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野——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
陈晏清
在当代条件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时代提出的重大无比的课题。陶德麟、汪信砚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以下简称《论域》)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重大问题而写的。拜读之后,深受多方面的启发。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总是与时俱进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在头脑中和书斋里的“思想革命”或“学术革命”,而是人们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并且为着“改变世界”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的理论创造过程。推进哲学的发展,首先就要探寻哲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不在书本里,不在历史上,而只能存在于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这是哲学发展的真正基础。诚如陶德麟先生所言:“任何哲学产生的最深层的原因和动力并不是以往哲学中的理论矛盾,而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客观矛盾。从表面上看,一部哲学发展史似乎是抽象体系的更迭史、逻辑范畴的演进史;但从根底深处看,真正推动哲学家思考和创造的动力却是哲学家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提出的课题。”(20)陶先生的这番话语,表述的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可以说,这种哲学史观是《论域》这部著作的灵魂。正是从这种哲学观念出发,这部著作不是把目光首先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而是投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赖以建构的真正基础的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
《论域》系统地阐述了当代人类实践的性质和特征,指出它的最基本的方面是大技术、大规模、大效应,一句话,是一种“大实践”。当代实践的“大”化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要是“全球问题”的形成;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要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身处“大实践”时代的人们,他们的活动环境、生存环境改变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改变了,他们自身也改变了。总之,在这种“大实践”的背景下,人类生活的外部社会秩序和内在的心灵秩序都经历着巨大的震荡和变动。这种震荡和变动无疑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新问题,也还会使本来潜伏的问题凸显出来,或使本来不甚尖锐的问题尖锐化,这些问题都需要哲学去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正是在寻求这些问题的解答中获得发展的。
实践与科学密不可分,在当代尤其如此。诚如《论域》中所说的,“技术中介系统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实践的基本性质”(21)。当代的“大实践”主要是由“大技术”造成的,而“大技术”则是当代科学的物化。因此,不了解当代科学,也就不能真正了解当代实践及其对于哲学发展的影响。不仅如此,科学作为人类一种基本的认识形式,它自身对于哲学的发展就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如果抛开当代科学的视野,那是显然不行的。这部著作对于当代科学的分析和论述是十分透彻的,其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对当代“大科学”的基本特征作了明确的概括,而且更在于它把人文社会科学放在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列出专章予以论述。这既是科学观念的澄清,也是哲学观念的澄清。在考察当代哲学的科学知识基础时,充分注意人文知识、人文背景的意义,这对于清除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理性的膨胀给予哲学思维的影响,克服困扰哲学思维一个多世纪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对于推进当代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社会功能的真正实现,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域》对于当代哲学的梳理和分析也是十分清晰并富有特色的。它给人们最重要的启发是,不像有些著作按思想流派梳理,而是按领域梳理。这表明本书作者深刻洞察了当代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近代体系化哲学解体以后,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的兴起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且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对于当代哲学,人们熟悉的是各种领域哲学,如本书重点介绍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的哲学、科学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此外还有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等,而很少有那种只能叫做“哲学”的哲学。哲学家的身份也越来越不明确,他可能同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等,而越来越少有那种“纯哲学家”。哲学越来越“落实”到各个科学和社会生活的领域,哲学家多是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切入和深入,以达到对于人类生活、对于人与世界关系即人类世界的总体把握。领域哲学的兴起,同哲学的“实践”转向或“回归生活世界”的转向是密切关联的。把握当代哲学的这种特征,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也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作用。
实践、科学和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方式,它们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域不是囿于自身,而是把它拓展到这三大领域,并注意把握这三大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阔视野。哲学视野的开启,也就是哲学思维空间的开拓,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获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
《论域》在全面考察了当代实践、当代科学、当代哲学及其相互关系之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了深入的自我反思,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品格、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及它的未来走向和发展形式等,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见解。
首先,《论域》专列一章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尤其显得重要。思考和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不牢牢地把握住它的基本规定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中不是失去自己的基本规定性,而只是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规定性。这些年来,许许多多严肃的学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了令人敬佩的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的不良现象,那就是在“发展”的名义下,做了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事。有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当作“陈旧的教条”弃置一旁,不愿再提它了;还有的是热衷于把某种西方哲学理论作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随意地解释马克思。总之,本来是马克思的东西不算数了,本来不是马克思的东西却算在了马克思的账上。这就叫做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性如何理解、如何表述,这一直是有所争论的,而且这种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具根本性和实质性的争论。这种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但是,争论应当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而不应当以这种争论的不可避免性为任何解释的随意性提供借口。在我看来,《论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定的论点,是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比较等多方面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就其最主要之点来说无疑是正确的。