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政治异化到劳动异化
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的本质的异化，但他认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不像费尔巴哈所说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到处都存在着异化现象。“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雏形。
一、劳动异化的主体是现实活动的人
异化概念的出现，表现了人们对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深化。任何形式的异化都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异化的主体是什么，即谁在异化?二是异化的客体是什么，即异化成什么?根据哲学家们确定的异化主体，可以判断其异化理论的性质；根据他们确定的异化客体，可以判断他们对异化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黑格尔的异化观是唯心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黑格尔对异化主体的看法上。黑格尔异化的主体是绝对观念。他认为，物质是被动的、消极的，绝对观念是唯一能动的、创造性的力量，历史就是绝对精神发展、变化的历史。马克思在剖析黑格尔的异化主体时说：“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当者、主体；但主体首先必须是一个结果；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绝对观念就是“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88]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人代替自我意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了根本性颠覆，但由于费尔巴哈将人仅仅理解为“感性的存在”，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其结果是，他虽然将异化的主体物质化了，但也使其贫困化了。他虽然发现了自然界的皇冠——人，但并没有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
马克思的异化观，既吸收了黑格尔异化观和费尔巴哈异化观中的合理因素，又扬弃了他们的缺点。他的劳动异化的主体，既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观念，也不是费尔巴哈哲学中抽象的人，而是具体实践的人，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89]。这样，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第一次在人类思想史上把异化和劳动结合起来，从劳动中看到了人的异化，从异化中看到了异化的主体——劳动的人，从而拨开了笼罩在历史主体上的迷雾。
异化范畴不但要说明异化的主体和客体，而且还要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有将主客体结合起来才可能对这个异化理论有一个准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哲学之前的异化理论，无论是霍布斯哲学中的人的“自然权利”异化、卢梭哲学中的“政治国家”异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形式”的异化，还是费希特哲学中“自我”的异化、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哲学中“感性存在的人”的异化，都没能够实现主客体的科学统一。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单纯从异化的主体来看，他强调的是精神的异化，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如果单纯从异化的客体来看，黑格尔表述的是却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这一点来看，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又具有更多的唯物主义性质。如果不把这两点联系起来看，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对黑格尔的异化观作出正确的结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也是这种情况。从异化的主体看，他强调的是感性的自然的人，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也正是凭借这一思想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树立起了自己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但如果单从异化的内容来看，就很难说是唯物主义的了。因为，费尔巴哈异化的内容是宗教和上帝，是人通过想像力把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出去，当做崇拜物与自己对立，这个异化过程完全是人在精神领域中完成的，是人在自己的意识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上帝，从这个角度看，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又是唯心主义的。可见，异化理论的矛盾，最终体现的是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他们之所以不能使二者统一起来，关键还是没有找到能够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基础。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90]
马克思劳动异化的主体是人，是现实的人，是具体地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是马克思通过一系列曲折道路才找到的社会实践中的人。将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劳动异化的主体来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矛盾和历史事件，都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91]，“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92]第二，社会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一样，它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创造，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不是凝固不变的永恒实体，而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是纯粹的、偶然事件的堆集，其自身有着客观的运动规律。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其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源泉。他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所以，“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93]。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94]。从市民社会追溯宗教、道德、法律等产生过程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其二，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革命。”[95]“革命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96]“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97]其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98]
可见，马克思哲学中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这一异化主体的确立，绝不仅仅是理论研究视阈的拓展问题，深层次的则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即在关注“感性存在的人”(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进而关怀“感性活动的人”；在将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费尔巴哈完成的)的基础上，进而将哲学从地上再升到天上。正是在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导引下，马克思才一步步地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
二、劳动异化理论的确立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就已经开始从政治异化向经济劳动异化过渡。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在市民社会中，“实际上的政治权利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政治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利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99]“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品来。”[100]劳动异化现象真正成为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1844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作了初步的探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则给予了充分的论证。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货币是一种异化，他说：“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权利，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101]同时，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还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种表现，他说：“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对他来说是异己的，是一种强制；(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它活着只为了谋取生活资料。”[102]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货币异化思想较之赫斯等人的金钱异化思想更为深刻，并直接构成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的雏形。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异化劳动还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而是指一般的商品生产劳动。
劳动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本思想。在这里，异化的劳动已经不是商品生产劳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在这里，“工人降为商品，而且降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有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主要内容。但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103]，它“只是使问题坠入云里雾中”[104]。随后，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消耗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结果，“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蠢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05]，工人与自己的产品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在论述产品异化的过程中，明确地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劳动的现实化，这是任何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容。而“异化”则是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劳动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06]。
