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

第一节　“解释世界”：前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

一切旧哲学之所以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其构成因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属性的影响，又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视角的影响。“解释世界”的哲学并不是就没有“改变世界”的意向，但由于它们哲学的立足点和思维方式的限制，使得它们空有“改变世界”的情怀，却得不出“改变世界”的革命结论。它们的“绝对命令”只能是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

一、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哲学家，作为现实的人，他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他的世界观也必然要受到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阶级的影响，从而带上这样或那样的阶级烙印。因此，任何哲学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总是要以一定的阶级作为他的哲学基础，总是要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超阶级的、为全人类服务的、无阶级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

“市民社会”，最初是18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用来表示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用语，通常指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活动关系。与之相对应的用语是“政治社会”，用来表示国家、法律等政治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的“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这就是说，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

诚然，费尔巴哈也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在1845年撰写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本质〉》一文中就说过：“既不应当称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者，也不应当称他为唯心主义者，又不应当称他为同一哲学家。那他究竟是什么呢?在思想中的他，便就是在现实中的他，在精神中的他，便是在肉体、在自己的感性实体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他是社会的人，是共产主义者。”^[1]给人的感觉，费尔巴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利益。其实，我们在费尔巴哈那里丝毫没有看到关于共产主义的任何内容，看到的只是人本主义的逻辑推演：人生下来就生活在“社会中”，因而人是社会的人，又因为是社会的人，所以他是共产主义者。可见，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共产主义当成了人的宾词。对此，马克思批评他说：“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竟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谓词，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的范畴。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相互需要的，而且过去是一直相互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他还是一个理论家和哲学家。”^[2]可见，像费尔巴哈这样的旧哲学家，虽然有时能提出一些貌似革命的词句，其实，他们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最终也没有、也不可能跳出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局限性。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所表现出的局限性，实际上反映出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德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于英国和法国起步较晚，这时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觉醒，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争取政治权利的“第三个战士”，使得德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要求革命，有着推翻封建制度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强烈要求和渴望；另一方面，又害怕站在自己身后、已经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使得它在革命中畏首畏尾，又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使得代表他们利益的德国古典哲学，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革命要求，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表达着革命的愿望，他们不是到实践中去寻找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答案，而是诉诸理论，诉诸“最高的直观”，从事着“思想的试验”，停留于“爱的说教”和“美的平等化”。对此，马克思早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就对德国哲学落后于时代要求进行了批判，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所以，德国哲学，“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3]。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进一步指出，其实，“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隐藏着革命的要求。而对于这一点，一般的人是看不到、认识不到的，至少“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4]。接着，恩格斯就拿“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黑格尔哲学的著名命题为例，分析了德国哲学的这一特点。从字面上看，“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5]。把这个命题应用到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但超出这个必然的限度，它必然是灭亡的。因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6]。一个革命的要求，却要用保守的色彩加以层层包裹和掩饰，这正体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特征。哲学的时代性最重要的是它的阶级性，即同特定时代的阶级关系相联系。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离开处于上升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战斗性是无法理解的，同样，德国的古典哲学离开它所代表的阶级特征的分析，也是很难正确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治的联系不同于以往哲学之处在于，它公开声明自己的阶级性和政治立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成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7]，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在于“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关键在于“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时代的精华”。也就是说，哲学是时代的产物，这一点没有问题，可以这样说，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但哲学可以是时代的精华，也可以是时代的糟粕；哲学可以是时代的骄子，也可以是时代的弃儿；哲学也可能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能是错误理论的鼓吹者。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哲学。并不是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真正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真正的哲学”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把“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8]。“真正的哲学”必须紧紧与“问题”联系在一起，把“问题”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真正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要以自己的理论内容构成“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也要以自己的理论活动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发生切实的相互作用。“真正的哲学”要凸现“改变世界”的哲学理念，哲学要与实践相结合，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11]。

