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的播撒中体现忠诚的捍卫

在积极的播撒中体现忠诚的捍卫——论陶德麟先生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杨鲜兰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掌握和践行，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宣传普及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理论创新成果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信仰，并且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

陶德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始终认为，哲学虽然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是仿佛“高悬在空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它的根基是社会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是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哲学问题，既要力求严密彻底，又要力求掌握群众。先生五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中国化、大众化，对于我们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带头人和引路人。他爱真理，爱党，爱国家，爱人民，作为一位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他说:“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我为之神往而不敢不勉的箴言。”⁽¹⁸⁶⁾

一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争取解放和自由的学说，理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人民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理应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问题就成为现时代重要的课题和任务。作为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先生深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与实践的结合，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普及理论。与实践结合就是与大众结合，就是要实现理论的大众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步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如此，陶先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大众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使命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¹⁸⁷⁾“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离开了大众化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会使马克思主义不起作用。”“离开了大众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转化为摧毁剥削制度的物质力量，也不可能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接受考验，总结经验，得到丰富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大众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使命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只停留在书斋里和理论家头脑里而不为群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最多只是不能实现也不能发展的学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¹⁸⁸⁾

具体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早在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陶先生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就指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实践，它本身又会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动力。”⁽¹⁸⁹⁾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曾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¹⁹⁰⁾同时，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从实践出发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更强调革命地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¹⁹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全面地科学地论证实践，而且把实践看作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强调理论必须付诸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作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陶先生说:“怎样才能使我们善于遵循认识运动的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呢?为了做到这一点，仅仅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把一般原理具体化为每一个革命群众、干部都能够掌握的工作方法。只有完成了这件工作，才能最有效地解决如何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方法问题。”⁽¹⁹²⁾

在《珍贵的文献，亲切的教导》一文中，陶先生说: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一贯高度重视的一项战略任务。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他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很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李达同志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¹⁹³⁾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阐明的一个重要思想:党的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且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之群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人民群众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是自发进行的，不论是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各项改革事业，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自觉进行的伟大实践。因此，我们必须主动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一文中，陶先生认为，在四化建设的崭新事业中必然有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和解决，有大量新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概括和总结；党向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任务，这就特别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切实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长时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的哲学工作还有许多薄弱之处，其中特别谈到，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做得还很不理想的问题。为此，他认为:“我们应当用辛勤的汗水不断地浇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播种培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树，使它在祖国的大地上更加叶茂枝繁，浓荫盖地，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发挥它特有的巨大作用。”⁽¹⁹⁴⁾

第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离不开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我们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¹⁹⁵⁾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这种创造活动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中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科学文化的程度，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要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然而，正如列宁所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¹⁹⁶⁾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自发地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必须由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工人阶级才能产生悟性，才能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陶先生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人民群众的需要”⁽¹⁹⁷⁾。而且，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善于把政策交给群众，让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是工作犯不犯错误的界限所在”⁽¹⁹⁸⁾。

二

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从当初只为少数思想家掌握的科学理论，发展成为亿万人民群众掌握的思想理论体系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总的过程中体现了两个具体过程的统一:一个是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并且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理论创新成果的过程，即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一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素质的过程，即大众化的过程。实现这两个具体的过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关键点。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人们的自觉行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许多因素都至关重要。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党的各级干部都应成为主导。

陶先生深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党的各级干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应该成为这一过程的主导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研究、理论教育、宣传贯彻等具体活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党的各级干部应对人民群众起着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他们不仅自己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正确的行为规范，将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人心，并在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占据主导地位，起引领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轻视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病态倾向的存在，陶先生说:“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正在于旗帜鲜明而又注重实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曲解。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有意无意地助长这种倾向，那就是严重的失职。”⁽¹⁹⁹⁾在《哲学专业教学改革管见》一文中，陶先生认为，哲学专业应该加强，不应当削弱。认为哲学专业应当致力于培养三种类型的人才。第一种类型的人才是一流的哲学家，包括精通哲学的其他领域的思想家、理论家、名学者、名教授。第二种类型的人才是哲学理论宣传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第三种类型的人才是善于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组织家和实际活动家。“不论何种类型的人才，都应该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除了继承前辈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优点之外，还必须避免前辈们由历史条件造成的不足之处。他们应该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同时又熟悉整个世界的情况；应该掌握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又懂得更多的现代科学；应该善于运用现代的认识手段和方法，有更敏锐的时代感，思想更活跃，视野更开阔，能在各个领域内开拓新局面，推进马克思主义。”⁽²⁰⁰⁾当前，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应当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尽可能系统准确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了解这一理论的源头和形成过程，能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新问题，能鉴别和抵制违背这一理论的各种错误思想，有条件的还应当能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创新”⁽²⁰¹⁾。

