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断言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证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

第三节　迈尔断言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证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

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194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代的重要理论家，是苏东剧变之后“第三条道路”的著名倡导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1年）、《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1998年）、《社会民主党的理论》（2005年）等。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社会政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已经丧失了信誉，主张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全面实现民主，而不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或原则进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或风险性的社会实验，因而一部分社会党理论家提出应当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取代民主社会主义，而迈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迈尔是一位继承伯恩斯坦衣钵的修正主义者，他断言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在这里，我们主要从迈尔对待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基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对苏东剧变的把握上来探讨他的基本观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基本观点

在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传统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或自由运动的真正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就是人的一切生活领域的自由成为现实。因为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等要求与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是相通的，所以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衣钵的继承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迈尔将他所坚持和信奉的社会主义界定为“建立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原则，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的在一切生活领域的平等的自由将能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组织而得以实现”^[45]。与自由主义相比，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或进步之处在于，指出了人的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的组织和团结，因而纯粹按照自由主义法则，在个体自由、利益和权利的单纯交换或让渡基础上，是不能真正建立起实现人的自由的社会的，因为人的自由的实现有着它的社会性的前提或向度，而自由主义往往看不到这一点。

在迈尔看来，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重新将人们划分为阶级，虽然这种阶级结构不是封建的、世袭的或者受到政治法律所保护的，但是在这一经济制度中，人们还是被区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社会性的自由和平等的分配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是不公平的，前者的自由和平等往往就意味着后者的异化和依附。^[46]同时，这一经济性的异化和依附还产生一种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后果，即导致建立在自由主义宪政基础上的国家(即国家只负责政治、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事务，经济和社会事务作为私人生活不属于公共负责的范围）沦为有产者统治无产者的工具，国家和法律对自由和平等的规范、保护也就沦为对资本主义之奴役、依附、不平等和不公正秩序的规范和保护。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以及阶级分化这些问题上，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治纲领就陷入了困境，因而也就不能担纲最大限度地公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这一历史使命了。社会主义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历史解答，它主要诉诸对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性前提或基础的重视，诉诸于社会性的组织和团结。为此，迈尔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努力争取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全社会的利益为目标的经济计划和劳动者对经济的参与决定是这一社会制度的特征”^[47]；社会主义努力在民主的基础上将国家改造为“为全社会利益服务的工具。民主的国家能够改变经济和社会中的生活条件”^[48]，以便实现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平等分配。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人在一切生活领域的自由，实现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公平公正配置，就必须诉诸社会化的组织和团结，将经济和政治秩序改造为充分实现人的平等和自由的秩序。要实现上述社会目标，实现社会化的组织和团结，所能依据的原则只能是民主。这就是迈尔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见解。

有鉴于此，迈尔主张应当以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提法来替代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民主是社会化的组织的唯一合法性原则，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社会组织和团结上的基本表现。社会主义所坚守的价值理想其实就是自由主义所依据的基本政治原则，即一个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只是社会主义指出，自由主义的那种建立在个体自由和利益基础上的消极性社会秩序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因而必须借助于积极性的社会组织，必须借助于这种积极组织所支配的社会政治力量来实施对人的利益、自由和权利的公平公正分配，才能达到上述目标或理想。民主社会主义或迈尔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则更进一步，即指出社会主义所依赖或指望的这种积极性的社会化组织必须以人的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为衡量尺度才是合法的，而履行这一权利尺度的组织或社会团体就是民主。正是基于这种理由，迈尔才主张以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以便将社会民主原则上升为第一原则。他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的社会创造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前提”^[49]。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迈尔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方面以社会性的组织和团体向度来补充和修正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实践策略，另一方面又是以人的平等的自由为前提来衡量和规范社会化的组织和团体的合法性，即为社会组织和团体提供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以至他指出：“没有民主制就没有社会主义”^[50]。然而或许迈尔没有看到，以个体性原则为基础的民主与以该原则为基础的市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前者是以资本原则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政治表现形式，后者是它的经济表现形式，正是它们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迈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纲领，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指南，是有着内在矛盾的。他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的冲突直到最后始终没有解决……这一冲突最终也使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如此对立的社会主义观点能同等地并且都有某种权利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作为自己的论据。”^[51]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不只是一种值得向往或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经典论断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便开始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争论，这一重大争论最终导致革命和改良的对立:革命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塑造社会，改良则是诉诸对现实社会的建设性改造。这种对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即一个是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一系列“预言”的落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复杂性和社会复杂性，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最终导致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境中开始蜕变为“社会改良的一个原则”。迈尔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说：“社会主义不是意味着立即和全面地用一个完整的对抗模式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塑造社会的原则(即通过团结互助和组织起来使所有的人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享受平等的自由）。”^[52]站在这一原则立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科学社会主义“无论从能以科学手段证明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意义来说，还是能准确无误地从科学认识中推导出它的塑造方案这一意义来说，都不是‘科学’的体系”^[53]。所以迈尔认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严格的科学，从中引申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为政治上最基本的方针或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错误的或者说成问题的内容和倾向的极端反应，那种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列宁主义，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要抛弃民主制的。迈尔甚至指出，修正主义在本质上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对它的矛盾与含混之处的澄清，是以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和较好的方面来批判和反击它的那些错误的和有问题的东西。