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支脉”，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2]。这些青年“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3]。马克思则清醒地认识到，“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5]“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6]因此，一切旧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

二、“解释世界”：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

所谓“解释世界”，是指这样一类哲学，它们的基本问题及其终极关怀在于：如何在现存的现象世界背后找到一个本真的、绝对“本体”，并从它出发来解释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如何在此岸现象世界的后面，找到一个完满的、理想的“他者”，并用它来引导和规范此岸世界，保证此岸世界的合法性；如何在现象世界的“多”之后，寻找到一个统领一切、具有本原意义的“一”。总之，就是在承认现存世界合法性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对其作出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

旧哲学之所以是“解释世界”的，与其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有着直接因果的联系。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思维方式，体现的就是对世界“终极存在”的追求、“终极解释”的指向、“终极价值”的关怀。

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追求的“终极存在”，是经验世界多样性的统一，是万物所有来和万物所复归的某种感性存在物，不是“在者”，而是“在”本身。它们把“终极存在”视为超越经验而为思维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是永远存在而不变化的”。“终极存在”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最终原因。

本体论哲学追求“终极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万事万物作出“终极解释”。它们认为，现存的任何事物或现象，总是以其特殊性的存在或存在的特殊性而表现出诸多不完善性；从经验世界所获得的任何知识，总是以其特殊性的内容和内容的特殊性而丧失其解释的统一性。因此，在“物理世界”的上面必然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只有这个“理念世界”才能构成对“物理世界”的统一性理解和终极性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哲学时指出，哲学所追求的是关于“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这种“基本原理”可以使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得到统一性的解释，从而达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黑格尔完全赞同亚里士多德所规定的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哲学目标。在他看来，本体论哲学所追求的“终极存在”之所以具有对世界进行“终极解释”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能对世界作出最深层次的知识性解释，而是因为它能够把全部知识和整个认识史扬弃为思维把握存在的逻辑，即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正因为这个逻辑具有充实任何真理性内容的功能，因而是人类的全部知识得以生成和得以解释的统一性根据。

本体论哲学寻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和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并不是超然于人类历史活动之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企图通过对“终极存在”的确认和对“终极解释”的占有，来奠定人类自身在世界中安身立命之本，即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追求，根植于对人类自身“终极价值”的关怀。“人为自然立法”、“人是万物的尺度”、“理性是最高的裁判者”、“科学是推动宇宙的支点”、“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些表达特定时代精神的根本性的哲学命题，就是哲学本体论历史地提供给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和最高的支撑点。它们历史地构成了人类用以判断、说明、评价和规范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即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

我们说旧哲学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并不意味着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未想过去改变世界，毫无变革世界的意愿。但这里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不是一个意愿问题，而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并最终导致理论性质的不同。18世纪法国的那些唯物论者，都是很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有的甚至为了从事宗教批判活动、反对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被送进了监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能说他们不主张变革现存世界吗?

说旧哲学是“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不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并不意味着以往的哲学家从未想过要去改变现存的世界，毫无变革现存世界的意愿。这里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不是愿望问题，而是一个立场观点问题，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是一个理论性质问题。例如，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些很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有的甚至曾因从事批判宗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而被投进了监狱，你能说他们没有变革现存世界的愿望吗?在18世纪法国教士梅叶的著作中，那些猛烈抨击剥削制度、无情揭露宗教神学荒谬本质及其反动社会作用的言词，连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伏尔泰看后都要“吓得发抖”，更不要说其他人了。但他们哲学立足的是自然理论而非实践理论。按着这种理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封建等级压迫制度是完全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而人们之所以接受了封建制度并使之存在，只是因为人们对自己本性的无知，“由于不认识自己的本性、倾向、需要和权利，人在社会中才失去自由而沦为奴隶”^[18]。所以，无知是祸根，是最大的敌人，只要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就可以消除一切灾难。这种哲学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回到经验、自然、理性中去，启发人们的理智，改变人们的观念，向人们说明自然状况，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它绝对不可能得出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存世界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改变世界”的任务就在于“解释世界”，只要解释了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世界。这就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所具有的基本特点。费尔巴哈为什么把自己哲学的主要矛头对准上帝，花那么大气力去批判宗教，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痛苦都来源于人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为上帝的本质，然后以这个宗教的虚幻的本质掩盖了人的真实本质，只要“返璞归真”，把宗教的虚幻的本质归还于人的实在的本质，就可以消除现实的一切罪恶。

