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

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

韩　震　李晓东

哲学的功用问题，久为学界关注。哲学工作者如何将自己的工作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积极推动社会进步贡献聪明才智，是每一个哲学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陶德麟先生作为我国哲学发展的开拓者和见证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他对哲学的态度和思考，对于我们更具指导意义。今年适逢陶先生八十寿辰，这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件盛事。在祝福陶先生的同时，回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来说，尤为重要。陶先生说:“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我为之神往而不敢不勉的箴言。”这个概括，是先生哲学道路的写照，也是所有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和追求。

爱智求真的哲学关怀

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一直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确定不移的努力方向。爱智求真，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对智慧与真理的由衷向往。陶先生用自己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典范。

回顾陶先生的成果，那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术语和学术观点都会让我们顿生亲切之感。作为哲学人，这些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今天已经具有了某些无需证明的地位。但正是在陶先生和他那一代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这些术语和观点才具有了今天这样的地位。例如，对于“同一性”，先生在1955年就撰文提出:“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就应该是指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即指共处于统一体中的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毋庸置疑的观点，在当时却因为苏联的两位院士在《简明哲学词典》中的定义“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而被引向歧途。先生的文章，作为中国理论界第一次对苏联的权威著作提出的公开批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才让陶先生有勇气面对权威、挑战权威。这也正是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追求的前进方向。

纵观先生的治学经历，这种爱智求真的哲学关怀一直贯彻始终。从1978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到1984年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再到2004年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陶先生对真理标准、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人道主义以及中国当代哲学的走向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送审稿(唯物辩证法部分)在1978年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文革”后最早出版的一部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专著，该著作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此后，陶先生还先后主编或参与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丛书》、《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等著作的编撰工作，不仅在学界树立了爱智求真的杰出典范，也为我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不断发展的生动反映，也是先生治学生涯中的骄傲。尽管先生一再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哲学这个“浩瀚无际而又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一个平庸的乘桴者”，但他对我国哲学发展的贡献，的确远胜于此。这些成果为我们深化真理观、道德观等的认识和研究，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这些成果的取得，就不会有今日中国哲学的繁荣局面。

忧国忧民的哲学情怀

因为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独特性，哲学研究经常被某些人视为远离尘世的自我陶醉。有些人将哲学研究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概念游戏，故意罗列一堆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以此蒙蔽听众。但这些理解都是对哲学本身的严重曲解。哲学不能完全抛开抽象性，因为哲学必须借助概念和对原理的分析来说明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但这不等于说哲学只能是抽象晦涩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和哲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现实的生活实践，必须从现实中发现问题，也必须在具体而有形的社会实践中检验得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研究不应是关在书斋里的出世学问，而应该是长在生活里的入世文章。陶先生在这个方面的杰出贡献，堪为学界楷模。

陶先生的忧国忧民，首先表现在他对党和国家重要路线、方针、政策的关注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对于这些对中国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指导性理论，陶先生一直予以充分关注。

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主要集中于陶先生“文革”之前的研究成果中。陶先生从作为李达先生的学术助手开始，就侧重于从哲学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内涵进行研究和诠释。《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三周年》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实践论〉浅释》等成果，是这一内容的集中代表。在这些成果中，先生用平实的语言、深刻的思考，为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从哲学层面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说明。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

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解读，在陶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邓小平文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生产力标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篇目，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这些成果中，陶先生对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阐释得简单明白，让读者对邓小平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历史功勋，就在于他不是枝枝节节地就事论事地去纠正这个错误或那个错误，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从哲学基础上拨乱反正。”这种从根基上思考的思路，对于我们坚持和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功不可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从理论上深入理解这些指导理论的重要性和科学性，是我们在社会实践中落实理论指导不可缺少的方面。陶先生的论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等成果，向我们展示了先生作为哲学工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对我们将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富于启迪和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陶先生的忧国忧民，还表现在他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关注和全力投入上。陶先生自从成为李达先生的学术秘书起，就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经历动乱，让他对哲学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致力于哲学学科的建设和改革，成为先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哲学专业教学之管见》、《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学》到《关于社会科学的几个问题》、《人学研究之我见》，先生对于哲学发展的关切，溢于笔端。而先生在武汉大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至“十一五”规划哲学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等单位的工作，更是成为这种关切的生动体现和现实注脚。可以说，陶先生及和他一样甘于为哲学奉献的人的努力推进，正是哲学学科在我国不断得到展开的重要因素。这无论是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还是对所有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功德无量的。先生的身体力行，是哲学工作者投身社会的典范。从先生的学术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出，哲学不是纯粹抽象的书斋学问，哲学工作者也不是远离俗世的古怪之人。哲学真正的生命力，在生活实践中，哲学家的真正价值，也在生活实践中。

统一于人的哲学胸怀

陶先生所说的“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启示我们要将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整体的认识。那么整体地来认识陶先生的话，我们会有怎样的概括呢?我认为，二者的统一，就体现在陶先生作为哲学家的胸怀上。

从生活经历来说，陶先生一生可谓坎坷。“文革”开始时，陶先生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刚刚进入哲学神妙的殿堂，本该大展宏图，而历史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一位满怀热忱的青年，却被作为“专政对象”，在十年的时间里经受八年折磨。其中，单身牢房、审讯、殴打、假枪毙等令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折磨，足以摧垮对未来的所有希望。而说起这段用“九死一生”远不能形容的人生经历，先生很平静，并说这段经历让他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奇特的人生经验，“痛苦地思考了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思考的许多问题，使我对社会的观察能力比35岁以前提高了很多。这对一个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这种淡定与从容，需要的正是对哲学的全身心投入和从哲学里面得到的超越精神。正是这种与哲学的互相观照，才让我们对先生的人格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任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没有哲学家的胸怀，哪有这样的境界?！

这种统一还表现在先生与人的交往上。哲学研究者通常被误解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所以有些性格怪异者不足为奇。而在陶先生这里，这种误解却毫无根据。无论是外事交往，还是师生交流，陶先生的亲和与慈祥都让人不得不对哲学工作者的面貌进行重新画像。他在文集中收集的那些题赠、贺词、书序，也都是先生平易近人、友善待人的最好证明。以陶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他本可以“傲视群雄”一番的，但我们读他的文集，自始至终丝毫感受不到那种“唯我独尊”的霸道之气，相反倒是那些平实而深刻的语言让我们时时“如坐春风”。这样一种境界，应该也是得益于哲学的熏染吧?

除此之外，陶先生还以自己的多才多艺和富于生活情趣的生活写照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富于人情味的一面。无论是浑厚遒劲的书法，还是韵味悠长的诗作，无论是幼小时的生活小照，还是近几年的全家合影，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馨和幸福的意味。先生散步，乃有“倦鸟栖高树，孤云送彩霞”的发现。在别人看来只是惊奇的珞珈樱花，到了先生眼里，就成了“乍放红樱初满树，飞艳流光，引得人无数”的盛世美景……既细致入微，又气势不凡，让人不得不叹服。对现实生活的细微之处有如此敏感的把握和理解，我们还能说哲学家们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交流的抽象概念堆砌者吗?

哲学家的坚毅品格，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坚定不移，是以对智慧与真理的执著为基础的。而在生活中，哲学家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喜怒哀乐，具有丰富的情感。哲学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在人间烟火中，可以找到具有超越性的生活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必然要统一于人，统一于像陶先生这样甘愿奉献给哲学事业的理论思考者和生活体验者。哲学不是脱离于生活之外的高堂庙宇，哲学家也不是脱离于生活之外的概念痴人。哲学和哲学家，都是与丰富多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在这方面，陶先生堪称世人楷模。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晓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