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游”苏轼

第2节　旅行准备：“优游”苏轼

导　航　眉山　宋朝　重文轻武　成都　东京

一、苏轼成长记：爱憎分明的“小愤青”

苏轼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苏洵是名满天下的才子，他的弟弟苏辙后来同样是文豪。他们父子三人都是进士，都名列“唐宋八大家”，文学世家史上也只有曹操父子三人可与之比美。

书香世家：母亲以身作则循循善诱

苏轼的家在眉山，陆游称眉山是“千载诗书城”，因为在陆游生活的宋朝，眉山出了886名进士，这个数量还没算今属眉山的仁寿、洪雅等县。苏轼的家族也是书香世家，他出生的时候家中的伯父、叔叔，还有两个姨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父亲苏洵禀赋颖异，不服管教也不易与人相处，直到27岁时因苏轼出生后受家中多人中举刺激，才发愤读书。

苏轼是家中长子，他4岁的时候弟弟苏辙，即苏子由也来到了人间。苏轼从小看着父亲发愤读书，7岁的时候，他自己也开始读书，“自七八岁知读书”。8岁时他正式入读乡里的“小学”。苏轼8岁到10岁之间，苏洵进京赶考落第后独自到江淮一带游历。教育孩子的责任便落到了苏轼母亲身上。

苏母是官家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激励苏洵努力向学，所以对苏轼兄弟的教导也循循善诱。有一天，母亲正教苏轼《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廉正之士为此冒生命危险上书弹劾奸党，一个叫范滂的直臣因此将被逮捕，他与母亲诀别，范母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范滂慷慨就义时仅33岁，后人特地立碑纪念他。这时，苏轼问母亲：“我长大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在母亲的教导下，苏轼10岁时已能写出奇的诗句。

青出于蓝：继承父亲文采与爱憎个性

苏轼的童年时期，宋朝在最贤明的君主宋仁宗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所以国内太平无事，贤良之臣在位，文才杰出人士受宠，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也传到了童年的苏轼耳里，他深受鼓舞。12岁那年，祖父去世，苏洵回到家乡。苏洵虽未中举，但他并未放弃仕途。

苏洵一方面在家自行修学，一方面亲自管教两个儿子，苏轼正是从父亲那里学习了白居易的诗歌。苏洵一向坚持文章的淳朴风格，所以对儿子他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这个习气是指当时文人们堆砌艰深之辞藻与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弃质朴自然的句子于不顾。后来年轻的学子进京赶考时，主考官欧阳修曾发动一场改革文风运动，对卖弄辞藻的学子全不录取，足见苏洵的前瞻。

苏洵敢于挑战权威，是一个典型愤青。在苏轼16岁时，姐姐许配给苏轼外婆家一个表兄，但疑受程家人折磨，不久去世。此事激怒了苏洵，他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了当时为名门望族的程家，并告诉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苏轼的母亲也因女儿之死，没有为娘家说话。

这件事发生之后四十多年内，苏轼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来往。苏轼的性格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也表现出爱恨分明的特性，是一个“小愤青”。

二、旅行背景：宋朝重文轻武爱格致游

苏轼所在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朝代，由赵匡胤建立，建都东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宋朝开国皇帝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整个宋朝一直重文轻武，文化昌盛、经济繁荣而军事式微。

读书学文受到特殊的重视，官方一首《劝学诗》是典型的宣传材料：“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外读。”苏轼对这个时期称赞道：“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宋朝生活：讲究品位　处处见雅

北宋建国初期节俭、务实，开国皇帝赵匡胤曾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到宋仁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曾试图以类似现代金融管理的方式管理国事，加之有范仲淹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界文人们励精图治，使得北宋出现了繁荣的社会气象。这样一个文人治世的时代，社会中渗透着文人的精致与雅趣，连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处处都表现出“品位”。

在宋代文献中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当铺）掌事，即着皂（黑）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可见，在宋代，对士农工商等服饰都有等级和行业规定，连行乞也得注意形象。

衣服如此，饮食也不例外。宋代人喜欢酒，但更爱茶，因为更雅。宋代与茶有关的艺术作品很多，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所作的茶诗数量颇多。茶画也丰富多彩，如赵孟的《斗茶图》等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嗜茶成癖，以至于带病深夜煮茶，他一生所写茶诗多达三百多首。不仅文人们喜欢品茶，饮茶的习俗在民间也日益普遍，“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即使在社会底层，茶也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

在住方面，贵族阶层的宅第日益奢华，各类私家园林层出不穷。园林式建筑最大的特点是把人工美和自然美巧妙融合到一起，在有限的空间浓缩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宋代交通也发达，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当时轿子、骆驼、牛车、马车、马、人力车、船……各种交通工具都已出现。宋代的交通中，畜力占有重要地位，畜力包括马、骡、骆驼、牛之类。不过宋代轻武而缺马，需耗费巨资才能买到马。南方由于水路交错，船是最好的代步工具。

