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的探索者

时代精神的探索者

李明华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致康·施米特的一封信中，把宗教、哲学等称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但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从来都是把这些思想领域坐实到现实的实践基础之上，从来都强调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哲学不仅关注实践，而且应当指引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陶德麟教授就是一位出色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国、改变中国的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在多个场合说过，哲学的高度抽象并不说明它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它终究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在60年的哲学生涯中，陶德麟教授始终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学术的生命，成为时代精神的探索者。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陶德麟教授师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达同志，并担任李达同志的助手，深受李达同志的思想、学问和人格的影响，是李达的忠实传人。陶德麟教授在阐释和宣传《实践论》、《矛盾论》方面，在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并修订、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了哲学生涯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转折，开始走上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而这个大转折的先声，就是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族抱负和积累深厚的哲学功底使陶德麟教授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立于时代的潮头，冲锋在前，发表了数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头文章(如《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等)，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国当代哲学史和社会变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时我在武大哲学系读本科，有幸听过陶德麟教授关于真理标准的讲座，他缜密的思维、化艰深为平易的表达以及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陶德麟教授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突出贡献，是他哲学生涯的又一段华彩乐章。一个哲学问题的全国大讨论，拉开了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序幕，这进一步表明了哲学这“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在这里，哲学成为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元理论”。哲学把思想和理论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追问思想和理论的正当性，追问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为思想理论的演进提供思路和方法。这些正是陶德麟教授一向所主张的。恩格斯曾高度赞扬19世纪德国哲学，“正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哲学革命作了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先导。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时代才迫切需要哲学。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这个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就是“哲学”。纵观人类文明史，我们看到，哲学让思想冲破藩篱，哲学使思想变成闪电，从而照亮人们的精神世界。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哲学则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的理论思维。它是“有思想的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思考和追寻事物的最深刻的本质，追问人是什么，追问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追问各种形而上的问题，是智慧之学、爱智之学。一切关于人类、关于世界的最深刻、最精彩的思考，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哲人之思”。但是，并不是所有从事哲学行当的人都能作“哲人之思”。有不少哲学研究者、哲学教师，他们把哲学当作如同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只是在形式化的或纯学术的领域里游弋，这或许是哲学作为学科发展的理论侧面之一。但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可能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不关注时代的命脉，不可能不关注国是民瘼。陶德麟教授说过，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升华物、铸造者，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陶德麟教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对“语录标准”、“权力标准”以及“两个凡是”所作的反思，就是基于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他在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有生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哲学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枯荣、人民的祸福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此后，陶德麟教授一直自觉地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上。今天，我们评价陶德麟教授的哲学成就，也就十分自然地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推动哲学革命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变革的先导的历史功勋。

我作为陶德麟教授的学生，不仅被老师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严密的逻辑思维所折服，同时也深深景仰老师的宽阔胸襟、高尚品德和魅力人格。陶德麟教授对学生们的宽厚与关心、扶持与帮助，费心之诚，尽力之竭，是众所周知的。我个人的一段人生经历，使我终身不能忘记陶德麟教授的指引与帮助。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但在要不要对外开放、是坚持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要不要改革政治体制等问题上，学术界以及党内都有不同认识，甚至有严重分歧。当时我在武汉主编一份青年理论刊物，呼吁深化改革，倡导市场经济，强调民主、法制、自由权利，在青年中颇有一些影响，但也遭到来自某些部门的指责。刊物在出版十多期之后，即受到一个级别较高的“工作组”的逐字逐句的“审读”，我本人也受到审查和大会批判(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刊物被停办)。在受到审查期间，学兄郭齐勇劝我不如再回武大读书，并寄来哲学系博士生招生简章。我曾与齐勇共同做过熊十力哲学研究，一起赴京城登门拜访过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朱光潜、贺麟、熊仲光等熊先生的生前友好及亲属，因此齐勇主张我和他一同报考中国哲学史专业。经过考虑，我决定选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专业。而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就是陶德麟教授。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招收我做学生是有较大风险的。况且，那时陶德麟教授担任着武汉大学的副校长。我不知道导师态度如何，会不会“避”政治之“嫌”。我忐忑不安地拜访了陶德麟教授，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说可以报考，并鼓励我认真复习准备。这使我很受鼓舞，当即决定报考。哲学系萧萐父教授、王荫庭教授还为我写了篇幅很长的推荐信。

考试通过后，我很快收到录取通知书。但由于我是被“审查”对象，我所在的单位不放人事档案，不让入学。这种情形僵持了三个多月。陶德麟教授坚持认为，李明华有受教育的权利，既然被武大录取，就应该入学。并且，他一直作各种努力使我能够回到学校。一次，陶德麟教授见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同志，就请他帮助解决我入学的问题。在钱运录同志的干预下，我终于到武大报到了。

回顾这一段不为他人所知的经历，我对陶德麟教授总是充满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联想到陶德麟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虽“九死一生”而不坠其志的坚韧毅力，在“文革”刚结束的关键时刻以火一般的激情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民族情怀，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不倦奋笔的勇者风范，我看到了陶德麟教授一以贯之的胸襟和追求。这也是老一代哲学工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2010年6月1日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兼职副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