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理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与修正

第一章　社会党理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与修正

回顾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尤其是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命运变迁，不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实践都有着现实的理论意义。作为一种曾经对东西方社会有着深刻影响的思潮，马克思主义将大写的社会纳入其历史科学，给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限度，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打开了未来的历史空间，从而为面向未来的现代左翼政治运动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理论活力，以至成为现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经典理论解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绝不只是一般性思潮的命运，它的命运与现代性的左翼政治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和历史实践密切相关。如果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思想或理论发展的话，那么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和历史命运。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征服各种纷乱繁呈的社会主义思潮，最终赢得对社会主义的经典解释或经典界定^[1]的历史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弃守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原则和立场，不断向现实妥协的历史。我们知道，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最突出的历史和政治成就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社会主义的诞生，这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和国家体制的建立深深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版图。整个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未来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在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具体体现(如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之间试图谋求“第三条道路”，谋求按照不断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或其他思想原则来推动现实社会的变革，这就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得以产生和流行的深层根源。

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方尤其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区别于欧洲共产主义思潮）来说，最具历史意义的莫过于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形成。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标志着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为源头的民主社会主义开始成为西方诸社会主义政党信奉的主要理论。当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界定时，修正主义便开始出现了。如果说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修正主义曾经在第二国际中遭到了几乎所有成员党的反对，那么20世纪50年代的修正主义则是受到社会党国际绝大多数成员党的赞成和支持。这个时期的修正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党的指导思想的非马克思主义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除了英国之外的几乎所有西欧社会主义政党，都直接或间接地抛弃了它们在19世纪末正式采纳的马克思主义，使党的理论信念向着人道主义偏移。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明确宣称，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2]。在这些左翼的社会主义政党中，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为修正主义浪潮冲击殆尽，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实现“消毒”，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相脱节。它往往局限于知识界中，这些思想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活动家所掌握。

二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化和伦理化。随着党的意识形态的淡化和退却，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社会制度的理解开始退出政治舞台，逐渐为一系列伦理化的价值或理念原则所替代。1951年，社会党国际发表《法兰克福宣言》，指出社会主义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价值的捍卫上，而不是体现在对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的追求上。^[3]如英国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就曾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意指特殊社会结构的一个精确的描述性术语……它只是在形容一套价值原则。”^[4]所以抛弃马克思主义，不再将社会主义当做有待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历史目标、未来社会和制度结构，而是将其还原为一系列人道主义价值的清单，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主流。

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可以集中在一点，即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或资本主义问题的克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因为社会主义所信奉的诸如人权、自由、社会平等、公正和民主等价值与其他非社会主义所信奉的价值并没有原则区别，但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或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基础上，上述价值和理想才可能实现，这是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之间原则性的理论区别。然而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的大的修正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抹杀社会主义思潮与非社会主义思潮的原则界限，致使社会主义丧失应有的内涵，最终让社会主义演变为只是有着人道主义关怀的一系列价值清单，演变为一种“能够产生一整套社会主义的价值”^[5]的道德理论，或者说一系列参照“民主的、社会的价值”的纯粹“思想启示、生活方式和行动方法”。^[6]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修正，混淆社会主义与诸如自由主义等非社会主义思潮的做法，在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那里就已经全面奠定了。例如他说道：“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事实上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思想不是也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7]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完全弃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便失去了与其他非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性区别，那么左翼政治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自身的尺度和价值，就蜕变为与为现实资本主义秩序作辩护的自由主义的共谋，因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往往会进退失据，沦为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牺牲品。

1889年，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与会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一致承认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原则。然而在这一百年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1989—1991年期间的剧变解体，对现代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大半个20世纪，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几乎长期明确反对苏联东欧政权，它们认为苏联、东欧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将这些国家习惯性地贴上“现存的社会主义”的标签。^[8]然而苏东剧变，不仅消灭了社会主义的一个所谓“畸形”，而且还取消了社会主义得以成就它自身的理论和概念基础:因为苏联、东欧等“现存社会主义”的解体，意味着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对于那些自信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继承者或实践者的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个一度是“社会主义摇篮”的国度现在已经解体了，欧洲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无论如何再也难以实质性地标榜自己试图超越东西方，走出第三条道路。如何走出苏东剧变的阴影，重建对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信心，这是该时期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所面临的难题。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修正态度较之以前更加彻底。

一是彻底放弃“消灭和废除资本主义”的论断。苏东剧变，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彻底将“消灭和克服资本主义”从各自的理论纲领和政治原则中废弃了。当社会党国际于1951年成立时，《法兰克福宣言》虽然表明对共产主义的极力反对，但却也毫不犹豫地宣布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废除资本主义；然而1989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再也不提废除资本主义了，而是声称自由、平等、民主、团结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这种对历史使命的放弃，使得资本主义不再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基本建制，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管理、控制和驾驭资本主义，而不是导致资本主义或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

二是彻底剥离“社会主义”的目标向度和制度内涵，将其严格界定为一系列自由和人道价值的组合，并在人道价值的基础上重新拷问社会主义的内涵、原则和正当性。例如，英国的布莱恩·古尔德（Blaine Glould）在《社会主义的未来》^[9]一书中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评价可能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的未来还不确定，它将怎样演变，人们现在还没有清晰的答案。^[10]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修正主义的普遍回答就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就是创造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11]，与自由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主要是诉诸于社会性的组织和团结而非个体性的自由秩序。

三是彻底抛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在基本价值和理论信条上的信仰明显迎合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致有些活动家和理论家将自身的理论基础表述为“自由社会主义”。当代的西方社会主义政党不再以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即使像伯恩斯坦主义那样将其“充当一般的纲领”的做法也没有了。如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指出法国社会党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它也绝对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党。布莱尔（Tony Blair）提出要摆脱党内一小部分人所持有的准马克思主义传统，才能重构英国工党的基本价值观。

然而这一时期的修正主义者在为自己改变社会主义信条的做法进行辩护时，却往往步其前辈的后尘，即通过社会主义所依赖的最后根据来实现的，即改造资本主义，因而不论民主的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如何对自身作何种程度的修正，最后必须或隐或显地回到社会主义曾经在历史中所获得的理论和政治内涵，即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改造。因为对于现代性的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来说，未来对于现实的社会变革和改造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政治和理论价值，如果未来只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延伸，那么左翼的政治实践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丧失其基础、价值和变革社会的动力，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蜕变为对现代政治生活无足轻重的、单纯的改良运动了。

所以如何从理论上真正有效地开启历史的未来空间，使得未来可以作为解决当下现存社会问题的历史出路，或者使得未来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历史和政治解决具有历史科学的真理性，对于左翼的政治实践，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据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至少曾经完成了上述理论使命，因为对于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来说，马克思主义一度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和历史限度，并在自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为未来的社会理想奠定了现实的真理性基础。因此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和左翼政治运动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然而这个问题已经为今天西方左翼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遗忘了。

下面主要通过对社会党国际的四位重要理论家的思想，来透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