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陶德麟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刘国胜

陶德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陶德麟先生就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工作。作为一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先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²⁹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般的理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群众”尤为重要和必要。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掌握群众”、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呢?这就需要中国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是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作用；反之，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极大地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革命性，对实践来说更是贻害无穷。因此，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不仅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为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掌握”中国人民“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现实作用，陶德麟先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与创新。20世纪50年代以来，陶德麟先生先后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富有创见的看法，这些重要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里仅以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为例。矛盾范畴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对矛盾两种属性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当陶德麟先生还是24岁的青年学者时，他就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当时奉为“权威”的《简明哲学辞典》中的“同一性”词条提出异议，认为苏联著名的哲学家、科学院院士、驻华大使尤金等人关于“同一性”范畴的解释“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²⁹⁸⁾。陶德麟先生指出:“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同一，不是没有内在差别的同一，而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同一。”⁽²⁹⁹⁾陶德麟先生对“矛盾同一性”的批评展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素养、理论勇气和求是学风。更重要的是，陶德麟先生对“矛盾同一性”的阐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这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学习过程中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何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陶德麟先生对“同一性”词条的重新解释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事隔50多年后，陶德麟先生又结合和谐社会问题对辩证法包括矛盾的斗争性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斗争’(struggle)在辩证法中是一个有严格涵义的哲学概念，指的是矛盾双方互相对立或排斥的性质，不能按照日常生活中不严格的理解望文生义地滥用。在哲学意义上，矛盾双方的‘斗争’即互相对立或排斥的形式和内容是无限多样的。而‘斗争哲学’却把‘斗争’等同于‘对抗’(antagonism)，甚至进一步曲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对抗，抹杀了‘斗争’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³⁰⁰⁾陶德麟先生不仅从理论上对日常生活和哲学上的斗争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分，而且还着重批评了把“和谐”与“矛盾”看成互斥的概念、用否认矛盾的“和谐哲学”取代“矛盾哲学”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等于取消了辩证法。“我认为在反对‘斗争哲学’的时候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无斗争哲学’来代替‘斗争哲学’，这与我们追求和谐的初衷并不一致。”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当前理解和谐的概念、和谐与辩证法等重大问题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纵观陶德麟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陶德麟先生总是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来回应思想界的重大争论。同一性问题、生产力问题、真理及其标准问题、物质概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等等，都是不同时期我国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讨论的中心问题。对这些问题，陶德麟先生总是力图完整、准确地加以阐释，力求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特别是“文革”十年，极“左”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害甚烈，许多重要概念和基本原理被弄得混乱不堪。对此，陶德麟先生做了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是启迪智慧、指引方向的明灯。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熏陶的民族却恰恰做出了那么多的错事和蠢事呢?这种奇特的矛盾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实际生活提出来的一个非常辛辣的问题，它促使我们不能不反省。”⁽³⁰¹⁾正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陶德麟先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这一研究中，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远见卓识。可以说，陶德麟先生的哲学思想就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批判精神是构成陶德麟哲学的内在生命力的一个基本要素。

陶德麟先生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也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又以真理及其标准问题为例。在我国学界，真理及其标准问题的讨论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针对人们在真理认识上的一些误区，陶德麟先生于1963年和1964年分别在当时的权威期刊《新建设》和《红旗》上相继发表重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明确了真理的相对性、绝对性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陶德麟先生明确指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真理，而是用来表示同一个客观真理的两重不同属性的。”⁽³⁰²⁾到了70年代末，陶德麟先生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众所周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重提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将批评的对象指向“两个凡是”派。这场讨论由于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并且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而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这场争论又由政治层面转移到学术层面，问题的学术化凸显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单凭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热情，已经不能完全解决这场争论了。可以说学术上的交锋比政治上的较量更为激烈。理论上的争鸣只能用说理的方式加以解决，专政、干涉等“老办法”再也行不通了。如果不能从学理上对实践标准作出哲学上的论证，那么，政治上的较量就有可能失败，改革开放之路可能就此夭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水平也会被质疑。因此，能否从学理上对真理标准问题作出系统的论证，直接关系到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成败，也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已经作了原则的回答，但是还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所以真理标准问题“需要具体化和精确化”⁽³⁰³⁾。陶德麟先生在还没有完全获得“解放”的情况下，果敢地投入到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来，充分发挥了哲学家理论上独有的思想优势，先后撰写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全面地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标准问题的深刻认识，科学解决了逻辑证明、认识对象、实践检验等与真理标准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化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982年的《中国哲学年鉴》曾对其中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给予了科学的评介:“逻辑证明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真理标准讨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尽管有不少人就此发表了意见，但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的文章却不多。而这篇文章恰恰在这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历史证明，《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是我国哲学界的一篇经典之作，历久弥新。此文于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不屑于“阐释”、动辄以“原创”自居的人不在少数。在某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做的工作只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注释”，谈不上“思想”。这种看法且不说其意识深处的企图，单从其一般观点来看，也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误解”。“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³⁰⁴⁾要真正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并不是一件普通平凡的易事，而是从根本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事。和一些醉心于“体系”构建的人相比，陶德麟先生所做的虽是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工作，但恰恰就是这些工作，却代表着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和水平，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这种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做法，和当年马克思从根本问题上进行哲学革命是一致的。

