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缘之幸与师道之悟

师缘之幸与师道之悟——写在庆贺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时

胡　潇

今岁，欣逢恩师陶德麟公八十华诞，在衷心庆祝老师致学为师功德圆满、身体康泰、生活福祥之时，历史的记忆让32年间师生情缘中的许多往事鲜活地涌上心头，岁月的冲洗竟不曾让它们半丝褪色！

1978年，我怀着对哲学的强烈求知渴望，报考了让我仰慕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师从刘纲纪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成为他带研究生的开门弟子。刘先生几十年间待我关爱有加，教诲不断，鞭策进取，师生情谊像百年茅台老窖历时弥久益香。此中厚意容我另述。

当下，我想告之师友的是发生在学生与陶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

在我入校时的1978年，解放思想的大幕刚刚开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前所未有的受重视程度在全国展开，每个省委组织都逐一表明自己的态度。认识论的问题演变成为是否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的政治问题。我家乡的那个省份，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省委表态迟迟，未及时展开并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事引起全国上下的严重关注，外界不知缘由，猜测纷纷。到武大报到后不久，我慕名去拜访陶老师。他热情接待我之后，便悉心询问主席故乡为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落后于全国。我大学毕业原准备去《新湘评论》工作，中因一段插曲未曾成行，但与相关人士有联系，略知一些内情，便尽己所知如实相告。陶老师听后，神色凝重，随即点拨我:真理标准大讨论，不是一个哲学知识普及的简单问题，更不是谁与谁的关系问题，而是事关全党全国人民从“文革”错误道路、错误思想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大问题，是深入改革、搞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情。我们要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跟上历史的发展步伐。简单一席话，是耐心开导又是殷切期望，让我在迷惘中清晰了许多。而于先生，则心中油然萌生一种“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的学术敬畏。此后不久，水利电力学院举办了一场大报告会，请陶老师主讲真理标准问题，我前往聆听，深为老师那条分缕析的阐释所折服，尤其对实践证明与逻辑证明之关系参悟颇深。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同学间也常为一些关涉改革开放事项的学术问题、政策问题发生热烈争论，陶老师的话语总是给我以智慧的提醒，乃至30年后我在《马克思的解释》一书中谈到实践与逻辑之关系问题时，脑海中仍清晰地浮现陶老师讲学释理的情景。这件事，让我深切而具体地明白了什么是“点化”。

我读研究生的师缘，因为陶老师为我们指引的毕业论文访学之路，使我有幸向老一辈著名学者当面请教求学而放大、延伸了许多许多。这师缘之广度的延展，在另一面则是于陶先生之师缘中对师道领悟的深化。那是1980年10月发生在我们哲学系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外出访学的事。当时，学校和哲学系安排我们做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我是支部书记，自然做了组织联络人。年轻而又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我们，在传统理论受到诸多挑战的时候，心情自然半是兴奋半是迷茫，油然而生一种向外求知、弄清是非的强烈念头。在拟制访学计划时，我们将当时哲学、经济学界一些知名学者如北京的吴江、王若水、萧前、李秀林、韩树英、汪子嵩、董辅礽、项起源，上海的蒋学模、伍柏麟，南京的孙叔平、胡福民等先生，尽数排在拜访对象之列。几个学生要去登门吵扰这些名人、忙人，能顺利成行吗?我们想到了同是学界名人、忙人的陶老师，请他代为引荐。陶老师欣然答应，介绍我们前往当面请教，用他那手隽秀而不失力道的行书为我们写了上十封介绍信，一一为我们恳请各位专家拨冗赐教。拿着陶老师的亲笔信，我与朱鲁平、王广正、刘清平同学在陈祖华、李南薰老师带领下，开始了一个月的访学之旅。

凭着陶老师在学术界的人望及其与同仁之间的厚谊和信任，我们在事先没有进行联系的情况下，陶先生的一纸引荐信让我们畅通无阻。除萧前、蒋学模、王若水先生外出未能面晤外，其余诸公一一接见了我们，并对我们不吝赐教，悉心指点。

30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吴江教授，安排一个下午给我们讲认识论、生产力问题。老先生一身灰布中山装，脚穿千层布底鞋，说到兴奋处，在房子里来来回回踱着步讲述他的见解，让人感到似乎是在听延安抗大教员授课，而且不时听到他说起毛泽东主席的内部讲话，使我们这些学术上的毛头小子着实接纳了许多新信息，大开眼界。时任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的韩树英教授，亦热情给我们以学术指导，并让我们转达他向陶老师的问候。