第二，劳动过程的异化。所谓“劳动过程的异化”是指：“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它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07]这就说明，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的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结果，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08]。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产品异化时，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而在分析劳动过程异化时，区分了“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物的异化”是“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自我异化”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109]，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武力；生殖是去势；工人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110]。劳动异化的本质不在于“物的异化”，而在于“自我异化”。“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111]可见，劳动过程的异化是劳动产品异化的原因，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过程的异化的结果，没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不可能产生劳动结果的异化。
第三，类本质的异化。所谓“类本质的异化”，是指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当是自由的、自觉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他“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112]，结果，人的类本质被彻底地异化了。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性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子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3]因此，“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14]。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15]。
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在私有制下，人的劳动产品，人的生产过程，人的类本质都被异化，那么，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呢?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同他相对立，那它一定属于劳动者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劳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劳动必定给另一个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16]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力量。马克思说：“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17]到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层层剥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性关系终于凸现出来。
三、“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雏形
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它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路径：一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逻辑；二是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马克思异化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运用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的逻辑方法：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设置了一个完美的、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类本质”，而将人的现实看成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未来的社会则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是预先设置了一个理想的人性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现实社会则是这一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异化，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异化劳动的扬弃和“类本质”在人身上的复归。马克思走的是“理想人性——人性异化——人性复归”这一典型的费尔巴哈三段论公式。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表述为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历史，马克思后来批评道：“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118]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的旧术语，马克思说：“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119]殊不知这已是老瓶装新酒，如果不注意到转变是在承袭下来的概念的外壳下实现的，那么，错误的解释就在所难免了。
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使得他的劳动异化理论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劳动异化思想已经具有了“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雏形。
第一，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最大功绩是推翻了黑格尔异化理论中的“绝对精神”的主体地位，确立了人的异化主体地位，从而为异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出发点。但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超历史的，对我们还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在历史之外进行的，它与政治、经济、文化无关，与具体的历史条件无关，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人，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性存在的人，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被各种社会关系所规定的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活动，人不是在他的意识中，也不是在他的肉体中，而是在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过程中，即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异化了自己的本质。这样一来，马克思就突破了黑格尔、费尔巴哈所规定的异化的人的意识界限，把异化引进了具有一定历史形态的物质生产领域。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中，异化的主体是从事生产劳动的现实的人，异化发生在生产劳动中，劳动的结果表现为物质产品，劳动过程是一种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在劳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的关系。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不是主观意识的过程，而是客观的物质过程；不是主体的主观感觉和心理体验，而是统治他们的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这是异化理论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劳动异化理论表明马克思最终完成了对黑格尔的超越，其根本的标志就是马克思以客观的现实的生产劳动取代黑格尔思辨的抽象的精神逻辑，这意味着黑格尔的虚假的主客体统一的“象牙之塔”彻底倒塌，代之而起的是马克思以生产劳动为根基的主客体的真实的统一；劳动异化理论还表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出现重大的进展，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经越过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依据”，从人的生产劳动中来把握。
第二，马克思劳动异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把生产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历史性突破，表明他已接近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完全科学的解决。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由于当时马克思还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对这个“社会特质”的具体内容还不能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还只能把“社会特质”看成是理性和自由，认为市民社会是“群体的理念”[120]。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考察人的重点也从理性转到了现实，认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21]，并且不再笼统地谈一般的人，而是转移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揭示它的历史使命。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开始从物质生产实践方面来考察人，把人的本质直接规定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成就之一。马克思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使人从动物的家族中走了出来。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劳动创造了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2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作为对象性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人为了能够实现自身，必须占有外部对象，把自己的本质投射、转移到外部对象中去，这只能通过劳动才能实现。劳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通过劳动，人们改造无机世界，创造对象世界，劳动越发展，“属人世界”的范围就越扩大，“自然世界”的范围就越缩小，人的本质力量的秘密也就最准确不过地体现在了这个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之中，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便是日益发达的工业。所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23]，通过劳动，人不仅创造了人化的世界，而且也创造了人自身的本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他完全超越了费尔巴哈从人与自然的本体关系寻找人的本质的逻辑路径，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即从人对自然的生产改造中，去论证人的本质的形成和发展，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去揭示人的“社会特质”。生产劳动作为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是人的感性活动，它不仅和精神活动相对立，也和感性存在相对立。从生产劳动方面考察人和人的本质，就突破了以往哲学只是从人的精神方面或从人的肉体方面考察人的传统方式。这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一个根本逻辑路向，正是这一逻辑路向奠定了马克思扬弃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根据，促生了马克思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向。
第三，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的消除孕育着一种实践的观点。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人被认为是不应当异化的，因为在异化中人是不自由的，只有“返回自身”，精神才能认识自己、确立自己。克服异化的办法是“精神消融法”，即异化的克服要依靠纯观念的斗争来完成，而实践则完全被排斥在思考范围之外。对此，马克思批评道，黑格尔“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124]。费尔巴哈认为异化是人的类本质的丧失，是人的非人化。宗教产生于人的依赖感，但人创造宗教却不是靠依赖感，而是依据人的想像力，也就是说通过人的思想，在人的大脑中完成的。因此，费尔巴哈在阐明现实社会的异化和寻求消除这种异化的途径时，就不是从人类的现实生活出发，而是从纯理论出发，认为只要对人民进行宗教的虚伪性、欺骗性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宗教的实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呼唤人们把对上帝的爱转向人类自己，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就能完成对宗教的消除。