第二，大众化的内容应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侧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应当涵盖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全部成果，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一部分需要大众化。“但是，就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大众化的重点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当前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也是最贴近中国人民大众的需要、最为人民大众密切关注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等等，都应当深入研究，不研究这些也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产生误解和曲解。但我们的侧重点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²⁰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产物，它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有效地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当前，我们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研究回答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同、所掌握、所信仰。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和手段必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陶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的，而是由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革命家兼学者通过概括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创造出来的。要使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掌握它，就必须进行“灌输”工作，也就是必须通过宣传。宣传要有实效，就必须适应群众的不同水平，采取不同的方式。通俗宣传是与最大多数群众的水平相适应的宣传方式，这就决定了它是使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其重要的环节。缺少了这个环节，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遇到难以跨越的障碍。⁽²⁰³⁾

首先，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使群众易于接受，必须在其话语和表现形式上要通俗化、大众化、多样化，用深入浅出的形式讲高深的理论。列宁曾经讲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²⁰⁴⁾。抽象的、丰富的、深奥的理论要走进大众，应该有其多样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在语言上要有一般人、普通人都容易理解、领悟的言辞，把语言变成“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而且用大众都能听得懂的“日常语言”、“生活典故”来讲明精深的道理。同时，将抽象的理论联系实际生活，联系大众身边的人和事，大众就比较容易听懂和接受。陶先生在《怀念艾思奇同志》一文中谈到《大众哲学》的深刻意义时说:“它从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出发，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一步一步地把问题引向深入，让你明白哲学概念和哲学道理。它一开头就讲哲学并不神秘，一下就扫除了我们对哲学望而生畏的心理。”⁽²⁰⁵⁾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²⁰⁶⁾

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借助于多种手段、载体，包括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各种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载体，运用多种形式、方法包括宣讲、典型教育、编写通俗读物、文艺表演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课堂、进工厂、进村庄、进军营、进社区，在人民大众中入耳入脑入心，并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陶先生就认为，党和政府已采取了系统的措施来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如鼓励出版优秀的通俗读物，开办各种学习班、培训班，举办通俗演讲，举办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等。我们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应该在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普及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工作的过程中教育自己，提高自己。⁽²⁰⁷⁾现在更是一个现代化手段、载体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更要用好一切有利条件，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四，理论要在大众中宣传普及，关键是要以理服人。

针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所谓“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陶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中对此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他指出，且不说林彪、“四人帮”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即使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这个口号也是根本错误的。他指出:“真理占领思想阵地不可能靠暴力，也不需要靠暴力。马克思说得再好不过了:‘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他认为，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批一批的优秀人物抛弃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信念，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靠的并不是暴力手段。“如果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真理的传播也不靠暴力，那么，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人民得到了解放，因而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的优越条件下，反而要用暴力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岂非咄咄怪事！”⁽²⁰⁸⁾

他主张用说服的办法，以理服人。他说:“一切宣传的目的在于使受宣传者相信自己宣传的东西。相信与否是精神世界的问题。除了说服，是没有别的手段能解决的。说服就是讲道理，就是用事实和逻辑的力量使别人确信自己的观点是真理。强制可以使人屈服，使人缄默，但决不可能使人信服他还没有信服的东西。本来是真理的东西，道理讲得不透，也未必能说服人。”⁽²⁰⁹⁾他认为，多年来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讲道理方面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作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有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当作当然如此的公理来宣布，很少用确凿的科学材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来加以论证。大量的经典著作引文和‘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众所周知’、‘不言而喻’之类的语词代替了说理。我们很少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实作出分析和说明，我们还很少估计到来自各方面的反驳和诘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就往往给人以武断、贫乏和苍白之感，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说服力。这是亟待改善的。”⁽²¹⁰⁾没有说服力，广大人民群众就不会相信，不信当然不会用。因此，要广大人民群众真懂、真信、真用，就必须以理服人。

