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鲁姆塑造了法国社会党修正主义的精神和气质

第一节　勃鲁姆塑造了法国社会党修正主义的精神和气质

莱昂·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1950）是一位奠定法国社会党的思想和政治传统的理论家与活动家，虽然他的学术和政治生涯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但几乎是他塑造了法国社会党修正主义的精神和气质，使法国社会党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不仅如此，勃鲁姆的思想还反映了法国乃至西欧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由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蜕变的过渡状态。

勃鲁姆是法国社会党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1927年）、《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主义》（1928年）、《在人类的范围内》（1945年）、《民主社会主义》（1972年）等。

在西方，法国的饶勒斯（Jean Jaures）和勃鲁姆与奥地利的鲍威尔（Otto Bauer）、比利时的王德维尔德（Emile Vandervalde）等人一起，被称为继伯恩斯坦之后20世纪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在勃鲁姆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社会党曾经拥有的茹尔·盖德（Jules Guesde）奠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让·饶勒斯奠定的改良主义传统的融合，也可以看到法国社会党的分裂和独立(如20世纪20年代从社会党中独立出法国共产党^[12]）的历史在党的精神气质中所留下的烙印。不过勃鲁姆最终是饶勒斯思想的继承者，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主逻辑的扩大，社会主义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而不是从历史进步方面被确证为正确的理论和实践。所以勃鲁姆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的，必须用饶勒斯关于民主、人道的思想加以补充，因为人道主义的观念是整个文明进步的原则，它为道德、习惯和权利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基础。

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

勃鲁姆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以饶勒斯的人道思想为基础，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历史结果，而且也是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道价值的体现，是这些价值和原则的社会或政治实践。

20世纪5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性的左翼政治和社会主义运动所产生的理论和历史影响是异常深远的，而勃鲁姆的思想正是在这样大的左翼政治氛围中形成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勃鲁姆基本上融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饶勒斯的人道主义批判。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他说道：“我们完整地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我们完整地接受关于价值和剥削的理论。”^[1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证明“经济事实，即所有制的形式，食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现象，日益对现代社会的进化起支配作用，日益对它的制度和它的政治关系起确定方向的作用”^[14]。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必然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尖锐化的对立最终会为社会主义积累革命性的条件，所以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初始原则”的。另一方面，他还补充了饶勒斯的人道思想，他指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从根本上违反了人道原则，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否定”，因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道德或价值上都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许拥有比历史上在它以前的任何制度更多的抵抗力，但是马克思向我们指出了它在自身内部包含着促使它消灭的逻辑上必然的原因和条件”^[15]，而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根本上改变这种违背历史必然性的、违反理性人道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实践。

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一文中，勃鲁姆一方面指出：“马克思教导我们，事物的必然性是对我们有利的，它的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注定要使当前社会倾向我们所设想的那个新社会的，集体财产的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正如婴儿是在母亲的腹中长成一样”^[16]；另一方面又指出饶勒斯这样教导他:“社会主义是对人类本性的最深刻的要求的反应，是对那些与人类同样古老的感情的反应，这些感情经常受到生活的伤害，经常被社会摧毁，但是它们构成普遍的道德”^[17]。通过马克思的证明，社会主义有了历史的必然性；通过饶勒斯的辩护，社会主义有了道德的合理性。但是单纯通过历史必然性，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因为“必然发生的事物不一定是公正的，不一定是能满足批判的理性和道德的”^[18]；单纯凭借道德合理性，社会主义也会缺乏历史实践的基础，因为违背历史法则的道德和价值理想必然陷于空谈。所以在勃鲁姆看来，社会主义既是那种摒弃资本主义化的过去或传统的努力，是使“制度和法律准确地适应当前的经济必要性的努力”，又是“关于社会的一种纯粹理性主义构思的结果”，是实现社会公正或社会制度与理性之间协调的结果。^[19]他指出：“社会主义因此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道德，而且几乎是一种宗教”^[20]，它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与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完全符合人性设想”的社会。

在勃鲁姆看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产生的社会革命不仅是经济演化的必然性结果，同时也是人的理性和道德要求的永恒进步。不过这种社会革命不只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苏维埃政权，它的根本目标就是饶勒斯所说的民主原则的彻底实现，如果缺乏这一目标，很可能“摧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却没有摧毁资本主义本身”^[21]，苏联就是这样的例证。有鉴于此，勃鲁姆认为，必须赋予社会主义以道德或价值的原则性尺度，才能避免导致在具体的实践中歪曲或误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所以勃鲁姆说，这种秉承人道原则的社会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既可以通过革命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只要有利于人道和民主的真正实现，任何基于历史必然性或道德合理性的社会实践都是社会主义所能容忍和采纳的，因为社会主义是法国革命的诸如人权和公民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伟大原则的完满实现或证实。

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勃鲁姆一直声称自己的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饶勒斯的唯心主义的综合，而法国社会党所秉承的就是这种综合性的社会主义观。饶勒斯首先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的经济的唯物主义”并不妨碍人们对历史作出道德或价值的唯心主义解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勃鲁姆继承了饶勒斯的看法，饶勒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的经济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现”^[22]，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基础，其他所有一切社会关系诸如国家、法律、道德乃至宗教在本质上只是这种生产方式或经济体系的政治性的、观念性或伦理性的反映，随着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化，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变化。他甚至说: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起作用，更有威信了”；“它的任何一个基本论据都没有因为事件的进程或思想的运动而被击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基础完整无损，与其说它由于时代的发展而被削弱，不如说是更加巩固了”。^[23]