马克思认为，人是不应当被异化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领域中发生的异化，人不仅与自己的产品，而且与劳动活动本身、与自己的类本质、与人都发生了异化。既然异化发生在人的生产劳动中，那么，异化现象的消除就不应该到所谓人类永恒不变的本体中去寻找，也不应该到人的思想观念中去寻找，而是应该到社会历史中去寻找，到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异化发生在历史中，发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因此，克服异化的条件也只能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活动来创造。异化不是根源于人类本性的不可克服的缺点，而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异化不是与人类相伴随的永恒不变的现象，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产生，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消亡。因此，批判异化，从而最终消灭异化，不应该站在人类之外，而只能从人类活动的本身去批判产生异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消灭那奴役人、统治人的社会关系，创造一种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新的社会制度，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实践本身的发展和自觉的斗争。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制，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25]“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后果进行斗争。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126]人民群众必然要起来进行革命，通过斗争来消灭异化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
第四，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与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那里，异化虽然是以人的本质的丧失和复归为主要内容，但他讲的人不是离开社会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历史中的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是工人。发生在工人身上的异化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现实，它反映的是工人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关系。因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127]。马克思认为，不合理的异化现象，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这一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
总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虽然还残留着费尔巴哈的痕迹，但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已经突破了费尔巴哈从人自身、从个体与类的矛盾中阐释人的本质的做法，而是把研究的视角转到经济现实、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剖析的基础上来。从人的生产劳动出发去揭示人的本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从根本上变革了以往的也就是本体论的思维逻辑。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这时的思想还被费尔巴哈哲学逻辑方法包含的、落后的形式阻碍着新内容的发展，老瓶装着新酒。只要挣脱这个羁绊，跳出这个囹圄，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就诞生了。
【注释】
[1]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8～9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页。
[3]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
[5]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页。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10]黑格尔：《实在哲学》，转引自汝信：《青年黑格尔劳动和异化的思想》，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第46页。
[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1页。
[1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8页。
[1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6页。
[1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32页。
[1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7页。
[1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7页。
[1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45页。
[2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7页。
[2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34页。
[2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3页。
[2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5页。
[2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56页。
[2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79页。
[2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80页。
[2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2页。
[2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5～466页。
[2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2页。
[3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81页。
[3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80页。
[3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81页。
[3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83页。
[3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6页。
[3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22页。
[3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0页。
[3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08页。
[3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30页。
[3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30～331页。
[4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50～451页。
[4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7页。
[4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8页。
[4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94页。
[4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6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4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00页。
[5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3页。
[5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9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卷》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53]《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8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6、3～4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9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5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5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2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11～12页。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
[8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8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30页。
[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4页。
[94]《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95]《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96]《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9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1页。
[10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页。
[10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10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10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0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3页。
[10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0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0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0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6页。
[1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1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1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1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1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11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1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5页。
[1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2页。
[1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0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12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2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12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1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12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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