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祝愿

回忆与祝愿

刘放桐

值此陶德麟教授八十大寿之际，我首先祝他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其次祝他和他的团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上取得更辉煌的成果，使武大持久地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镇。

5月上旬我和复旦哲学学院一些教师外出活动，陈学明教授告诉我今年10月武汉大学将为祝贺陶德麟教授八十大寿举行学术讨论会，并已通知哲学界有关人士写文章。我没有收到过通知，自然没有写文章。陶德麟教授是与我已交往多年的好朋友。对他的治学为人我都十分敬佩。得知武大有此盛举，我无疑应当响应。回来后我就想过如何写文章。5月12日接到汪信砚教授的电话，他告诉我写文章可能来不及了，只能写一点简短的纪念文字。我想这样也好。就从与老陶交往中的几个事件的回忆中来谈一下我对他的治学为人的某些方面的认识吧！

我第一次见到陶德麟教授是1981年夏。当时萧前教授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以该书为依据举办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讲习班。除了该书的编写者外，包括陶德麟教授在内的多位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著名专家被邀请去讲课。我由于参与了该书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内容的修订和增补，也被邀请去了。当时人大校门侧面一幢新楼的底层被作为临时招待所，北京以外的几个讲课的人(记得除陶德麟和我外，还有武大的李其驹和川大的鲁生等人)都被安排住在那里。我由此得以在此见识陶德麟教授，并在那几天内和他朝夕相处。

陶德麟教授当时的言辞不多，他一有空就全神贯注地读书。我发现其中有一本是英文版的分析哲学经典(我记不得是哪一本书了)。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就同他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关系来。他认为要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同时深入认真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在划清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的同时注意吸取其积极成果，不能把它们仅仅当作反面材料。这意味着他已不赞成旧的批判模式。这种态度现在已为哲学界绝大多数人所持有，但是在80年代初却还为许多人所怀疑。当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我国刚刚恢复，对之公开全盘否定和拒斥的声音已有所减弱，但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还大有人在，而这些人往往处于某种权势地位。因而即使已意识到现代西方哲学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性的人，也不愿对此有具体谈论。萧前教授在我国马哲界不仅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且被公认为思想开放，但在我为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修订和增补现代西方哲学材料时，他也嘱咐我要注意坚持批判的立场，免得授人以柄。其实我自己当时在这方面也非常谨慎。记得1979年我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开审稿会时，主审的江天骥和苗力田教授建议我删去那些批判文字，客观地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就可以了。我明知他们的建议有合理性，但不敢采纳。该书虽然改变了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但并未摆脱旧的批判模式。在给《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增补现代西方哲学材料时也是如此。因为我清楚地预计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急于改变这种批判模式，定会遭到一些人的强烈非难。后来的情况发展也正是这样。1983年，一些权威人士曾向中央报告，像《现代西方哲学》这种书根本就不应当出版，即使出版也只能作为内部批判资料；将其公开出版，甚至成为畅销书，是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波”。此事立即传遍全国，以致教育部和上海市委不得不组织专家审查。后经审查证明该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风波才算平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一部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教材。如果其中的现代西方哲学材料未加批判，必会造成严重后果。

我说这些话是想表明，在我国马哲界，陶德麟教授是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又能最早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求实态度的哲学家之一。还值得一提的是:往后他一直赞成并积极支持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带头人曾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联系举行这两个学科的对话会。陶德麟教授主动承办这次会议。双方还专门为此作了准备。后来此会因意识形态的干预未能开成，但双方都预计到这样的会迟早必然举行。2000年春国家社科基金举行评审会时，考虑到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我向陶德麟教授建议以全国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举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话会，并说可以让复旦大学哲学系来承办，他立即表示赞成(他当时是主任)。同时参加评审会的罗国杰和叶朗教授(副主任)也表示同意，决定由我(也是副主任)具体负责此事。这年夏天，这个会在上海举行，高校系统马哲和西哲界的大部分著名专家(包括萧前、黄枬森、张世英等老一辈专家)都参加了。会议开得很是热烈。许多专家都认为它将成为我国马哲和西哲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陶德麟教授虽然因故未能前来，只好由我代他主持，但如果没有他的积极支持，这次会议是难以成功的。

大致也是从1981年起的20多年中，由于被邀请参加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其他有关单位组织的各种会议以及某些学术讨论会，我和陶德麟教授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面。记得教育部第一次教学基地评选、第一次文科科研评奖、第一次评选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第一次评选博士后流动站、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第四届评审组的各次会议，我们都共同参加。在所有这些评议或评审会中，陶德麟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公正无私、认真负责、顾全大局、诚恳待人。由于评审牵涉到各申报单位或个人的切身利益，有的单位和人士用了很大气力攻关，但我们所在的哲学组都能较好地做到秉公对待。陶德麟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他在这些会上说话大都不多，但他说的话往往都恰到好处，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从未发现他为了使他熟悉或受托之对象通过而说项，也未发现他阻挠对他可能不友好的对象通过。他总是能超越个人或单位的利害的界限，坚持评审的规则。在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在一些年内，西方哲学的项目的评选主要由我负责(当时评审组内属于西方哲学的评委仅我一人)。我大多是根据哲学大组给西方哲学的名额(当时每年都只有2～3个，有时其他小组给我们调剂1～2个，一共能达到3～5个名额)在全国范围平衡分配。武汉大学的申报有时通过，有时没有通过。陶德麟在这方面从来没有给我及后来增加的评委施加过任何影响。评奖也是如此。前些年据说有的先生在这方面对陶德麟教授有过不满。他们实在是不了解情况。我是直接当事人，应当予以澄清。

我还想提及一件事。1998年左右，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第一次评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由于学位办在大会交待评审政策时主要讲一般原则，没有具体量化，各学科评议组在讨论时存在不同认识，由此在掌握评审的松紧度上有较大差异。有的学科评得较松。记得有几个学科对在有近1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中原来只有1～2个博士点的单位也通过一级学科授权。比较起来，哲学学科就评得最紧了。武大和复旦哲学系在8个二级学科中都有3个博士点，却没有通过。武大的3个博士点中有两个原是全国重点学科博士点，不通过就更显得是过紧了。再考虑到武大其他几个学科在博士点和重点学科上不及哲学学科，却通过了一级学科授权，陶德麟又是武大校长，哲学学科未能通过就使他难以交代了。尽管陶德麟是哲学学科评议组两位召集人之一，他完全可以在评议会上据理力争。但为了顾全大局，不影响学科组的团结，他在会上并没有说什么，更没有与人争论。他的这种坦荡和顾全大局的风格很是令人感动。

陶德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涌现出来的少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他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贡献是马哲界众所公认的。这点马哲界的专家们比我清楚得多，许多人还会写文章具体论述。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他的治学为人的表率作用远远超越马哲界的范围，而为我国整个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所称道。这种表率作用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同样重要。

陶德麟教授曾是我国哲学界的杰出前辈李达的得力助手，李达晚年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也有他的功劳。更为重要的是:在李达逝世以后，在武大其他教师的支持和参与下，他继承和发展了李达的事业，使武大一直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近些年来，他带领武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专家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并取得了哲学界公认的重要成果。这些都是值得赞扬的。

2010年5月16日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