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人道主义”

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实践论历史哲学作为唯物史观以经验的、实证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性、物质性和规律性，因而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科学理论。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否同时还贯彻着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否包含着人本学的内容和价值取向，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存在着较大的理论争议。一般说来，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否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也有一些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阐释是最具代表性的。

1.萨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存在主义是20世纪最强大的学术思潮之一，它的思想先驱是19世纪著名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把孤独的个人的非理性精神活动即个人的存在作为他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非理性的存在论在德国思想界同胡塞尔的现象学汇合在一起，产生了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哲学又在法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法国哲学家萨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存在主义哲学的总体性特征就是反对实证主义思潮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拒斥，主张哲学应当研究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但这种研究不是从作为独立实体物质或精神出发，也不能从感性经验或理性思维所给予的存在出发，而应当从超越了主客心物对立的人的存在出发。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有意识的自为的存在，这种自为存在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地超越自身。人的存在的这种主观性、自为性和超越性就是人的自由。所以，萨特认为，自由不是人的存在的某种性质，而是人的存在本身，是人必然具有的、不可逃避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把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先于本质”直接地理解为“自由先于本质”，他说:“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20]同时他还把这种与自为同一的自由理解为人们在思想上对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加以选择的自由。他不否认人的选择是否成功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他指出，选择是否成功与具体的自由相关，而与自由本身无关。自由就是选择的行为本身。应当说，萨特关于人的自由的这些思想深化了也细化了我们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认识，并且这些思想也并不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论相矛盾。

萨特与其他存在主义者不同的是，他的哲学历程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即从存在主义哲学走向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其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是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因素进入到萨特的思想体系里。对于萨特的哲学视界来说，这是一种新质的融入，因为萨特是从自己原有的存在主义的出发点，走向这种结合的，体现了对存在主义哲学本身的一种自我反思与批判。这是萨特哲学的新生。尽管如此，对于萨特来说，这种结合也还有另一重意味，即他试图以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克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21]

萨特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上升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方式，只要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可超越的。不过，他从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一种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人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应当包含着存在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中，却把“人”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丢掉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人学的空场”，从而失去了生命力。为此，他主张把存在主义合并到马克思主义中，以便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重新“发现人”、“探究人”。他甚至认为，存在主义不过是寄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思想体系”，因而“一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人的高度(即存在的计划)作为人学的基础而加以掌握的时候，存在主义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2]对于萨特的这一观点，国内不少学者倾向于一种消极的理解，认为这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的不良企图。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本身是非常偏颇的。存在主义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难道就没有任何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在其发展中就不应当吸收这些合理因素吗?萨特认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能够最终取代存在主义，不也正是暗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论较之存在主义更有理论优势吗?当然，就萨特本人而言，他的确曾经从存在主义抽象的、绝对自由的基本观点出发，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否认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对人的制约，强调作为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研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而只能研究人的特征、人的实践等，但他在后期努力修正了自己观点，承认历史对人的制约并重新认识客观必然性与人的自由的关系。萨特的这个思想转变不正是说明，只有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框架内，存在主义的合理性因素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它的局限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克服吗?

2.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历史科学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针对法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倾向，用结构主义方法系统地研究和重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分析的科学，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结构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马克思对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决不是从有关这种结果的发生理论中获得的，而是从有关“机体”，即有关当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中获得。马克思的以“实践状态存在的辩证法”就是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而结构分析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法。“矛盾”是同整个社会集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社会结构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因而在同一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因此，社会结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矛盾关系。阿尔都塞还认为，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矛盾是复杂的，是“多元决定”的。这表现为，马克思把历史看做不同因素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除经济以外，它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等各不相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因素。社会总体的性质由经济因素决定，然而这种决定作用只是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23]而是在经济、政治、理论等多种因素之间主要作用的相互调换中行使的，它决定其本身在一个社会结构中，在特定时间里是决定的还是非决定的，并在自己是非决定性因素时，决定上层建筑中哪个因素成为决定性因素。阿尔都塞把自己的这一观点称为“多元决定论”或“结构因果性”。

从理论上看，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就是，阿尔都塞把拉康的“症候解读法”用于他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解释，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状态存在的辩证法”理论。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明确表示要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寻找其理论框架，要把它不明显的形式挑明，把作品的“潜在”机制和埋在作品中无意识结构找出来，使读者能够把原作品中白纸黑字上的原文与无、空白、沉默等许多“症状”连接起来解读。“症候解读法”使阿尔都塞冲破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解读的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对一定的社会形态结构进行理论分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来思考社会运动的辩证法，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具体结果来决定人的具体生活，从而建立了一门关于“社会结构”的历史科学。

阿尔都塞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道主义化。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依据症疾的阅读”，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科学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即在1845年以前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时期，经过1845—1857年的过渡后，进入科学时期。而在进入到科学时期以后，马克思早期提出的有关人道主义、人的异化过程等理论观点就完全被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科学考察和分析所取代，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得到了“解放”，成为《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这意味着抛弃以往哲学的旧假设而采用一种新假设，因为以往的哲学都建立在人性、人的本质的假设基础上，都以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前提。为此，阿尔都塞十分明确地指出，不应该用“个人”、“自由”、“理性”这些属于18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具体的个人”、“真正的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的占据者和执行者，而真正的“主体”则是这些使具体的个人成为占据者、执行者的那些规定者和分配者，即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

阿尔都塞上述理论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对于人道主义、主体、理性、自由等概念，既可以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出唯物主义解释。如果不把人道主义命题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没有把主体性、理性、自由等观念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科学考察结合起来，就很难避免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然而，阿尔都塞的片面性也恰恰是在这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并不是他最终放弃了人道主义的命题，而是他把人道主义精神真正地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科学考察基础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和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设想，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主体，即无产阶级或全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永恒不灭的实质精神。阿尔都塞没有看到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理论家转变过程中的连续性，只是片面地强调了“断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批判性。他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所表达的现实实践活动的内容，把个人的创造性、能动性消解在社会结构中。这就使他不加区别地把一切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笼而统之地划归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中，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