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旅行途中:自驾车于世间乱奔
导 航 东平 自驾车 小路 楚汉战场 首阳
阮籍旅行地图(制图/刘江)
《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就是说他有时兴致高到极点时,甚至忘记了自身的存在,这也是“得意忘形”成语的来历。可以说,只有在路上,尤其是在没有人迹的路上时,阮籍才真正放得开。
一、第一次公费游:消极避世的“东平牧歌”
“高平陵事变”几个月后,司马懿就任命当时已经是大名士的阮籍为自己的从事中郎(六品,相当于秘书),想用阮籍的名气来装潢门面,粉饰自己的血腥篡权,增强执政的合理性。面对“诈病”高手司马懿的征召,阮籍不敢装疯卖傻,只好识时务地跟着走了。从公元249年至254年的五年里,阮籍先后担任司马懿和司马懿之子司马师的从事中郎。
直到公元254年,不甘心受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操控的曹髦刚一坐上皇位,就封阮籍为关内侯,并升阮籍为散骑常侍(四品,皇帝的机要秘书),要靠阮籍的名气来扭转形势。在当时强弱分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阮籍这次加官晋爵,对他而言,如同坐在火山口,会随时成为炮灰。此后一年,阮籍虽身为曹髦的高级幕僚,但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既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也缺乏蚍蜉撼大树的勇气。所以,他继续靠醉酒混日子。等到刚接替过世哥哥司马师执掌朝政的司马昭上位后,阮籍就告诉司马昭说,他自幼喜欢东平的风土人情,愿意外放做官。听到阮籍不愿意留在曹髦身边做幕僚,司马昭自然喜出望外,随即任命阮籍为东平相(九品),批准他离京赴任。
东平是汉朝诸侯王国之一东平国,汉武帝之子刘苍是首任诸侯王,魏文帝时废国而保留郡制。当时魏国的京城已经从曹操时期的许昌迁到了洛阳(今河南洛阳),离阮籍要上任的地方东平国(今山东东平县)有三百公里左右。从京城四品的散骑常侍到芝麻绿豆官的九品东平相,表面上,阮籍属于被贬外放,但实际上,阮籍成功地从权力斗争的火山口脱身。于是,阮籍很高兴地回家打点行装,牵出他的小毛驴,慢悠悠地往东平乡间走去。他一路哼着小曲,念着“小驴呀小驴,你不要走得太快了”。
阮籍真是太开心了,离开水深火热的京城“下乡”,这真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对于在京城中压抑太久的阮籍,东平乡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他完全解放了。在东平的日子里,他干脆推倒了衙门的围墙,在四面通风的案台上几大坛、几大坛地终日酣醉。饮尽世间不平事,为一个王朝风流祭奠。
可惜,这样优哉的时光没能持续多久。阮籍在东平享受了十几天的田园牧歌之后就接到了调令。他被司马昭任命为自己的从事中郎,阮籍不得不骑着他的小毛驴又晃荡回了京城,重新回到了安全的司马氏阵营。这次出行,让他避免了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炮灰,是一次很成功的避险经验。阮籍大概尝到了出游的甜头,以后的日子一有机会他就要外出一段时间。
二、早期旅游特色:自驾游数日不归 爱登高也爱小路
阮籍的生活看起来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其实也有章可循。他有时在家里读书,数日不出门;有时出外游山玩水,几天都不回家;有时独自驾着车子随意地走,不管路径,待到车子走到没路可走时,他就大哭一番往回走。“驾车于世间乱奔,穷途时仰面而哭。”这是阮籍早期旅游的主要特色。
登高望远:期望看到更多的风景
从观赏自然风光、游览名胜古迹中,阮籍找到了逃避现实、寻求乐趣、得到精神安慰的良方。每次出门他都要写诗,每一次旅游都能触动他的诗意。他经常外出游山玩水,一玩就好几天,忘记回来,“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不过每次要是离家太久了,他也会想家,“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阮籍借诗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在家的时候,不是很快乐;出了门去旅游,路上空荡荡的,看不见车马;终于登上高山望远方,眺望九州,莽莽苍苍的旷野中,除了孤鸟和离兽,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在这种暗淡的黄昏里,能宽慰我的亲友在哪里呢?
