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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陶公二三事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依稀只记得陶公答应我考他的研究生,鼓励我说,既然不能在部队为国家效力,那就多读点书,在哪里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等等。再次见到陶公,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了。这次评阅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几位老师都出席了,计有汪信砚、何萍、萧诗美、赵凯荣等几位教授,赫然在列的还有陶公。至于陶公的学术成就,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他的思想和品格自有他人去言说,也一定应当有人去讲述。

记陶公二三事

皮家胜

我见到久仰的陶公,大约是1991年,是经由陶公的得意门生高文武君引荐的。那时,高君正在武汉一所军队院校政治教研室当主任,我则在他麾下当一名教员,后又经他推荐到学员队当了教导员。在当时,这种转变预示着我在军队的前程颇有些看好。我也想趁有人还欣赏时好好工作,干一番事业。但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此前我在地方的一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刚好赶上那场“政治风波”,由于我自己的幼稚和冲动的缘故,我被要求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这一瓢凉水兜头泼过来,让我不知所措,心情沮丧,甚至有些万念俱灰的味道了。这种情状肯定被高君所察觉,为不使我就此沉沦下去,他决定带我去见陶公,要我去考陶公的博士研究生。或许他认为,我别的什么事干不了了,从政之路亦已无望,经商又不懂经营之道,如此懵懵懂懂、不谙世事之人,去读点书恐怕是最好的出路。

这样我就跟高君来到了陶公的办公室,那时的陶公已是武大的主要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只可惜那时的我已经浑浑噩噩,因此也记不得陶公对我说了些什么。依稀只记得陶公答应我考他的研究生,鼓励我说,既然不能在部队为国家效力,那就多读点书,在哪里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等等。

高君的引荐,陶公的接纳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是让我给错失了,我实在是一个不太懂得珍惜的人!或许也是由于当时自己的心情太差,定力不够,难以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因此也自觉难以考好的缘故。总之我失掉了这次赘入陶公门下的机会,至今思来,尤恨自己实乃一不堪造化之人。

再次见到陶公,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了。经过十余年的沉浮,我还是认定自己除了读点书,对学问有些热情和敏感之外,其他的事其实做不了。因此我经过多次努力,最终还是考入了武大。我已不好意思再去叨扰陶公,就选了他的另一位高足汪信砚先生做我的导师。说来惭愧,由于外语不好,能够进武大,还多亏汪老师为我奔走游说,我才得以如愿以偿。我在武大断断续续地待了四年,陶公年事已高,不常为我们讲课,但像课程论文评阅、开题报告、论文答辩这些活动是一定要来参加的。我印象很深的这件事就发生在一次课程论文的评阅会上。这次评阅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几位老师都出席了,计有汪信砚、何萍、萧诗美、赵凯荣等几位教授,赫然在列的还有陶公。可见当时对那次评阅活动的重视程度有多么的高。我们一二十位同学则排坐在下面,现场气氛显得有几分凝重。平时老师们都是有说有笑,但这次却比较沉闷。老师们开始评阅各位同学的文章,起初还只是说文章写得毛病很多,如观点不明确,论证不充分,逻辑上有问题,文理不通,语言文字表达不畅,等等,说着说着,老师们似乎生气了,并开始产生共鸣,其中尤以何老师表现最为激烈。她说,有的博士生写的东西还不如小学生,标点符号都是错的,不知道你们整天在干什么,读了书没有!我以前就听同学说起何老师做学问多么勤勉,用功多么专深,对学生绝不马虎,要求出奇的严格,这次算是领教到了。虽然后来曾有过与何老师一同出差,我毕业到新单位工作后她亦曾来我们这里参加过会议。她给我的印象早已经不是那么“凶”了,而是和蔼可亲,很容易相处的。但在当时,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额上也沁出了大颗的汗珠。尤以我为甚,因为我年长,我的师弟师妹太多。就是在同学们大气不敢出的时候,陶公发话了。他说,你们不要这样斥责学生,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他们写的文章有一丁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就要充分地加以肯定,有一丁点创新的地方,就要充分地给以鼓励,不要一味地批评。陶公说过之后,老师们才慢慢平和下来,学生们也才透过气来,紧张的气氛才有所缓和。事后我想,陶公是在以自己的言行教育着也挚爱着自己的两代学生。在座的几位教师都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他不可能不偏爱他们,但他仍然要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当老师;在座的这帮学生则大都是自己的再传弟子,他不可能不希望他们得到最严格的训练,迅速成长为有用之才,但他也希望他们接受到的是一种平和的、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心灵的教育,而不是“粗暴”的训斥。

再有一件就是2006年我毕业时候发生的事了。那是在答辩通过之后,我们几位学生有幸与教了自己几年的老师一起吃饭,因为大家都通过了答辩,所以心情不错,气氛亦较热烈。更使大家高兴的是陶公也出席了聚餐。那天陶公很开心,讲了一些很有趣味的笑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因为从未见过他老人家如此高兴,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些“放肆”起来。其时大家正谈论着各自的辈分。我有一位师妹年龄比我小很多,但她师从陶公,我则师从陶公的学生,私下里她常开玩笑要我称她为“师姑”,我觉得这种要求很不合理,就请陶公主持公道,看我应不应该如此称呼她。陶公觉得我们两人的“官司”和提出的问题很有趣,遂大笑。笑过之后,他说道,这个问题前贤早就给你们解决了,韩愈不就说过,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嘛,还有言道是能者为师嘛,业高者,闻道先者,能者,为师。老师不必方方面面都强过学生,学生也不一定样样不如自己的老师。谁是老师,谁是前辈,不是看年龄,更不是看你在跟谁学。一番话说出,众人无不服膺。当我再谈到我十多年前就应该跟他研习学问的,但我却错过了机会,等到现在才来学习,白白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颇露出一些懊丧和没什么志气的情绪,陶公等弄明白我想要说什么之后,还不等我开口,就谆谆教导我说,年龄有什么要紧啊,古人不就说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吗,只要你自己醒悟了,知耻而后进,完全可以大器晚成呀!

我注定不可能大器晚成,但陶公说出的这番话我也注定一辈子忘不了。每当我不太用功,想偷懒时,就想起陶公鼓励我的这番话,我于是不敢太懈怠,太偷懒,捧起书本再读起来,我实在不敢太辜负、太辱没他老人家对我的这番教诲了。

我所记载的是我亲历的几件小事,是一些从我个人视角出发对陶公的师德和人格魅力的一种体验,或许不准确,但绝对真实。至于陶公的学术成就,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他的思想和品格自有他人去言说,也一定应当有人去讲述。

欣逢陶公八十华诞,谨以这几件小事记载陶公对我的教诲和我对陶公的感激之情,并向他献上我衷心的祝愿: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2010年5月13日

(作者系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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