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两个维度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两个维度

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理论著述和政治实践的主要内容，这可以说是他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作品中提出的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纲领和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实践目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成熟、不断完善的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实际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了这个思想过程的起点，他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3]这个研究很快就产生了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成果。这就是马克思为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一最初计划而在巴黎写出的一部分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亦称《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不过，尽管这部手稿是基于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但其基本内容却可以说是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哲学思考。这个思考是以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为起点，以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为核心内容，以扬弃异化为最终结论，力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出人道主义结论。

这部手稿的全文直到1932年才在前苏联和德国出版问世，并很快在国外哲学和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热烈的反响。以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通过对《手稿》的最初研究，在西方学界形成了颇有争议的所谓“两个马克思”的见解，即认为，《手稿》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晚期的人学思想是早期人道主义思想的退化。如朗兹胡特、迈耶尔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一书的前言中说《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德曼也在《新发现的马克思》(1932)一文中声称:马克思的任何一部其他著作，都不像这部著作这样清楚地展示出隐藏在马克思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也认为，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丢开了“一条本来有可能导向新的、人道主义的道路”。这种关于“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突出“人”和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说马克思在成熟时期放弃了人道主义精神是不符合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应当说，马克思的《手稿》是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这个批判理所当然地是把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主要理论内容，此后马克思专心于经济学研究，其目的是用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动态规律，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在《手稿》中已经明确阐述出来的人道主义理论，更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而是使这个批判获得更为坚实的科学支撑。正因为如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通过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关“两个马克思”的争论逐渐销声匿迹，大多数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只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中国学界对《手稿》的深入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研究起步于“文革”后学者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对“文革”所造成的巨大历史性灾难的深刻反思。一部分学者认为《手稿》虽然是马克思早年的作品，含有某些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它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人本主义实质和人道主义精神，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的人出发，唯物而又辩证地研究人，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当即遭到了学界更多学者的反对。不少学者认为，《手稿》是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时期的不成熟的作品，其中有关人的类本质、异化劳动等思想明显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遗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人出发，甚至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是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或者说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1984年，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甚至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观点定性为“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反对者的观点同样是把“成熟的马克思”同“青年马克思”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有意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过程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如本书在历史哲学部分所作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从现实的人出发与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和从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完全是一致的。否认这一点就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成是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东西。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创造出的良好学术环境虽历经波动但日益牢固，学者们并没有因胡乔木的这篇颇有政治压力的文章而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学者已经不再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再怀疑“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基本命题。

围绕《手稿》而展开的“两个马克思”的争论虽然渐已消声，但其中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角度和方法问题，却依然是不能忽视的。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之所以能够对后来的现代性批判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见解。马克思从历史的暂时性上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一方面揭示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另一方面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客观地蕴含着否定自身、超越自身的因素，这些因素终将导致新的、更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取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包含着并行的且相互渗透的两个维度，即“价值批判的维度”和“科学分析的维度”。

价值批判的维度就是说，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判断总是一种基于某种价值标准的判断。这种价值标准也必然出于对人性或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价值或意义的理解。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于单纯意义上的自然演化，虽然作为一个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样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并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但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是由人的有着价值追求的历史活动创造出来的，其内在的规律性亦是内在与有着价值追求的人类活动之中的，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原本就不存在与价值无涉的客观事实，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强调的，必须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必须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更进一步说，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或内在的规律性客观上并不决定它在某一历史起点上而必然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只能展现出一个包含多种可能性的演化空间，其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就取决于历史活动主体在这个可能性空间中作出的价值选择，而这种价值选择正是通过价值批判来实现的。这种价值批判一方面依据一定的价值准则或目标，指出现实社会的不合理之处，亦即指出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一方面引导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创造条件促使更合乎价值理想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因此，价值批判不只是一种观念评判，而是人们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的前提和动力。可以说，哲学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承担着这种价值批判的责任。当然，这种价值批判并不是少数哲学家的事情，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含在每一个人的历史活动中的，体现在他们个人的活动或生活体验中，哲学家不过是用理论的方式将这种价值批判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并加以论证。在现时代，马克思当之无愧地是承担这个历史责任的最为卓越的哲学家。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概括起来说，就是从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方式所具有的压迫人和奴役人的本性，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性的扭曲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相互对抗。这个批判体现出马克思对人的自由本质的确认和对人类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追求。毋庸置疑，如果没有这个价值批判的维度，而仅仅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当做经验的、实证的科学事实加以考察，对其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判断就无从谈起。换句话说，没有价值批判也就没有了批判。忽视、淡化甚或否认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价值批判维度，是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神实质的。

当然，马克思的价值批判维度又是同他的科学分析维度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同以往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家、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根本区别。价值批判总是基于某种基本的价值准则或价值目标而对现实社会作出“合理”或“不合理”的价值判断，但是，如果这种价值批判缺乏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考察，所提供的社会理想不是植根于现实的客观关系或客观可能性之中，那么这种批判除了寄托人们的某种“乌托邦”情怀之外，是不会结出现实果实的。以往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之所以至多只能提供出尽管是美好的但却无法实现的社会理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的抽象理解除了明示出社会批判的价值尺度外，却无一能够在现实的客观关系中找到实现的根据。与他们不同，马克思几乎把他一生中最主要的理论努力都置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中，力图用科学的或实证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客观关系、内在矛盾和演化规律，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结构的科学分析。在这个研究中，他既客观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的历史作用，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因而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和趋势。这使他相信，价值批判的人道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有其实现的现实根据。

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价值批判的维度和科学分析的维度是相互关联、相互贯通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价值批判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否则价值批判就会成为缺乏现实根基的空疏的道德清谈，科学分析也不能脱离价值批判，因为承载历史活动的历史主体原本就不是没有任何价值倾向的自然物，而是一种价值主体，其历史活动尽管必然要依赖一定的历史条件并在复杂的客观关系中进行，但其活动的内容却始终包含着在客观关系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作为客观事实内在于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因此，离开了价值批判的维度，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性作出科学的分析。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时期与他青年时期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可以说，在《资本论》的写作时期，马克思更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科学的、实证的分析，在这方面他显然比青年时期更成熟。但这决不意味着，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改变了或放弃了他青年时期对资本主义进行价值批判时所确立的基本观点，相反，这些观点始终如一地贯彻在他的科学分析中，使价值批判因科学分析而更加严谨、坚实，同时也使科学分析因价值批判而更有利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关系中的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性。总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之所以不同于他之前的社会批判理论，甚至不同于现当代某些现代性批判理论，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价值批判与科学分析的统一。本章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阐释和分析也将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