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先生与我的哲学之路

陶德麟先生与我的哲学之路

萧诗美

陶德麟先生八十大寿，我作为其亲授弟子，心情是十分激动的。陶老师桃李满天下，而我有幸一直工作和生活在他身旁。更因为工作关系，我和陶老师平时有较多接触。陶老师长期担任“211工程”项目负责人，我受学院和学科委托，帮陶老师做一些收发邮件、报销经费、代领资料之类的工作，其间几乎每周都要见一面。这种师生互动有时让家人也参与进来了。记得有几次我因有事不能及时给陶老师送邮件，而要送的邮件又比较急，于是我就要儿子代我跑一趟，儿子听说是给陶爷爷送邮件，二话没说就当作美差马上跑去了。我妻子在校医院工作，下班回家她一般是不讲医院见闻的，但若看到陶老师或吴老师到医院看病或拿药，她回家是一定要讲的，倘能为陶老师吴老师做点什么，便深以为自豪。陶老师和吴老师对我和我的家人更是关怀备至。他们不仅关心我妻子的工作，关心我孩子的成长，而且关心我们老家的情况。我每次回老家，陶老师、吴老师都要仔细询问家父家母和岳父岳母的身体状况，有时还向家里老人提出一些健康建议，使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正因为平常接触较多，所以在陶老师八十大寿之际，我的感想特别多，以至于一直想写点什么，却不知从何写起。好在人们有一个共识，认为师生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生道路的影响。我30岁以后的人生道路，也就是在武汉大学从事专业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道路，主要是陶老师铺就的。

我的求学道路是比较曲折的，跟哲学结缘更是很偶然的。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次帮外语老师整理宿舍，发现他书架上有一本艾思奇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外语老师说这是他的大学教材，我感到很神秘，于是借阅。读之似懂非懂，觉得那本书简直句句都是真理，于是一边读，一边摘录我认为重要的段落。由于分不清重点和非重点，结果差不多把整本书抄录了一遍。这实际上就是我的哲学入门。不久“文革”结束，陆续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每看到一本就买回来仔细阅读，并试图寻找它们的差别，直到最后发现它们没有太大差别。我如此痴迷哲学，却苦于一直没有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因为我在“文革”结束前两年被推荐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师范甫一毕业，“文革”即结束，随即恢复高考制度，但我已经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没有了继续报考大学的理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以稳定教师队伍为由，极力阻止我重新参加高考或报考研究生。于是我只有把自己的哲学爱好保持在业余状态。那时中国社会普遍缺少宽容，即使是凭兴趣业余自学，也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我只有偷偷摸摸地进行。通过自学，我于1985年在《江汉论坛》上发表了首篇哲学论文，主题是探讨辩证法和系统论的关系。这时刚好武汉大学实行插班生制度，而报考插班生的条件之一是要有科研成果。1986年，我凭这篇文章取得了报考武汉大学插班生的资格，并且顺利地通过入学考试，插入哲学系84级学习。这一年我正好30岁，所谓而立之年，才开始接受正规的哲学教育。

两年的插班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需要重新就业。由于有以前的自学经历作对照，我重新就业的理想是到高校里从事专业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有三个选择:湖大、华师和武大。武大是首选，但是没有把握，因为我学历偏低。当哲学系把我的留校计划报到学校人事处时，人事处感到很奇怪，说你们哲学系既有硕士毕业生，又有博士毕业生，为什么偏偏要留这个本科毕业生呢?当时哲学系的领导是支持我留校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说服学校同意。能够说服学校同意的只有陶老师。陶老师当时担任常务副校长。我当时和陶老师一点也不熟悉。那天我去到陶老师家里，陶老师当时不在家，吴老师嘱我有什么事可以写在纸条上，陶老师回家后就会看到的。于是我在茶几上临时写了几行字，大意是说:我有一个想在高校里专门搞哲学研究的愿望，并且这个愿望持续了很久很久，请陶校长帮我实现。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可以肯定这是陶老师向学校做了说服工作的结果。此事我一直未向陶老师求证，陶老师也从未提起过。但是我心里明白，如果不是陶老师在关键时刻出面说话，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是陶老师帮助我实现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使我由一名中学教员变为大学教师，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哲学生涯。