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阮籍特别喜欢登高望远,仅在一处游览是不够的,他很“贪心”地想一次性看更多的地方。他的《咏怀》诗中随处可见与登高有关的诗,他认为站得高望得远:“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走得远了,登上高处还能看到故乡,“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
访古讽今:游走在古代政治和军事遗址
阮籍自驾远行是平常事,“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有一次,他又独自出远门了,骑着小毛驴,喝着烧酒,沿着人迹罕至的山中小路,走着走着就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
哭完之后他这次没有返回老家,而是继续前行,因为他要走到离家一百公里左右的广武(今河南荥阳),去观看那里的楚汉战争遗址。阮籍爬上了广武山,在这里,汉高祖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曾各占一山头,隔着一条深涧各建城池对垒,双方在此打起了持久战。刘邦一度被困求和不成,便离间项羽和谋臣范增,致使范增出走病死途中。在项羽的猛烈攻势下,最后刘邦带着数十骑出荥阳西门,逃往关中。走在楚汉战场,阮籍说出了他最有名的一句评语:“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杨维祯在《七贤画论》中评价阮籍此语是:“以英雄自命,不在刘项之下,慨然有济世志。诗人把历史上楚汉相争的将领刘邦、项羽以及当时众多的谋臣勇士都说成是侥幸得名的竖子,从这目空一切的口气里,可见其襟怀的宏放阔大,志向非同小可。”之后阮籍又抽时间登上了附近的武牢山(虎牢山),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
阮籍喜欢在旅途中发表感慨,他在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旅游的时候写出的“驾言发魏都”和“昔余游大梁”的诗句也引发了后人的诸多猜想。阮籍写道:“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根据后人的解读,认为阮籍这首旅游心情的诗是在暗讽当朝的现状,简单说就是不尊重士兵也不尊重贤人。
阮籍借景抒情写道:“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所怜者谁子,明察自照妍。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有学者认为,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黄华,为山名,离大梁颇远,是在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山。诗中的高台,是指邺中三台,是对魏明帝曹叡大兴土木的批评。
爱走小路:寻找诗意栖居的仙境
其实,阮籍大多数时光没有刻意地行走在“政治敏感区”,发表敏感言论。他驾车出游时,经常不走大路而走林中小路,他常常通过很多路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对人生之路的探索。
阮籍所走过的路既有世俗之“世路”、“时路”、“势路”、“捷径”、“狭路”,也有理想之“天路”、“天途”、“天津”、“天阶路”。他一方面鄙弃“势路”,认为“势路有穷达,咨嗟安可长”,而要“飘飘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另一方面阮籍又自知天路难通:“天阶路殊绝”,所以只好在“歧路”、“衢路”和路端为“失路”而痛哭。这些路意象形象地再现了阮籍时常在人生之旅的十字路口上徘徊。
阮籍还特别喜欢那些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因为,他觉得那可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司马氏的残酷统治让他时刻都想到另一个世界诗意的栖居——虚幻缥缈的神仙世界。有一年秋天,阮籍坐在萧瑟的山林中发呆。看到本来是桃李成荫、繁花似锦的环境,由于秋天的到来、秋风的扫荡,已经面目全非。他想到了生命的无常和自己“一身不自保”的处境,心情有点沉重,便幻想自己能逃开俗世变成神仙。
阮籍仿佛身临其境地写道:“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寝息一纯和,呼噏成露霜。沐浴丹渊中,炤燿日月光。岂安通灵台,游漾去高翔。”阮籍想象中的神仙是在《庄子》所说的藐姑射山上,他看到那里的仙人们乘着高大的云车出游,住在馥郁芬芳的兰房里,吸风餐露,沐浴在日月的光辉里,快乐自由。
不仅如此,阮籍好像已经见过了神仙似的:“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噏息九阳间,生遐叽云霄。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他所说的仙人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可与天地同寿,与万物齐光。他们摆脱了尘世的羁累,避开了人间的险恶,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遨游。这是阮籍所向往的生活,一个自由翱翔的无何有之乡,一个心境澄明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
不过,阮籍并不是一直都陶醉在神仙之家,他也不时地从仙境要返回人间。“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自伤非俦类,愁苦来相加。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他描写的仍然是那位居住在藐姑射山上的仙人,但不同的是,他所看到的这位仙人虽遨游长空,但却发现仙人心灵深处有着几分“慷慨叹咨嗟”、“自伤非俦类”的悲伤和哀愁。
由此可见,阮籍在游仙之路上不像前辈庄子一样超脱,他走得过于理性。在自由洒脱的仙隐世界里,他仍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仙人只是一种缥缈的幻象,他也会牵挂世间事,所谓的“游心无穷”只是一种奢望。
三、最想去和最不想去的地方:首阳
阮籍是那种背起包就起程的率性之人,但有一个地方他一直想去却可能终生未去。这个地方就是首阳。
对于很多人来说,首阳这个地方并不陌生。当年伯夷、叔齐隐居首阳,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说商末周初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伯夷、叔齐因为反对周武王以臣弑君,以暴制暴,所以坚持不吃周朝的食物而饿死。孔子认为夷、齐为“古之贤人”,其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称得上“求仁而得仁”。阮瑀也赞赏他们:“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殁而不朽,身沉名飞。”
