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际遇与民族的希望

哲学的际遇与民族的希望——祝贺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

孙利天

初识陶德麟先生是在1987年苏州大学召开的“哲学与时代精神”理论研讨会上。我和孙正聿、邴正从长春乘火车辗转于上午到达苏州大学，等候我们的老师高清海先生从外地来会。不久，高老师他们风尘仆仆集体到会。在简单洗漱之后，高老师给我们介绍萧前、黄楠森、陶德麟、陈晏清等这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当时由教育部组织正在国内一些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考察调研。此前不久，他们以中国哲学家代表团的名义访问了香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分罕见的由政府组织正式命名的“哲学家”团体，至今也少有哲学工作者能够得到政府给予的“哲学家”称谓。人们可以随意说某人为歌唱家、作家、艺术家等等，但说某人是哲学家，即便是在一些学术交流的场合也很少见。我曾想过，“哲学家”称谓的难得是否也是人们仍多少保留对哲学的敬畏呢?我们的导师高清海先生性格内向、沉毅，从他身上无法感知当时他对这一特殊荣耀的感受，但可以肯定1987年是他一生心情最舒畅的时期。从陶老师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来说可能也是如此。依稀记得陶老师当时着一条带背带的西裤，短袖衬衫，打着领带，十分精神。他的彬彬有礼，“四体不言而喻”的风范也让我们印象殊深。

从“哲学与时代精神”的会议主题也可显示出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气势与气象，那可能是中国哲学最令人怀念的年代。从年纪稍长的萧前老师、黄楠森老师到与高清海老师年龄相若的陶老师，经历了“文革”的漫长岁月，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哲学的春天。陶老师的诗句“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是这一代哲学家群体当时共有的感怀和志向。印象中以李德顺老师为长的年轻一代哲学工作者群体更是风华正茂，气势如虹。人们相信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会给我们中国的新时代以强大的理论引导，真正的哲学必将是现实的哲学，世界的哲学。会议似开了两天，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记得会议组织者安排了一次舞会，但我们很多人只是“文革”时跳过“忠字舞”，于交际舞是见所未见，只好逃之夭夭。由于会议氛围热烈自由，我在小组讨论会上故意唱反调，坚持说马克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命题是1842年当时还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提出的，该命题是黑格尔主义的命题，与黑格尔“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的命题是一致的。我们应避免陷入自然倾向的夸大职业生活意义的幻觉。我开玩笑说，理发师可能会觉得没有自己这个行当，世界会成为“长毛鬼”的世界，然而，“桃花源”这个最美好的世界里人们是不理发的。哲学以时代精神的精华自命，其它学科不一定认可，哲学的作用和功能是有限的。会议总结未点名地批评了我的看法。其实就是当时的大学校园已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一批青年老师离职下海经商，“哲学的贫困”已成为学科专业中的时髦话语。在经历了短暂的思想启蒙的辉煌后，哲学已开始黯淡，或者说哲学已开始向着学院化、专业化的方向回归。我在会上的发言并无深思熟虑的深义和新义，但不幸而言中。不久之后，我国传统中固有的泛伦理主义、政治中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以利益最大化的形而上学迅速使哲学边缘化，人们所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使哲学再次陷入艰难的境地。

与陶德麟老师的接触交往更多是在2000年之后。此前听高清海老师说陶老师十分聪明，文化修养很深。随着接触和了解的增多，才知道一向较少赞扬别人的高老师为什么对陶老师特别推崇。大约是2005年元旦，我收到陶老师寄来的贺卡，其隽秀的字体，平等的交往姿态，都令我这个学生晚辈十分喜爱和敬仰。后来才知道陶老师少年时期就学私塾，可谓饱读诗书，其传统文化的修养十分深厚。他十八岁时写的《孟荀论性平议》、《评墨子兼爱说》等古文著述⁽¹⁾，今日读来仍似有“语语转，笔笔紧”的王安石之风。陶老师的特殊学历(与同龄学者比照)使其多了些温良恭俭的君子之风，他在与后辈学者交往中都以平等态度相待，在学术讨论会上常听到他以“同志”称谓后辈学者。如说俞吾金同志、张一兵同志。仔细琢磨，这似乎是儒学化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化的儒学称呼。近些年来常有机会与陶老师一起参加项目评审等各种会议。有一次在听了陶老师20分钟左右的发言后，我和师兄孙正聿感慨良久，认为陶老师的讲话在这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主题、就特定的听众说是最精当的，不能说不可以一字易之，但绝对可说恰到好处。由此，我们也怀念我们的导师高清海先生的知人之明。