留校以后，我虽然很快就上了讲台，但是深感自己专业基础不足。于是我继续发扬独立自学的长处，抓紧时间进行有计划的自学，恶补各种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同时考虑到自己学历偏低，长久下去难以适应高校需要，也在积极寻找在职攻读学位的机会。1990年，哲学系和研究生院联合开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研修班，所开设的课程和授课老师与正规硕士研究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积极报名参加学习，并自始至终都很认真。通过两年的学习，我们修了研究生院规定的全部硕士学位课程。按规定，修完全部硕士学位课程后可以申请硕士学位。当时我是很需要这个学位的，但是对这个学位要不要拿又发生犹豫。也许因为我以前所受的教育都不很正规的缘故，所以把是否正规看得比较重。我觉得这个研修班作为一种学习机会是很不错的，但是作为一种学历教育是不太正规的(主要是因为它没有通过统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当然，如果不是把它作为最终学历，而只是作为一种过渡，拿了这个不正规的硕士学位以后，再去考一个正规的博士学位，那还是可以的。可是那样一来，考博的事就必须等到一两年以后再说了。我的想法是毕其功于一役，放弃申请硕士学位，直接报考博士研究生。但又不知道没有硕士学位能不能够报考博士研究生。好在我想报考的导师早已选定为陶老师了，于是我直接向陶老师请教:像我这种情况，已经修完全部硕士学位课程，但未来得及申请硕士学位，是否可以报考博士研究生?陶老师以一贯持重的口吻回答我:应该是可以的，可以作为同等学力报考。吃了这颗定心丸，1992年春，我以同等学力报考了陶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并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被正式录取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习形式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正式成为陶老师的博士生后，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不仅因为自己考上了博士生，而且因为自己考上了陶老师的博士生，倍感荣幸。记得刚入师门时，我对陶老师讲过我的社会阅历，说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当老师，二是做学生，而且反反复复好几次，所以我的社会关系也相当简单，基本上只有一个师生关系是重要的。而且因为生逢“文革”乱世，我原来多次受教育都是不太正规的，唯有这一次师从陶老师学哲学才是正儿八经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一段师生关系，将其视为人生中继毕业留校后又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的完成更是与陶老师分不开的。

陶老师当年共招收了四名博士生。按照惯例，新生入学后有一次师生见面会。陶老师当时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在开学之初，所以他与我们的见面活动，只能往后安排。这期间，我们几位师兄弟，都有点翘首以待。我虽然在本校本系工作，平常见陶老师和听陶老师讲话的机会较多，但是作为陶老师的学生，第一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其心情是格外不一样的。记得陶老师和我们四名博士生首次集体见面，是在学校行政楼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陶老师以漫谈的方式，给我们讲了一些学习态度和方法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至为深远。陶老师说搞哲学要能沉得住气，还举了黄侃立志五十岁以前不发表论文的例子，说明要出真学问，就必须沉得住气。我理解陶老师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当时已有苗头的急功近利倾向。这种倾向像病毒一样腐蚀着中国学术界，人们常常因为名利的诱惑而沉不住气，希望快点成名，早点得利。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差点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纷纷筹备学术纪念活动。由于我留校后的教学和科研方向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加之武汉大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光荣的传统，所以我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谋划策，策划出版一套有关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纪念丛书。丛书计划确定后，我自己也向出版社提供了一个选题，题目叫《毛泽东辩证法研究》。选择这个题目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最初对哲学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辩证法，读本科前发表的首篇哲学论文是有关辩证法和系统论的关系问题，毕业留校后接连发表的几篇论文都是关于毛泽东辩证法的研究。有时想起来，发现自己直到现在还没有离开这个题目。可是这个题目在当时被认为太陈旧了，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所以就未能入选丛书。当我与友人谈及我对毛泽东辩证法的理解时，友人建议我配合当时社会上的“谋略热”，写了一本《毛泽东谋略》，并预言此书一定会畅销。我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这本书，没有把它当作学术著作精雕细刻，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该书出版后，销路果然不错。后来，我又应约写了《邓小平谋略》。这两本畅销书为我赚得了不菲的稿费，当然出版者和策划者赚得更多。正因为如此，北京的书商鼓励我大干一场，并承诺了诱人的利益。我妻子也希望我能再接再厉，以改善家庭生活状况。我差点因此走上畅销书作者的道路。迫使我在这条道路上适可而止的，就是陶老师的那句师训——搞哲学要沉得住气。我逐渐意识到写书赚钱并不是我搞哲学和选择留校的初衷，然后把心情平静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中去。此后近20年，我始终不敢忘记这一师训。这一师训让我始终行走在哲学的道路上，即使没有什么成就，也无怨无悔。

陶老师于我有知遇之恩、再生之德。在此，我衷心祝愿陶老师和吴老师健康长寿！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