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之路的文化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崛起之路的文化自觉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古今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重新崛起”应该走怎样的道路，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或者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纯粹的知识分子（梁漱溟、陈寅恪、钱穆等）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皆被“困”于并使试图解决这个现代性难题。

我们认为，仅靠传统文化不可能解决当代中国的复杂问题。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救中国”的主要学习对象是欧美和日本，结果都失败了。“十月革命”后，在“文明选择”道路上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根据和直接参照。苏维埃政府的“新文明模式”赢得了广大中国民众的欢迎和好感，促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世界大战，本身就昭示着“资本文明”所固有的局限性。这就从现实意义上证实了“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世界大战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妨碍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正是通过“十月革命”昭示出一种与资本文明完全迥异的文明潮流，“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在这种文明潮流下，每一个人则“只能迎，不可拒的”。^[15]

在接受逻辑上，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结果，“向俄国学习”，“走俄国的道路”成为与“西方道路”完全不同的新样式、新方案、新图景。这一“替代资本主义”的“革命图景”恰恰正是中国人民内心所期望的东西。对屡受资本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民众而言，“十月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无疑更为强烈。“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16]“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17]

超越“问题逻辑”之后的“主义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更不能代表“自觉的全部”，更重要的涉及道路自觉、实践模式的自觉；没有实践支撑的纯粹的“理论自觉”在很大程度上等于空想。判断自觉性的一个基本标准，最终必须落实于“实践自觉”，并通过“实践自觉”体现出来。这一点至关重要，甚至是性命攸关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在方向、目标初定之后，其后的发展道路并不顺利，其中经历诸多波折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的斗争”，到广泛创建根据地，最终诞生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其核心的问题就是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从宏观战略到具体策略的许多问题，而致力于纯粹“文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可以说，“功效大验”是最突出的验证依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最终诞生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获得了伟大的进步，避免了“拉美陷阱”与“东亚困境”，成功实现转型，改写了世界舞台上现代化模式的既定格局。与革命时期“打江山”所面临的问题、解决的对象不同，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守江山”任务，而且由于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项全人类解放事业，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古代传统都决定了中国当下面临着亘古未遇的大变局、大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则是探讨“大胆而充分”利用资本的伟大成就，并在逻辑起点、逻辑内涵及实践路径上，建立起超越资本的原则及指导思想，并落实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践行文化自觉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和主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