阮籍曾反复提起首阳事典,并多次远望首阳山。这一天他走出东门,往北边的方向眺望着首阳。他看到首阳山上既有嘉树,又有伯夷、叔齐这样的志士,这让他心驰神往。但看了看当时的天已经有霜降,也刮起了风,实在不是去的好时节,去不成,阮籍只有独自感伤“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靳极苍先生解读阮籍这首诗说:“作者既欲学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去到首阳山去,而又迫于形势离去不得,虚与委蛇地留着又对所闻感觉着万分痛苦,而又万无办法,仅作此诗,咏此怀而已。”
之后,不死心的阮籍又一次在早上步出东门,再望首阳。这时候的他更多的是对首阳的思念和感怀,觉得伯夷、叔齐之死的根源应该追溯到商朝的灭亡,而商朝的灭亡祸根是妲己。“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嬉。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时,郁然思妖姬。”
很快,就到年终岁末了,阮籍还是没有去成首阳,但他的首阳情结不减反增。在一个风狂雨急的年终傍晚,阮籍披上衣服出了门,又想起了首阳。“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而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蟋蟀鸣乎东房兮,鹈鴂号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
后来,阮籍有点“酸葡萄心理”了。他开始不喜欢住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了,反而对二老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他觉得首阳山是寒风呼啸、万木倾斜,上下崎岖不可迫近,凤凰不愿意来,枭鸟则成群结队地栖居山上。再往后面,阮籍觉得伯夷、叔齐隐居首阳没有什么值得羡慕,认为二老只是迫不得已,“飏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最后,阮籍干脆认为二老不得称乎仁义,“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
可以说,阮籍对于首阳的又爱又恨,表现出他在当世一种望而无望的状态。阮籍虽不能去首阳,但内心向往,虽向往之而又不愿苟同之——仕非己愿,隐亦不能——渴望自由而又不敢付诸行动以追寻自由。
四、金牌旅游方式:与“竹林七贤”隐游
后来阮籍在魏正始年间(240—249),开始约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在当时嵇康的新家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聚会。当时嵇康从洛阳举家搬到山阳,他家旁边有一片茂盛广阔的竹林,正好七人经常在此或肆意酣畅,或高谈阔论,或抚琴啸吟,一时传扬朝野。因为他们七个人经常同时出现,所以世谓“竹林七贤”。
此时阮籍的思想已倾向于道家清静无为的理想境界,“保身念道真”、“道真信可娱”。求隐是他在理想实现受挫后对人生存在意义进行重新思考的结果。他的这种求隐已从过去的消极避世转为超然出世,他觉得与其整天做没用的忧思,还不如忘我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仰望高山俯瞰流水,看看奇花异草,欣赏美好的风光,这与高洁的心志可以取得和谐与共鸣。“乐极消性灵,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阮籍开始把“归隐山林”视为他人生的理想状态,认定了烟霞以外非吾友,山水之间是我家。并且他下定了决心不再管竹林之外的事,“猗欤世上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弛鹜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他借季世末叶大道陵废、小人弛鹜的黑暗现实,暗讽当时的社会,继而表示自己要步巢父、许由这些前世隐者的后尘,保持高尚志节,隐遁河滨,不涉世务。
“竹林七贤”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但在政治上,七个人的态度则不太一样。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但阮籍的表现比较隐晦,嵇康的表现则尖锐突出,以老庄崇尚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所以有了前文所说的最终落下被杀害的口实;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心腹。在文学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特别指出魏晋文学以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阮籍的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
和竹林诸友在一起的日子,阮籍过得更加放纵和恣意。阮籍与竹林诸友经常约会,他们在白衣飘飘的魏晋,不经意间地翩然遗世独立。在那残酷到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中,“竹林七贤”保持着傲然的风骨。此时何晏、王弼之流,正在洛阳朝廷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则在野与之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竹林诸人是文人的偶像、政治界争取的对象、文化界的先锋导师。
竹林的时光很美好,但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263年,嵇康被杀。至此,竹林之游正式结束。
五、总结旅游收获:成就《咏怀》诗
竹林之旅结束后,阮籍创作了《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作品。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这是他的不朽之作,摆脱了汉代乐府和古诗中描写游子思妇的老调,也迥异于建安以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新风,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更重要的是它是魏晋政权交替之际幸存者的呼声,堪称魏晋之际历史的一面镜子。
旅游心情化为文学名作《咏怀》诗
阮籍的《咏怀》诗并非一时之作,它伴随着阮籍的大部分旅程。其中各种旅游心情不仅仅是“旅游诗记”,它们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阮籍的人生之旅,从中可以看出阮籍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再到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的变化,也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心路历程。