2007年春天我到武汉出差，当时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教的小师弟马天俊陪我到陶老师家拜望。美丽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开放，在陶老师家里听他讲过去的事情。天俊有记录“文革”口述史的兴趣，在他的恳请下，陶老师讲了一个多小时“文革”时的经历。从李达先生被迫害致死，到他自己被批斗、关押以及逐步获得自由的过程。陶老师以平和的口气讲那段悲苦的往事。记得他讲管理人员让他到食堂助炊时，有人敏感地告诉他你已经不再是阶级敌人了，因为到食堂工作已是对你的信任，相信你不会投毒、破坏，你距自由的时间不远了。陶老师讲到这时，开心地笑了。当年对自由的企盼、希望和初见曙光的喜悦溢于言表。我的导师高清海先生在“文革”期间也曾长期被批斗、改造，偶尔讲起那段经历其口气、神情均与陶老师相似。过去的苦难已在记忆中化为平淡的事情，剩下的是荒诞、怪异、讽刺的感觉，而这正是需要理性反思的事情。幸好当年他们都值壮年，顽强坚韧的生命力量使他们平安度过了那段残酷的岁月。而如我国最早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先生却含恨九泉，猜想他至死也想不通自己虔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如何会出现这种疯狂的群众运动。“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和多数的暴力既有一般民主运动共同具有的狂热和恐怖，也有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色，其复杂的成因需要专门的研究。此时哲学的际遇并不是特殊的，所有学科和当时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几乎都难免于浩劫。但哲学却要以特殊的形式对其负责，即要反思这场浩劫的哲学意义和民族的命运。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哲学家们“文革”时期的存在经验转化成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们大都坚定地主张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的新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照学者们的介绍，陶德麟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和发表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的《认识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两篇论文，分别详细辨析了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澄清当时的理论困惑、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²⁾。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哲学际遇在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段短暂的辉煌后，迅速在经济发展和权力挤压下边缘化。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以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模式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改革创新，必须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的实践出了问题，需要哲学理论的反思和引导。陶德麟先生此时以更加成熟的哲学智慧准确地把握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症结，他说:“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它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中所处的位置的最集中的标志，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能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思想界必将把中国传统哲学和世界哲学中一切合理成分融为一体，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土壤上形成有特色的中国现代哲学，它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³⁾陶德麟先生此处表达的带有研究纲领式的看法引导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重大影响。我的导师高清海先生在晚年也提出相近的哲学研究任务，他在去世前发表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自己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⁴⁾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最本己的事情，从我们自己的际遇中才能产生表达我们民族希望的自己的哲学。

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是陶老师等老一辈学者最沉重的情感，他们都是真正的民族哲学家、政治哲学家，或者在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解放意义上的社会哲学家。包括“文革”时期的多年磨难并未使他们减少热烈的爱国情怀，只是使他们的热情更理智更成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浮躁虚骄的民族主义倾向，从“愤青”们的中国可以说“不”，到主张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以及新“左”派对新中国传统的重新解读等，用王蒙先生的说法，可能都是对中国现实的错误感觉。当我们把发展作为硬道理而全力谋求发展时，又不得不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当我们在发展时，也不得不限制资本的盲目性而强调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当我们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又不得不承受世界经济的波动造成的冲击和风险；当我们把启蒙作为未完成的事业而大力弘扬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等现代价值时，也不得不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及其可能出现的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盟。千难万险，问题丛生，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经济政治思维，这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新的考验。历经磨难、对中国社会现实有准确感知而又有成熟哲学智慧的陶老师等老一辈学者可能会给我们民族指明思想的道路。按照美国哲学家罗蒂的看法，哲学就是希望，哲学会给我们的民族以美好的希望。

陶德麟先生今年即将八十高寿了，我们这样的后生晚辈仍把沉重的哲学思考的任务寄望于像他这样的老一辈哲学家，可能有些不够孝敬和仁爱。但哲学思考已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意义，他们不能停止思想。我们的唯一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思考能够不再那么沉重和急促，多少有些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快乐和奢侈，这是哲学爱智慧本义的恢复，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健康的表征。仁者寿，智者乐，祝愿陶德麟老师寿比珞珈，福如东湖，永远快乐！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