点思维方式这一发展过程，无疑说明其源头就是感性活动。

再次，“感性活动”是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回归之源。哲学来自生活，还要回归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哲学而研究哲学，而是为了实现对无产阶级生活境遇的终极关怀和终极解决，是人类解放的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这一哲学性质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诉诸实践批判，用自己的理论去指导无产阶级进行人类的解放事业，并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

由此可见，正是从“感性活动”出发，马克思开始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开始了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构建过程。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许多重大的转向，如“分析革命”、“语言转向”、“生活世界转向”、“解释学转向”、“后现代转向”，等等。这些“革命”和“转向”的一个突出标志在于：都是从背叛传统哲学开始，“拒斥形而上学”。而我们知道，批判本体论哲学，颠倒西方传统哲学观，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当年已经基本完成的理论任务。这就意味着20世纪西方哲学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表达和把握的时代，马克思与我们同在。

【注释】

[1]《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2]《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4]《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7]《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8]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6页。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7、68、207页。

[1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页。

[1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4、115页。

[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7～88页。

[1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8、87、102页。

[1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7页。

[1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6页。

[1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3、12页。

[1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7、168、184、169页。

[1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7、87页。

[2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7、80、70、51页。

[2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2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184、115页。

[2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3页。

[2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6、118、239页。

[2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3、523、113页。

[2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3页。

[2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14、6页。

[2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9、186页。

[30]《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7页。

[3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27页。

[3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1页。

[3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14页。

[3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5页。

[3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3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

[40]《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42]《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44]《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4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7页。

[46]《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4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237页。

[50]《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51]《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53]《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54]《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23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8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5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120页。

[6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

[6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