前马克思哲学，无论是自然哲学、本体哲学，还是认识哲学、人本哲学，都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实践，这就决定了从它们改变人们观念的企图，是不可能得出革命性的结论的，这种理论仅仅属于启蒙作用的哲学。费尔巴哈揭露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对宗教的理解及其批判比他的前人要深刻得多，但还是抓不住问题的真正症结。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以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的分裂，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9]。其实，“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0]。按着解释世界的理论，只要揭露出宗教内容的世俗化来源就够了。而进一步剖析世俗基础为什么把世界二重化为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是只有从实践才能提出的任务。因为，只有提出通过革命实践活动去改变这一世俗世界的要求，才有必要去研究某种意识形态所以产生出来的根源和条件。

传统哲学试图以思辨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说明整个世界，幻想通过某种终极的思想体系给人们提供一个解决世界的万能钥匙。因此，传统哲学总是以所谓“知识的总汇”、“科学的科学”标榜。但这种理论上的努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而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则将哲学理论的视角引向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哲学也就由那种外在于生活世界的理性箴言，转变成为社会内在的自我批判的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21]哲学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不仅转变了哲学研究的理论视角，而且转变了哲学的功能。传统哲学的作用在于对世界外在原因的说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实现对现存世界的改造。一切旧的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哲学则是千方百计地要改变世界。

三、维护现存的世界：一切旧哲学的“绝对命令”

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对命令”之所以是维护现存的“旧世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代表着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其哲学在思想上就必然表现为为现存的统治制度服务，对现存社会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政治态度上必然是维护现存的统治制度，为现存的统治制度歌功颂德。

作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在当时的德国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自称是最革命的，并把自己看成是批判的化身，但他们的革命只是观念上的革命，他们所作的斗争只能是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斗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迄今为止统治人们思想的都是一些虚幻的观念，而现实的社会关系则是这些虚幻观念的产物，哲学家们要改变世界，只需要同这些幻想作斗争就行了。只要观念改变了，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22]。对此，马克思曾形象地说：“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人们被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23]所以，尽管他们“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24]。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化地理解社会、理解历史，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式”批判与其改造世界的真正业绩之间形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对比：既然人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25]。青年黑格尔派自以为发动的是一场空前的变革运动，似乎连法国革命同它比起来也不过是儿戏，“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他们引以为快的民族感情”，其实，这不过是体现着地方和民族局限性的、渺小卑微的“纯粹精神上的造反”，“不过是对现存关系的粉饰，对陷于贫困中的可怜的无能的灵魂的一点安慰”^[26]，根本不能触动现存世界的一根毫毛。青年黑格尔派的悲剧正在于迷信观念，相信契机，幻想在观念中存在着“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或者天真地存在着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的观念。青年黑格尔派自以为从黑格尔哲学中发现了非常革命的东西，并以之批判封建专制的东西。但他们唯心主义的批判方法，决定了他们的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地说明”^[27]。可见，当哲学家们满足于把现实的问题变成观念的问题时，变革现实的问题尚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对此，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只是“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28]。因此，哲学家们要先改变世界，不能只是反对关于现实世界的“词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29]。也就是说，不是靠哲学幻想，而是要靠现实地批判旧世界，从中发现新世界。

实际上，“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30]。直到今天，走出书斋的玄谈，让理论面对现实，仍是哲学理论研究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哲学求证生存理由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