阮籍的旅途是苦与乐相伴的,他在诗中描写了时世的艰辛、朋辈的不幸、宵小的猖狂、个人的坎坷,愤世、嫉俗、忧生、惧祸的心情,完全出之于诗;同时他又描绘了祖国的辽阔、自然的秀美、古迹的浩然、圣人的正气,入世、积极、进取、建功的最初理想,也出之于诗。
阮籍不能像屈原写《离骚》可以直抒胸臆,也不能像司马迁写《史记》照实直说。他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他这样,所以他借着描写旅途风景暗讽时局,“以其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托之《咏怀》,皆属有为而言,绝无游枝之语”。他的处境格外艰难,这些诗的创作所得非易,保存下来尤其困难。
《咏怀》诗问世之后,引起极大反响。左思、陶渊明、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都接受这个传统,斐然有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值得大书特书。文艺批评家也对它极力推崇,钟嵘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李善以为,“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过,因兹发咏,每有忆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下难以情测”。
确实,阮籍为了不让当局者看出他诗中所含的愤懑,经过了一番苦心孤诣的掩饰,他以景托情并不好读懂。经过清代何焯、陈沆诸人的不断钻研,目前大体上已能读懂。今人解开了《咏怀》诗的密码,认为这是些政治诗。其中对于改朝换代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欢娱未终极,白日忽蹉跎”“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适逢高风起,羽翼自摧藏”。所谓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权,所谓高风泛指敌对势力。古来多用太阳以喻君主。这些词句表示曹魏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濒于灭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
与此同时,在自己的遭际之外,阮籍也在沿路上看到了颠沛无告的劳苦大众。《咏怀》诗是他个人的控诉,通过《大人先生传》他又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造就超然出世心态:半梦半醒写就《劝进表》
阮籍驾车于世间乱奔,也造就了他超然出世的玩世不恭和放浪形骸的处世心态。公元263年,魏元帝在司马氏集团的操控下加封晋公司马昭为晋王,这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步。司马氏集团做戏做全套,一方面,司马昭坚决推辞,表现得像忠臣孝子;另一方面,他又指使心腹去找阮籍为自己写《劝进表》,好作出一番众望所归、自己不得不称王的样子。
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十分微妙,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山涛、王戎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死后,向秀应招入洛。阮籍不希望自己的笔墨文章成为司马氏集团杀夺的工具,他本想故技重施,又以大醉两个月的方式应付。可是,司马昭怎么可能放过阮籍?
司马昭的心腹司空郑冲在阮籍朋友袁淮的家里,硬是将已经醉成一摊烂泥的阮籍扶起,要他马上写《劝进表》。被逼到鬼门关的阮籍,此时的心态已经平和了。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他飞快地挥洒着手中的笔墨,顷刻间,一篇文采华美、情理兼备的《劝进表》写就了。实际上,《劝进表》一类应用文格式严谨,需要典故与事实罗列得疏密有致,即便是中国第一流大文豪的阮籍,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腹稿的情况下顷刻写成,何况当时阮籍还处于半醉不醒的状态。看来,阮籍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任何事都可以躲进竹林的。
两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逼魏禅让,魏灭晋兴。阮籍那篇《劝进表》的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后来,这篇《劝进表》在南梁时期入选了著名的《昭明文选》,成为同类应用文的范本,流传至今。
毁誉参半:竹林隐游留下“清谈误国”之罪
西晋建国仅五十余年,就在内乱外患中覆灭了。显赫一时的西晋王朝如此短命,其教训十分惨痛。当时一部分人在沉痛的反思中,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清谈误国”,认为是玄学虚无放诞之风造成的恶果。明代顾炎武倾向于把晋室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
阮籍作为玄学清谈的名家和旷达派的代表人物,曾受到一些儒学正统派人士的激烈批评。他们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崇尚道家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落;或站在维护风教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废弃礼俗,破坏了纲常名教;或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及受其影响者,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无所事事,以致清谈误国;等等。
但也有支持阮籍的,认为“竹林七贤”之后的主流士大夫精英阶层,没有阮籍正视自己与社会的勇气,却以阮籍等人万不得已的“放浪形骸”作为士大夫集体逃避社会责任与自甘堕落的借口。他们或站在同情阮籍的立场上,为阮籍旷达纵放的生活情趣辩护,或盛赞阮籍才识之高、人格之美,或盛赞阮籍的玄学思想超世脱俗,有止躁息欲、净化人心、淳化世风的作用,等等。
阮籍在景元四年(263年)冬天去世,享年54岁。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在魏晋时期的玄学名士当中,身后立庙的大概只有“竹林七贤”了。而在“竹林七贤”中,后人单独为之立庙的,也只有阮籍一人获得这样的殊荣。阮籍在晋国代替魏国成为新的统一王朝更迭之间离开人间,他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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