第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要以青年为重点。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构筑当代青少年的精神支柱。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陶先生就认为对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做得不够，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²¹¹⁾

在新世纪之初，陶先生就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有赖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全民族中科学文化素质最高的一部分成员主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现在在校大学生是这支知识分子队伍的后备军，是即将在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先锋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的群体。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他认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²¹²⁾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问题上，有人怀疑，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了，会不会损害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为此，陶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与庸俗化做了严格区别。他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个重要途径是通俗化。“通俗化则可以理解为大众化的形式之一，是特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广泛的普及工作。”⁽²¹³⁾但是，由于过去我们在通俗化工作中确实有过简单化的毛病，加上“四人帮”也打过通俗化的旗帜，而他们把通俗化歪曲成了庸俗化，搞成了漫画化、滑稽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为他们的政治需要服务，极其严重地败坏了通俗化的名誉。因此，要搞好通俗化的工作除了种种条件之外，最关键的是不能损害内容的科学性。⁽²¹⁴⁾他反复强调:“要划清通俗化与庸俗化的界限。通俗化(popularize)与庸俗化(vulgarize)是根本不同的概念。通俗化的要求是使理论的表述显豁易懂而又不损原意。而庸俗化则只能使理论变成粗鄙低劣的东西，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赝品。庸俗化的东西尽管也可能‘易懂’，甚至‘有趣’，但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当然，为了通俗化，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形象、比喻，成语、故事甚至俚语等等作为辅助，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论证的严密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准确性，不能因为追求易懂而造成‘失真’，尤其不能陷入庸俗化。”⁽²¹⁵⁾

这里说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在肯定内容决定形式的同时，也承认形式对内容的巨大反作用。我们要重视形式的作用，把丰富的内容和恰当的形式结合起来。从内容上讲，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真理，我们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性、科学性、完整性、开放性。因此，不能为形式而形式，形式不能违背内容、伤害内容。

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语言的通俗化不是“庸俗化”、“低俗化”。在我国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存在的今天，大众文化低俗化现象严重，我们不能因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话语、大众生活联系起来，就降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低俗化。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精神实质。

三

陶先生身体力行，在近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呼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改革，倡导与实践优良的学风和文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堪称时代楷模。

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²¹⁶⁾过去，曾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其实，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具有时代性，联系实际、联系生活、联系大众，使理论永葆生机与活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应成为人民大众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指南。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应以创新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正确性。

1978年以来，陶先生出版了多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和读物，如:《唯物辩证法大纲》⁽²¹⁷⁾；与黎德扬、郝侠君教授共同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至1994年修订出版时已发行近78万册，为许多高校选用；1982年，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撰，担任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副主编；1993年，主编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1999年，由湖北省“两课”教材编写委员会组织领导，在陶先生和黎德扬教授主持下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既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好教材，也是一般干部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读本，发行量也是几十万册；2006年，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被许多高校选用为公共政治理论课教材，反响良好。如此等等，这些教材和读物的出版无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同时，陶先生还在不同时期发表了《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多方位地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略论辩证法与和谐问题》等重要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了独到的思考，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许多问题以创造性的解释，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前提。