我因为毕业论文是研究生产方式的辩证法，特意单独去请教了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董辅礽老师。董先生主攻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哲学造诣不浅，他见我对生产力问题有兴趣，很高兴地鼓励我说，搞哲学的人弄点经济学很好，就像我们搞经济学的人弄点哲学一样，太有必要了，能打开眼界、深化对问题的思考。他告诫我说，研究哲学，千万别在原理、概念中兜圈子，跳不出来，弄得一个人除了重复概念游戏之外，既无社会文史、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又无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兴趣与能力，成为十分干瘪的书生。他在逐一解答我的求教之同时，还讲了经济改革中的生产力问题。先生快言快语，思维缜密而深刻，不断离开座椅站着与我交谈，丝毫没有现今一些“大”专家的盛气。正好讲到热点上，中央八机部来了一位党委副书记请董先生去作报告。所里秘书告知董老师后，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示:“我正在接待客人，请所里书记接待吧。”当秘书再次问及报告主题时，先生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就讲‘经济改革中的综合平衡’吧。”说罢，继续与我交谈。我见他太忙，几次想打住话题，先生总是讲，你是陶老师介绍来的，这么远，不容易，还是把问题谈完吧。不知不觉占用了先生一个多小时，我再三提出下次再请教，师生的交谈才终止。不久，董老师来武大讲学，刚好相遇，他关切地询问:“答辩不错吧?你请项起源老师作论文评审，听他说论文很有意思。”后来，我两次出差北京，都住经济所，总是得到董老师的关照。这一份由陶老师的关爱引出的师生情缘，让我终生难忘！比之时下那些学校“老板”，那些学界大腕，董老师的形象更让我感到师风师德的弥足珍贵。

在北京，我们结伴去李秀林先生住处拜访。他日夜待在办公室里写作。脑力劳动的辛苦让他抽烟很多，进门一看，办公设施简陋，唯有那大烟缸层层累起如小山般的烟蒂赫然入目，它诉说着主人的疲惫与劳碌。李先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从新科技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态势讲到了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的改革，他的讲话很大气而又充满哲理，使人深受启发。告别时，李老师一再叮嘱“向陶老师问好”，深见两位老师友谊不浅。只可惜李先生盛年匆匆而去，留下一部人民大学版的全国优秀哲学原理教材，不知修订再版了多少次，也不知教育了多少青年学子，让人们把哲学原理教学总是与萧前、李秀林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足矣。

在北京，我还专门去拜访了我国古人类研究继贾南坡之后的学术大师、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后来的科学院院士吴汝康先生。他丝毫没有看不起我这门外的青年学生，而是放下手中工作，指着满屋的石器和古人类化石，给我讲起了对人类起源的历史考证。他既肯定了恩格斯的基本学说，又强调在没有文献可查的情况下，对人类及其社会文化的起源研究必须在石头加骨头的探源中求得事实的支持。这是对我研究古人类史的一次启蒙。28年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意识的起源与结构》一书，其中关于意识与语言的发生学考察，十万字的言说，就得益于吴先生“石头加骨头”的学术指点。真可谓名师一席话，学生益终生。

南下，到复旦大学，我去拜访了后来该校经济学的掌门人伍柏麟先生。他在其裂缝透光的木地板小楼里接待了我，谈到了李平心教授的生产力哲学研究学案，亦涉及对经济学一些重要原理如竞争问题的时代性反思。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伍先生的生活简朴与学术执著。他当时作为复旦大学的骨干教师，居室竟如亭子间般简陋，除了书籍，别无长物。老一辈那种为国家经济崛起而日夜思索却不谙家庭经济安排的学人风范，长留心中，那是一种计利天下的忧乐意识，我们当发扬光大。

走进南京大学，我首先拜访了孙叔平老前辈，并向孙老转达了陶先生的问候。其时，孙老正在为几个索求翰墨的学生题词。他那老到精湛的书法让人不得不由衷佩服老一辈学者的国学功夫之深厚。当学生们离去轮到我向孙老请教时，为节省时间我便直奔主题，请教生产方式辩证发展的若干问题。事先，我曾拜读了孙老那本深红色封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专著，访问过他的哲学世界，大体知道他的一些基本思想。但孙老的谈话却不曾重复以往的理念，而是联系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了许多新的思考，并不时涉及国外学者的观点，让我深受教益，感到他力举“哲学研究要打通中、西、马”的意义。不知不觉，一小时过去了，这时，孙老的夫人温厚小声地提醒我:“同学，你住在南大吧，没有谈完的问题请明天再来好吗?孙老师最近心脏不大舒服，不能累着。”我赶紧收住话题，满是歉意地向孙老告别，孙老师却连说:“没关系，与你们青年人讨论问题很有意义。”他的平和与对年轻人的关心，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次日，我不敢再去打扰孙老师了。刚好，当时哲学界的闻人胡福民老师从意大利访问归来，南大哲学系及时安排我们座谈。胡老师与我们的谈话却是天马行空，他半点也没有显露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先锋作用，而是纵论他外出考察的所见所闻。他讲到了古罗马的哲学与文化，讲到了意大利的近代建筑与裸体雕塑艺术对人性解放的深度刻画，也不时论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问题。整个座谈，轻松活泼，无拘无束，没有定论定法，在胡老师的言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真理斗士的那种洒脱、透悟与通达。临到告别时，胡老师再三交代我们“向陶老师问好”，显见他对陶先生的尊重与厚谊。