二、结合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要求，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陶德麟先生被学术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可以说，陶德麟先生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领域走在学界前列，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域也走在时代前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中国实际的需要。毛泽东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既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也摆在学界面前。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在学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8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最前沿的领域之一。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陶德麟先生自觉地站到学界前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探索。

(一)以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陶德麟先生哲学思想的形成既与个人的经历有关，也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他早在学生时代就积极追求进步。后来，陶德麟先生有幸成为中共一大代表、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同志的学生和主要的科研助手。也就是从那时起，陶德麟先生一方面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一方面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陶德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学界起步早、起点高，这与李达同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也是他积极参加实践、关注时代的必然表现。这中间的历史活动自不待细说，可以肯定的是，陶德麟先生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那天起，就自觉地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正因为他既有这样的“实践意识”，又有这样的“理论意识”，所以，陶德麟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李达同志在写给陶德麟先生的一封信中对此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你急于下乡参加运动，这是正办。”⁽³⁰⁵⁾在陶德麟先生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工作中，他主笔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该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1961年8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与李达同志长谈时委托李达同志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李达同志迅速组织了一个班子来完成这个任务，其中特别指定陶德麟先生为主要执笔人。陶德麟先生等人在李达同志全面而具体的指导下写成了这部著作的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的送审稿。“文革”开始后不久李达同志就惨遭迫害致死，这本书也被打成“黑书”而不能定稿出版。李达同志去世12年以后，陶德麟先生根据李达同志的嘱托对送审稿作了修订，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研究工作。李达同志曾对陶德麟先生等人说:“苏联人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世界上到处流传，我们就不能写一部吗?革命人民很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书不但要写给国内的人民看，而且要写给全世界的人民看，尤其是要写给亚非拉的人民看。这本书就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吧，要写五十万字！”“苏联的书是院士、博士、教授们写的，我们一个都没有，能不能写呀?我看能写，而且能写好！”⁽³⁰⁶⁾以中国人自己的名义和思想来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不仅是李达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也是陶德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在日后国内开展的对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批判中，不乏振聋发聩之言，也不乏身体力行之举，但真正认真将之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来做的，除了李达同志、艾思奇同志、陶德麟先生等前辈外，恐怕为数不多。所以在许多重要场合，陶德麟先生总是以亲身的经历和认识，谆谆告诫人们要科学、历史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问题:“并不是所有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如此”，即“没有体现出实践观点的引入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的革命变革中的关键作用”⁽³⁰⁷⁾；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缺点，“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作了很中肯的批评，大家都已经熟悉。中国学者编写教科书的时候也并没有受这些缺点的影响，只要看看李达同志和艾思奇同志主编的教科书就清楚了”⁽³⁰⁸⁾。陶德麟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均有很多精辟的论述，笔者在此就不议了。总之，陶德麟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方面的重要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在这些前沿问题中，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我们知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一直面临这样几个来自国内外不同方面的诘难: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无必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是文本还是实践?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将难以深入下去。这些问题，不是一般的枝节性问题，而是关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前提性的问题，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³⁰⁹⁾这几个问题均是以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重大现实问题。所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通过哲学的方式加以解决。国内学者对这几个诘难的回答不乏真知灼见，但真正能从历史的高度、以哲学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的人并不多，陶德麟先生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他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先后在《学术月刊》、《武汉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等一组重要文章，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可能性和必要性，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等一系列的前提性问题，有力地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诘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以什么为标准来检验，这也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文本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区别上。其实，这一分歧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问题，而是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经历了非常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从来不是教条，只有在被人们当做教条对待的时候才会变成教条。文本研究并不必然导致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产生不是文本研究之过，而是教条主义者对待文本的错误态度之过。”⁽³¹⁰⁾陶德麟先生的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澄清了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而且还阐述了文本研究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关系，意义深远。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陶德麟先生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实际工作，并形成了很多重要思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李达同志的亲自领导下，陶德麟先生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80年代，陶德麟先生在学界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展开了探索。近年来，陶德麟先生对这一问题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2009年12月8日，陶德麟先生受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09”的大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讲话，就如何理解大众化，如何理解大众化与中国化、现代化的关系，在现代中国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陶德麟先生明确指出:“就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大众化的重点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行不通。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³¹¹⁾。这个讲话曾被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的官方网站“求是理论网”和《红旗文稿》杂志作为头条向全党和学界重点推荐，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为重点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陶德麟先生就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宣传。到了80年代以后，陶德麟先生又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重要期刊上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陶德麟先生和汪信砚教授合撰)一文，就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力作，至今仍在社会上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德麟先生还对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同志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德麟先生指出，在学界，“专门论述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作还很缺乏”⁽³¹²⁾，“像这样全面的理论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是罕见的。我以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低估了(更不用说抹杀了)李达的贡献，许多很关键的问题是说不清楚的”⁽³¹³⁾。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陶德麟先生不仅积极组织出版了《李达文集》，还先后公开发表了15篇文章，全面、深入、准确地阐述了李达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基本思想和巨大贡献。这些工作不仅为学界在深入研究李达思想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三、密切关注现实问题，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关注现实是哲学的本质属性。不可否认，在哲学史上仅将哲学看作是个人心灵的独语或精神的私语的哲学家是有的，但更多的哲学家还是希冀哲学和现实的“视界”融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不同的哲学家对现实的认识和实践是不同的。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现实分别指向理性和直观的世俗生活，这种“现实”也就被真正的历史排斥在外，成为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东西。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他们的现实概念中也有“人”，但前者的“人”是指“普鲁士国王”之类的“人”，后者的“人”指的是脱离社会的“人”，这些“人”或者只是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或者只是在反宗教革命中，才成其为“人”。换言之，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他们的眼界中都没有现实的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无产阶级作为真正的历史动力所在，所以，这种视域中的“现实”并不能昭示历史的真实，“现实”在“历史”之外，他们所能代表的仍然只是他们所在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这个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则认为，“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构成了现实的真实意义，“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³¹⁴⁾，这是一种具有世界观革命意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公开宣称哲学要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但无产阶级和历史上任何别的阶级不一样，他们不仅要消灭任何别的剥削和压迫阶级，而且还要消灭自己；他们只有先解放自身，然后才能解放全人类。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哲学关注现实的真实意义。换言之，在哲学上，并不是一提到哲学关注现实，所有的哲学家的理论和实践方式都是一致的。迄今为止，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关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地不仅在认识中而且在实践中关注现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³¹⁵⁾