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陶先生还深入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等多篇文章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问题。他认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解决新的复杂问题，就必须有更严密更系统的哲学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向群众宣传具有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同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世界文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是能直接考虑和估计到人类未来发展需要的学说，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帮助正在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人们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陶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第二，呼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为了更好地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陶先生早在26年前就极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在《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学》一文中，他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要克服简单化。当接触到一些青年同学中有一种议论，说听老师讲近现代西方哲学觉得内容很丰富，而听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而觉得内容比较贫乏时，先生陷入了深思。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与过去我们的教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贫乏化的毛病有关，这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有表现。因此，他主张，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讲解上，以及在教学方法上，都要克服简单化的毛病。二是要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为了搞好教学，教师应从多个方面下工夫:努力学习现代科学；要熟悉中外历史，特别是哲学史；要研究现代哲学的各个流派；总结革命建设的经验；掌握必要的工具和技能等，努力克服自身知识结构方面的不足。三是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争论。他说:“按我个人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同样应该贯彻自由争论的精神。规定的教学大纲或教科书的内容当然要讲，但别的有代表性的、值得重视的观点也要讲，教师还应该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还要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议论纷纷，同学之间可以互相争论，也可以同教师争论。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的答卷跟教学大纲、教科书或教师讲的不一致，但只要是确实经过了独立研究，言之成理的，就应该认为是好答案，评分应该比只会死记硬背的高。当然，胡吹乱扯的不在此列。”⁽²¹⁸⁾陶先生的一番话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门课程的教学，更为我国各个层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视野开阔、时代感强烈、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三，利用各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名教师，陶先生以大量的精力从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指导博士生，培养的绝大部分学生又活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创新努力工作着。不仅如此，他还在不同时期在社会各个层面传播马克思主义。

早在陶先生还是青年教师时，就不仅协助李达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本人也活跃在理论战线上。年仅24岁的陶先生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苏联的哲学权威尤金和罗森塔尔院士编著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条目的错误解释，捍卫了唯物辩证法，产生了国际影响。他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和全校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还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干部、教师讲《实践论》和《矛盾论》，听众多达十万人。陶先生于1963年为中共湖北省委直属机关业余大学高中级干部班作的名为《〈实践论〉浅释》的辅导报告，就是很好的例证。⁽²¹⁹⁾

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亲身参加者之一，陶先生的突出贡献是众所周知的。除了他的一系列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外⁽²²⁰⁾，他还应邀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关、高校、工厂、研讨班作了数十场报告，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驳“两个凡是”，释疑解惑，帮助广大民众弄清争论的症结和这场讨论的意义。

为加快湖北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湖北省委1986年在全省干部中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陶先生在湖北电视台作了题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1987年6月，应河南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之邀在郑州研修班上作了《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的报告；1990年1月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心学习小组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的辅导报告。2001年7月13日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心学习小组作了题为《新时期的纲领性的文件》的辅导报告。2005年6月5日，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对400名干部、教师和研究生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报告。

如此等等，半个多世纪以来，陶先生始终在坚守着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他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也是一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四，言传身教，倡导优良的文风。

在谈到文风时，陶先生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那种尽可能以简洁晓畅的笔墨讲清复杂道理的文章，而不喜欢佶屈聱牙冗长晦涩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哲学家写文章还是尽可能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为好。我并不是主张把任何复杂的哲学问题都写成快板式的东西，让没有足够知识准备的人也都能听懂，损害理论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但善于以简洁晓畅的语言讲清复杂的道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能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高手。”⁽²²¹⁾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为了深入宣传学习十六大精神，中宣部理论局组织撰写了《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陶先生对此书十分赞赏，认为它的清晰的文风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必然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也必然会起到宣传十六大精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作用。

陶先生认为，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得下工夫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语言文字(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来说话。语言文字是理论的载体，理论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和传播。“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正因为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努力‘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不能不看到，近年来在文风方面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以汉字写‘洋文’、以汉语说‘洋话’的作品时有所见。有的作者以为文章越写得艰深晦涩就越有学问，越有‘理论深度’。这是一种病态。这会大大妨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九百多年前的苏轼就批评过‘以艰深文浅陋’的文风，主张‘辞而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道理至今也值得借鉴。毛泽东当年把文风作为党风的一种重要表现来整顿，尖锐地批评了党八股和洋八股的危害性。这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因此，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讲马克思主义深刻道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²²²⁾

陶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要求学生也如此。他教导我们说，同一个思想可以有无穷多的表达方式，但还是以力求清楚明白为好，要善于以清楚明晰的语言表述复杂的哲学问题。他批评那种为了追求所谓的“哲学味”，而把哲学论文写得艰深晦涩，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他说，一篇文章有没有“哲学味”，在于文章论述的是不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思想，而不在于文字上是否艰深难解。他还说，哲学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我们应当让她从“天上”回到“地上”来。身为学生，我们受益匪浅。在老师的熏陶和感召下，我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添砖加瓦，这是一份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和职责。

(作者系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