宋朝旅游：格致之旅　以文表情

由于宋朝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品质提高，衣食无忧，交通发达，加上邸店如云，住宿方便，所以旅游业发达起来。在兴学的教育大背景下，文人们到处游学的现象极为普遍。在饱读诗书、参与政事之余，他们热衷于流连园林泉壑，遍览名山大川，以此陶冶性情，增长见识。比如王安石从小就随父宦游南北各地，目睹了各地各阶层的生活，对大宋王朝“日渐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认识，青年时就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文人们不会忘记的是，将所游与所思诉诸笔端，一篇篇游记、诗词便成为永久的纪念。文人们或寓情于景，或抒情述志，或寄寓清高，反映社会风貌，同时把家国的命运与个人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这使得宋代的旅游与旅游诗词散文成就突出，贡献巨大，比如为后世所乐道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秦观的《龙井题名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等。特别是王安石的游记以议论与言志见长：“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读王安石游记，看到了他志在“非常之观”的胸襟抱负，让人联想到他锐意改革的精神。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写景之余，委婉地反驳了宋玉在《风赋》中将风分雌雄的说法，明确指出了风无变异，而是由于人的境遇不同，对风产生快与不快的感受。

综上，宋代的文人们在旅游之中记述山水，长于议论，重在抒发对人生的种种感悟，通过旅游使自身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相对于开放、开阔、自由、厚重的唐文化来说，宋文化则内敛、自省、飘逸、淡雅，自始至终都恪守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角色定位。

三、旅行准备：跟“导游”父亲进京赶考

1056年，科举考试将在第二年举行。从四川到当时的宋都东京（今河南省东京市），路途遥远，所以对于志在科举的苏氏父子三人来说越早动身越好。此时，苏轼娶了眉州青神王方的女儿王弗小姐，苏辙也已成家。成家大事完成，现在剩下的就是立业了。

随父进京：先入成都　后入东京

父子三人告别各自妻子，起程赴京赶考。这是苏轼第一次离开四川，这一年他20岁。外面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全然陌生，幸好此次出行由父亲带队，一切父亲打点，他和苏辙是跟班。在苏洵的安排下，他们先到了成都，拜谒在那当官的张方平。

此时的苏洵47岁，但求官之心仍在。张方平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席，但苏洵志向更高，张方平便为他写信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另外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梅尧臣，力陈苏洵有“王佐之才”。怀揣两封推荐信的苏洵，这才带着两个儿子自旱路赴京。他们日夜兼程，穿剑阁，越秦岭，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在当年五月来到东京。

当时的宋朝共有四个都城，东京为首，称东都。东京分内外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入城处有两层或三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堞，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一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因此建了另三个陪都以作军事防御。西都洛阳，用以遏制经军事要隘潼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南都商丘，抵抗南方敌人。另建北都大名府（今河北省东南部的大名县），阻止自北方侵入中国的蛮族。

苏洵已是再次入京，所以在东京安顿下来对他来说不难。父子三人暂时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选择考生以备次年春季皇帝亲自监督的殿试。除去等候考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

京城旅游：见证繁华　一举中的

苏洵忙着将自己推销给欧阳修和当时的高官显宦，苏轼与苏辙则在京城到处旅游。对于这两个从大山走出来的“乡下孩子”来说，东京真是太繁华了，城中央皇城宫殿的雄伟壮丽让他们频频眺望，朱雀门外的国子监和太庙让他们心驰神往，京城生活的纸醉金迷令他们大开眼界，无处不在的警卫又让他们感觉到庄严。在行人如流的大街上，他们看到城里的人们都要戴帽子，打扮得像读书人。

秋季考试顺利结束之后，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殿试终于到了。这一天，宋仁宗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宿儒为判官。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这一天苏轼和所有考生一样半夜起身，在黎明到来的时候到达皇宫之外，经过一番严查各自走入由皇宫侍卫看守的封闭斗室。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录取者试卷阅毕，再由皇帝亲自监察考诗赋，再考策论。宋仁宗重视为国求才，他有时为免试题泄露，会在最后一刻改变题目。考试放榜之前，考试官要入宫中闱场，严禁与外界接触，通常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

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赞赏说：“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当时为保证阅卷公正，考生试卷交到考官那前先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笔迹。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档册里。因为苏轼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把他从榜首划到第二名，成为一个“美丽的误会”。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与弟弟一起考中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名列前茅。

后来，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但这时传来母亲病故的消息，于是父子三人匆匆赶回眉州。三年后服满还朝，仍授本职。纵然苏轼才华横溢，但从科举走上仕途，他要走正常路线，由低到高，层层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