《论域》首先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是马克思创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部哲学史说到底就是人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人类社会就是直接地认识人自己,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提供了揭示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生成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正确途径。因此,唯物史观“是思想史上最具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伟大成果”(22),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规定。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主要的就是牢牢把握住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域》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是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的本质,也就把开启社会历史认识的“黑箱”的钥匙交给了人们。正是实践观点的确立,才使马克思能够对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全部传统哲学实现根本性的改造和超越。因此,《论域》明确肯定:“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之点。”(24)可以说,这是《论域》全书的最核心的论断。不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的实践观点,不了解实践对于理解世界、理解社会和理解人本身的决定意义,就不能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论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的阐述也相当精彩。如果说,前面关于实践观点和唯物史观的论述是着重从内容方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性,那么,关于“理论品格”的论述则是着重从形式方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性,或许可以将它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规定性。这种形式规定性也是不能失去的,失去了它也同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域》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原则性与开放性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等四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品格。乍一看,这似乎都是老话,但仔细读来,却可以看出它的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其实,即使是老话,如果它说的是真理,又如果长时期不提了,并且因此而造成了一些明显的不良后果,那么,再提起它时也会给人一种“久违了!”的新鲜感,有时甚至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譬如《论域》中关于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原则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的论述就有这样的效果。《论域》关于这四个方面的统一的见解,对于我们防止和克服片面性,随时注意到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沿着正常、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三
《论域》用较重的笔墨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世界化和民族化都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选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必然采取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发展形式,这也是由这个哲学的实践的本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自身、解放人类的斗争武器应运而生的。如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必定要超越民族的地域的界限一样,作为这个解放运动的“头脑”的哲学也必定要超越其创立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形式和狭隘地域,传播到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地区,成为真正的“世界的哲学”。同时,实践是具体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生活是各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做到“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语),就必须获得适合于不同民族生活、实践的特殊形式。世界化和民族化是相互促动、不可分割的。民族化要以世界化为前提,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哲学,不可能在各民族中传播开来,当然也就谈不上它的民族化;而世界化又必须以民族化为中介,只有经过民族化的过程,它才能在各民族中生根,才能切实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显然,这两个方面中,民族化是基础,是关键。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全世界许多民族中传播和生根,它的发展是一种再世界化、再民族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化就更加是基础,是关键。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语境中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诚如《论域》所阐明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当做到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当前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结合(2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本作者与这个文本的中国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的过程。实现这种“视界融合”必须以问题为先导,即将双方的视线聚焦于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中国当前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并且当然是以中国方式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及其提出方式都是历史地规定的,都是与中国历史传统相关联的。因此,进入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中国读者的视域的,就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是凝结于读者头脑中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实践的结合当然是最基本的方面,也正由于这一方面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因而容易为人们所重视,至少在理论认识上是如此,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结合这一方面却常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但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也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就不能了解中华民族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心理以及思维习惯、话语习惯等方面的障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会阻力重重,哲学理论的创造活动也会陷入盲目性。即使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来说,也会因为不能掌握几千年积累的民族文化精华这一重要的、独特的智慧资源而使任何哲学都显得苍白无力。记得陶德麟先生将这部大著的最初研究纲要向我征求意见时,我提出的主要建议,就是希望注意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方式的区别,更多地关注本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对于哲学发展的影响。令人欣喜的是,这个意见被充分地吸纳了。
武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人李达同志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了世所公认的卓越贡献。李达同志逝世后,以陶德麟教授为首的武大的同行们坚持这个方向,经过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已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鲜明的学术特色。《论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论述表明,武大同行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又获得了重要的新认识。
这部著作涉及面很广,思想材料极为丰富,为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当然也就为读者留下了很多的思考余地。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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