回顾陶德麟先生60年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始终是其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对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功能有不少误解……对这种误解，我们需要做许多解释和澄清的工作，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哲学有比较正确的理解，知道向哲学要求什么，不要求什么。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哲学要关注社会、满足社会的需要。”“从中国哲学界的全局来说，我觉得研究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上。”⁽³¹⁶⁾和马克思一样，在陶德麟先生的哲学思想中，现实问题始终是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具体说来，陶德麟先生始终关注以中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形式呈现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爱智求真和忧国忧民的统一，是陶德麟先生从青年时期起就恪守的人生箴言和追求。这种追求赋予他思想上的勇气和智慧。这里仅举一例。我们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形非常严重，在国内，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界，几乎是谈“资”色变，正如当时美国因言“社”获罪一样，所以那时公开谈论资本主义的言论是极少的，更遑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学习的问题了。陶德麟先生不计个人得失，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公开发表了《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一文，从哲学上回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向外学习的重大问题。“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的时候，必须把科学成就本身与信奉唯心主义的科学家对这些成就的哲学曲解区别开来，把真科学和伪科学区别开来，并注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³¹⁷⁾。这些重要思想彰显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贵的探索精神和科学品质，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现实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³¹⁸⁾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³¹⁹⁾作为一名哲学家，陶德麟先生总是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分析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陶德麟先生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实质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关注。深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其规律性，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实践，这是陶德麟先生从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那天开始就一直从事的有意义的工作。陶德麟先生的整个哲学思想，可以说就是一部“描述”中国现实问题的“文集”。其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辩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都是不同时期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陶德麟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历史感强烈。不可否认，现在有些人很藐视“现实”，认为“现实”没什么研究意义，还是弄些“纯哲学”好，见“功夫”。就哲学研究来说，陶德麟先生倒是很看重其中的“逻辑”和“论证”，他的文章在这些方面也很有特色，“思辨性”很强，但他不是将“逻辑”当做“历史”，把“思辨”看做炫耀的“资本”，相反，他的“逻辑”和“思辨”都是为“现实”服务的。陶德麟先生总是以高度概括的生活语言、完整而严密的理论分析与逻辑论证，将哲学置于现实生活之中，化为广大人民手中的“思想武器”。所以，陶德麟先生的哲学并不神秘，甚至很好“懂”，是真正大众化了的哲学，因为他的哲学来自于现实生活过程，这和故弄玄虚的人有着原则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陶德麟先生的哲学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人民大众的哲学。陶德麟先生崇尚求是、务实、尊重历史、联系群众的学风和作风，从不发空头议论，也不标新立异，他所有的思想都是面向现实、面向中国、面向未来的。对此，陶德麟先生曾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的回忆中满怀深情地说:“哲学无疑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问，是高悬在空中的范畴体系。但它的最深的根源还是人们的实际生活。归根结底，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这一点，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体现得最鲜明……我坚信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与民族兴衰和人民祸福息息相关的。”⁽³²⁰⁾陶德麟先生的这段真情表白，是一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为终生奋斗目标的哲人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和情感的流露。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³²¹⁾陶德麟先生的哲学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一句话，陶德麟先生的哲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