尽管如此，勃鲁姆还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表述方式上仍然存在歧义和含混之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历史规律的学说，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作为涉及历史的哲学，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某种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当做世界观和认识论，如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必然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与某种世界观联系起来，将这种世界观强加给那些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或行动者，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法国社会党历来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取决于任何哲学的和宗教的差别的”^[24]，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是多元化的，社会党的世界观和思想纲领也是多元化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党的传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垄断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权的，是反对党的思想基础的一元化的。勃鲁姆甚至抨击那些恪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信条的人是对马克思的“偶像崇拜”，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蒙尘”，他说：“如果说今天有某种事物使马克思主义蒙上阴影或受到怀疑，那就是它的某些信徒所宣称的过分的精神上的虔敬，那就是围绕马克思的文献普遍存在的狂热和偶像崇拜。”^[25]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是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被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和政治所损害了，“但是我相信马克思会胜过他的误入歧途的或堕落的门徒”^[26]。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对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性的解说或注脚，勃鲁姆便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隶属于这种社会主义所援引的更高的人道主义原则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人性”的完满实现，是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公正而实现人的幸福，通过自由而实现个人之间的和谐”的社会；维护和发展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公式”和“内容”，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基本观点和法国1789年革命的古老原则”的结合，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饶勒斯的观念论之间的合题。“马克思的辩证法向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地(我不想说是命定地），也就是按必然性的逻辑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进化中产生出来；饶勒斯的唯心主义向我们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存在着自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贯穿人类的所有伟大思潮的终点和成果，这些思潮包括精神流派和信仰流派以及对公正、对人道、对人的慈爱心的渴望。”^[27]对于勃鲁姆来说，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辩证法的主旨和目的就是赋予那种体现理性、人道和民主价值的社会主义以历史必然性，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社会限度和被克服或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然而要使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替代性的历史道路，就必须以人道主义的原则和价值作为其道德合理性的支撑和证明。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调和折中态度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勃鲁姆之所以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补充”或“修正”。因为在勃鲁姆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经济的唯物主义，因而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不能确保它自身一定符合人道的价值理想，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或道德空场”做人道主义的补充和修正。勃鲁姆与法国社会党所代表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人道主义修正，可能与当时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形象有关。我们知道，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是由诸如考茨基（Karl Kausky）、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阐述的，它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以至饶勒斯自我概括道：“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歇莱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予思想以充分的活力，希望把迫切要求统一的思想和神秘的宇宙密切结合起来”^[28]。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那里被解释为关于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的科学，而忽略或否定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无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自由等人道主义或人类学主题的深刻论述，所以勃鲁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补充还是有一定的缘由和道理的。

然而勃鲁姆也许并不知晓，他用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或观念已经蕴含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之中，对于今天熟悉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根本用不着人道主义的修正或补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批判，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人道精神，以至他将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称为“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如果说人道主义的精神或理想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作哲学和历史批判的价值向度和真理向度(在人创造历史本身的意义上说，人的自由本质就是历史的真理性基础）的话，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得这种停留在哲学或历史之一般原则上的抽象性的人道理想有了现实性的社会内容，有了不可或缺的社会性向度，因而可以作为未来的社会理想为左翼政治(如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理论和政治基础。因为对于左翼运动这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来说，它行动的思想原则就是它赖以立身的未来。如何能够创造性地洞察和把握未来，将未来作为体现人道价值的理想社会，作为历史的本质性或真理性实现，带入当下社会的政治实践，对于左翼政治来说可能是首要的理论和历史使命。因为只有在历史的未来与诸如理性、正义和自由等属人的价值或理想之间建立本质性的历史性关联，让未来不仅仅符合人道价值或理想，而且还要使未来作为理想社会赢得对当下历史的现实性和真理性，左翼政治才真正确立了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尺度。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曾经使得现代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左翼政治实践所能达到的历史和理论高度，然而修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使得左翼政治不断丧失自己创造性地据有(一度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所开启的）未来的能力，不断与现实的社会秩序相妥协，因而也就不断远离自身的历史和理论基础。一旦修正主义取得全面胜利，那么代表左翼政治的社会主义也就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进退失据了，对于现代政治生活来说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从这个层面看，勃鲁姆所代表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补充在本质上是“前马克思”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科学在上升到人道主义或人类学的高度时，那种人道主义的原则理想同时也就在历史的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中真正赢得了对当下社会(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我们再回头看看勃鲁姆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贡献”，其实是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实证化的知性科学；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所补充或修正的人道主义价值与这种知性化的历史科学缺乏内在联系，所以科学与哲学、现实与理想、历史与价值在马克思那里所达到的历史理性或历史科学高度的统一，在勃鲁姆的思想中又重新回到前马克思的对立与分离之中。总而言之，勃鲁姆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人道主义思想之间折中与调和的产物，相对于伯恩斯坦的思想来说，这种修正主义是一种过渡性的思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