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创新中“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三、在改革创新中“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3]其“归还”或“复归”自然应包含将人们生动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现实关系“还给人自己”，也即包含文化解放在内的一切解放，这种解放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应在文化建设中“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34]，“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35]。

（一）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

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祈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1894年1月3日，意大利思想家卡内帕请求恩格斯用简短的句子描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复信中指出：“除了从《共产党宣言》（意大利刊物《社会评论》第35页）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这是“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根本内容，是社会主义与以往旧的制度的本质区别。

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实现文化“化人”和“人化”的统一。“一方面，要用贴近大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用各种文化产品宣传大众、教育大众、武装大众。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被宣传教育和武装起来的大众，能够从自发到自觉地运用这些‘文化产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论证自己的主张，如反贪污腐败、反暴力拆迁、反违法侵权、反非法用工、反不平等的社会政策等。”^[37]

其次，要在文化建设中，肯定人的尊严，弘扬人的价值，彻底抛弃“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8]”，^[39]使人民在自己和他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中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40]

再次，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和利益，为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文化权益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支撑和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指标，要“在凸显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现实条件下，遏制‘资本理性’僭越，强化‘人本理性’升华，把个人的发展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调起来。”^[41]

（二）在重塑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凸显人民主体性

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异性是相对的，三者之间保持着相对平衡的关系。主流文化决定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性质以及发展趋势；精英文化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促进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自我反思；大众文化促进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创新，使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更具生活性。在本文第二节中，笔者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人民主体性的缺失，要实现“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就必须从凸显人民主体性的角度，促进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与竞争，促进文化形态的良性互动。

首先，必须把人民主体作为主流文化必须顺应和遵从的力量。立足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认真研究和探索新闻规律、宣传规律、市场规律及其契合点，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提升主流文化对群众的现实关怀，增强了群众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其次，要强化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使知识分子自觉肩负起启蒙、弘道和守护理想之职志，重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另一方面，要通过投入当下的历史实践，加强现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培育和辐射，勇于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角色并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和精神境界而作出不懈的努力。^[42]

再次，要实现大众文化的价值提升。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时，才富有价值。“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43]因此，要提升民众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能力，通过广大民众的“生产式的解读”，实现大众文化的价值提升。“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则未被言说，未被书写。它在文本中留下裂隙与空间，使‘生产者式’读者得以填入他或她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间的关联。拒绝文本的深度和细微的差别，等于把生产这些深度与差别的责任移交给读者。”^[44]此外，还要通过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接触、亲近，实现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从而使“每一作品都能找到它的所有读者、听众和观众，而每一读者、听众和观众也都能得到他所感兴趣的艺术作品”^[45]。

（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

《决定》指出，“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46]同时还提出了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的具体措施。在笔者看来，有三点尤为重要：

一是必须厘清对群众文化的错误认识。文化之为文化，从源头上说，就是普通民众生活实践的样法。人民生于斯，长于斯，所以才认同为自己共同的家园。“群众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非功利性、非职业性的文化表达，实现自我参与、自我怡情、自我开发的文化现象，人民群众在其中抒发情感、愉悦身心、陶冶性灵、展示自我，蕴藉着追求自我完善、按照美的规律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文化诉求。”^[47]长期以来，群众文化被视为精英文化、高雅艺术之下的草根狂欢，是不入流的粗鄙庸俗文化。这种认识应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

二是要充分发挥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力。文化所确证的是人的精神的创造力，是表现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人民的实践活动是社会主义文化生长的不竭源泉，要重视并加强民间和社会的文化创造，敢于善于发现人民群众中先进文化的创新成果，鼓励创造、鼓励创新。要营造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潜在文化创造力的社会环境，给人民以创造文化的充分自由。“使所有人都能自我实现，都能展现自己的交流能力、理性、创造性、从个人愿望出发的选择能力，使所有人都能培育自己的感知，都能感受到社会与自然关系之和谐。”^[48]

三是要变革不利于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造的体制机制。要推进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变主体管理为行为管理，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以法律制度规范为主转变，从直接办文化和管主体转变到为文化产业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建立起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与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解放文化生产力，扶持文化企业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走上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作者为上海大学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本书编写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专题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4]郭凤志：《德育文化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5]《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6]《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12]罗文东：《人民主体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汉论坛》2011年第5期。

[1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15]廖文：《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群众文化论之一》，《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

[20]陆岩：《试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21]《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73.6％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人民论坛》2010年第24期。

[22]陈新汉：《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主体性：关于克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的思考》，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62页。

[23]高敏：《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环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24]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2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3页。

[26]闻山：《读爱因斯坦一封信》，《人民日报》2003年7月3日。

[27]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8]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2页。

[30]刘迎秋：《在使命与诱惑之间——试论大众文化勃兴下的精英文化意识》，《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1]杨桂青：《略论主流文化的实践性与利益旨归》，《哲学研究》2006年第3期。

[32]廖文：《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群众文化论之一》，《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页。

[37]杨俊一：《特殊矛盾优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经验的路线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38]应该说，社会主义在整体上已经消灭了“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但是个别地方“这种关系”还会像幽灵一样存在，我们可以从村干部拿村民嘴巴当尿壶强行要求喝尿、＊多地暴力强拆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中，体认“这种关系”的存在。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40]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http://www.gov.cn/2010lh/content_1555767.htm，2010-03-15/2011-11-20。

[41]杨俊一：《和谐社会：当代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2]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3]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44]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

[45]K.拉兹洛戈夫：《人与艺术》，《世界电影》1999年第4期。

[46]本书编写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专题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

[47]廖文：《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群众文化论之一》，《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48]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London and York：Routledge，199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