因此在修正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和阐明也不能由马克思主义所垄断，在对待自己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这一问题上，社会主义也应该奉行民主原则。在迈尔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在本质上是民主原则和被误用了的科学原则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他说：“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在于: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具有它本身的内在价值，社会主义要使这一价值扩展到所有领域，而且使其永不失效。共产主义想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代替民主制，直到建立无阶级社会为止。”^[54]然而以科学和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拒绝民主，是共产主义的“阿基里斯脚踵”^[55]。对修正主义来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界定为一门科学，并由马克思主义所揭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的核心，就是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活动家就是用历史的真理性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等，这些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误用。所以迈尔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指导思想的非马克思主义化，恰恰是看到了对现存秩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看到了科学和理论在社会改造这一问题上的限度。

迈尔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态度以及在修正主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奠定民主原则或民主基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性以及这一态度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性，但是他的这种实用性的修正态度，致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任由民主原则和人道价值所裁剪的纯粹思想素材，致使社会主义运动丧失了起码的理论和政治原则。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和表现，也是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历史解决，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为了实现上述诉求而产生的。单纯的民主原则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问题，也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克服它自身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仅仅在于，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克服和解决有待于将人、自然、劳动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桎梏中解放出来，有待于历史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本主义这种价值形式或社会生产方式的扬弃。

三、对苏东剧变解体的基本认识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产生了巨大震动和深远影响，一时间，西方左翼运动或社会主义实践不得不严肃地审视这一历史性事件，不得不寻找自身的理论和历史定位。

对于苏东剧变，迈尔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的历史性失败，是“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历史性批判”在实践中的证实。他说“共产主义的失败已经历史性地和明白无误地证实了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批评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本身”^[56]，这一失败所造成的暂时性的巨大影响在于，人们试图重新用“市民社会”来反抗国家，力图要求实现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负责，以规避国家对市民社会领域的监护和监控。但是在迈尔看来，共产主义的失败并非标明自由主义的胜利，只是暂时掩盖了自由主义在实践它的基本纲领和原则(即建设一个实现每个人的平等和自由的社会）上的无力或无能罢了，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始终是非自由的共产主义的真正替代物，同样也是非社会的自由主义的真正替代物”^[57]。苏东剧变只是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当它赋予的民主和平等的自由以规范的思想发挥作用时才是可能的和值得追求的”^[58]。

在迈尔看来，“社会主义”概念虽然由于苏联模式的历史性破产而遭到损害，甚至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之终结”的辩论，但是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伤，只是在后苏联时代或后共产主义时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明确它的民主原则和民主内涵。他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条提纲中写道：“在复杂的社会里，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作为赋予民主化以规范的思想以及作为公正这一绝对命令的守护者，以便使复杂的社会不致放任自流，才是可能的和值得期望的。”^[59]

然而在迈尔等人对社会主义原则作民主化的彻底修正时，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西方却陷入不可逆转的萎缩、政治挫败和丧失行动可能性的困境之中。在商品、货币与信用普遍化和世界化的今天，资本逻辑已经严重限制和规范了这个体系内部的民主机制，以民主作为自身终极原则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因而不得不遭遇自己的尴尬处境，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所倡导的“社会福利或社会投资国家”已经严重受到资本、市场和信用体系的制约和束缚，普遍陷入赤字性的民主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和信用体系下，任何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受到资本和市场关系的束缚，任何民主化或社会化的过程都必须放在这一体系中加以规范和权衡。所以指望民主来解决资本主义的体制性问题肯定是一种无力或奢谈，当社会主义已经将自己的原则彻底修正为民主原则时，这种政治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就再也没有必要性了。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观点或许是有教益的，他说：“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都遭受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地死守原来的理论……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从最初的伯恩斯坦的意义上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去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很难说哪一种倾向更有害。在我看来，我所称的‘极端修正主义’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深的倾向。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以这种方式被人们弃之不顾的原始理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