回首30年前由陶先生为我们指引的访学之旅，虽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诸位先生不吝赐教、提携后学的师德师风却让人终生难忘。其中，许多具体的理论、学术问题已记忆依稀，但老师们诲人不倦的神情却深深镌刻在学生心上，作为一种人格化的睿智与德性，成了我的人生宝典，更成了我站讲台、做教师的风标。这是“人师”留给我们的“世范”。

访学归来，我向陶老师汇报了一路因为他的关照所得到的礼遇和教诲，并一一转达各位老师向陶先生的问候。陶老师悉心听着，不时提到这些老师的学术优长，称赞他们的成就，勉力我好好学习，广釆众长，争取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先生的教诲总是让我想起孔夫子“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话语来。

余下来的等待，自然是毕业论文的答辩了。第一届研究生答辩，导师没经验，学生没见识，大家都是出奇地认真和郑重。每个学生的陈述、委员的评议与提问以及学生最后的答辩，加起来要用半天时间。我的论文题目是《论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论题不新异，几乎耳熟能详，但我还是努力开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对此，陶老师给予别有见地的肯定:对于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论题，能说出自己新的见解来，那是要下工夫的。这不仅陡然增加了我为论文辩护的勇气，而且是在教我“穷理以致其知”的学问功夫。记得我为了一个问题的答辩陈述以及与委员们的讨论足足用了一个小时，后来这篇答辩词整理成文章发在《湘潭大学学报》上，足见认真的程度。同时，我仔细地将诸位老师对我论文的评议意见记录下来，以资论文的完善，并先后将十余万字的毕业论文分拆成十来篇文章发表在《求索》、《湖南师大学报》等刊物上。21年后的2002年，我又将毕业论文修订、充实，以《唯物史观第一原理》为题出版了一部30万字的专著，2004年还获湖南省政府优秀著作三等奖。显然，若不是当年陶老师等答辩委员的热情鼓励与深入评析，我的论文决不会有其“后答辩时期”的幸遇。

一个学生，对于培养、教育他的母校、老师，是难以完全从精神上“断乳”的。我常跟陶德麟、刘纲纪等老师讲，“我是武大永不结业的学生”，言为需要老师们的继续教诲与支持。事实表明，这决不是我的刻意自谦。30年间，我的确不断得到武大哲学系陶德麟、刘纲纪、朱传棨、雍涛等先生的经常关心和支持，也得到段德智、童鹰、宫哲兵、刘清平、汪信砚、李维武、何萍等学友的热情关照。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我的“学运”不顺、十分郁闷的时候，陶老师给了我极大的信任与鼓励，让我坚定前行。在我出版了一些文字之后，仍然是陶老师给我以肯定与支持，让我多了一些自信。2000年，我去湖南师大哲学系工作，出版了费时五年写成的40万字的《思想哲学》一书，出版社想申报优秀图书奖，请陶老师和人民大学的夏甄陶老师做审读专家，两位先生年过七旬，学务缠身，但都拨冗审读拙作，褒奖有加，让这本普通而又有几分德国式晦涩的书连续获得三个省级二等奖。这是多么难得的提携！相比时下那种弥漫在一些地方之学术、师生关系中的市场交易原则，前辈的大家风范当为学界的精神脊梁！

当学生成为老师之后，他们对于老师所给予的教诲与关心，感受会更加深刻，因为他们多了一种在师道师风方面反己以教的审视与参验。1981年从武大毕业后，我辗转湖广之间，到了许多地方，做过不少营生，坑坑洼洼，最终的宿命还是落定在大学讲台上。自省之余，仍然是陶德麟、刘纲纪等先生矢志于学的那样一种淡定与执著，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选择和对于教书育人的投入。它让我不时想起海德格尔的话:“勇敢地承担真理的追问，不惧怕鲜花与掌声的缺席。”虽然我学识浅薄，不成气候，但对于我的学生我还是在尽着责任与关心的，也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教师”，甚至担着“广州市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的殊荣，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心理负累。对此，若问成因何在，我会清晰地告诉学友们，那是陶老师等前辈的师风垂范，无形地引导我前行，鞭策我当好教师的。我与陶先生的师生缘，以及从中悟到的师之道，在学术人格与教师职业精神方面，双重地滋润着我，成为我精神世界永不贬值的“黄金储备”。

以上，是一个老学生对于一位老先生30年师生情缘的记忆片断，啰嗦地唠叨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陶先生的教诲之恩。“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学生拜水东湖，问道珞珈，师恩泽被湖山。值陶公八十华诞吉庆之际，谨以前贤范仲淹诗句恭颂先生益寿福康，睿智与哲学共在，师道同学脉长存！

2010年5月18日

(作者系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