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倡导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以及对唯物史观的当代批判

第四节　吉登斯倡导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以及对唯物史观的当代批判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著名倡导者之一，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西方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名思想丰富、著作等身的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两卷本）(即《权力、财产与国家》和《民族—国家与暴力》）、《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超越左与右》和《失控的世界》等。

吉登斯的思想体系十分庞杂，广泛涉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哲学等领域。我们主要从吉登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的界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及对现代性的乌托邦现实主义重建等几个问题探讨他关于现代左翼政治的一般思想。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分析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吉登斯社会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他说：“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61]他的主旨和目的就是把社会学的各个方面都与现代性这一研究主题衔接在一起，为反思和重建现代性开辟可能性。所以吉登斯也就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纳入他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所处理的大多是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但马克思在此书中的主要兴趣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学，它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对这一社会所建立的生产基础的检视，而揭露其‘经济变动的法则’”^[6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增殖性和扩张性的经济和历史分析，对于现代性社会制度的兴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蕴藏着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学。资本主义大约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它的出现以产品和劳动力的双重商品化为前提，普遍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是一种增殖性或繁殖性的生产方式，它使整个经济生活商品化和资本化，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经济化，同时还为现代性社会的全球发展和扩张提供动力基础，致使现代性社会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影响力。

但是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所分析和揭示的资本主义并不能涵盖现代性的全部内容，也不能囊括对现代性认识的所有方面。例如，在他看来，对于现代性，马克思所作的资本主义分析与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所作的工业主义分析和韦伯（Max Weber）所作的理性化分析之间，侧重点是不同的，因而也展现了现代性社会的不同向度。在杜尔凯姆看来，现代性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工业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的有机联合，以克服社会的机械联合对人的自由和道德的危害，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和道德整合的世俗共和主义社会。^[63]对于韦伯来说，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理性化问题，即理性化的发展不断消解信仰和价值的基础，使整个社会日益处于工具理性的支配之下。^[64]所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作为现代性的三个基本向度，它们之间是不能相互还原的。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诞生于16世纪欧洲的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社会建制或行为模式，它不能还原为某种单一的属性或面相。虽然如此，他还是承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对较大的现代性框架具有核心重要性”^[65]。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至少有四个制度性的向度，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社会和军事力量。资本主义是指包含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与产品和劳动力的双重商品化在内的经济生产体系，它以私有制的资本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构成社会阶级关系的主线；工业主义是指因为物质力量的广泛运用而导致的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它设定了建立在工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机械联合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社会失范和社会组织问题；监控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则、力量和效能，以及形成对社会的辖制和监管，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座“全景敞视监狱”^[66](福柯语）。此外，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军事力量显示出一系列气势恢宏的发展，乃至表现为一种断裂性变迁，民族国家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和彼此互动已经演化成一种全球军事秩序，这一秩序有其内在的制度性向度，我们今天的确生活在一个“军事社会”^[67]当中。

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这两个时期:前者相当于现代性发展的早期阶段，后者相当于现代性发展的晚期阶段。在简单现代性时期，由自然等外在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在人类文明中还占据主导地位，人们普遍信仰理性、自由、科学、民主等观念，工业化、市场体系、民族国家和民主制等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传统和习俗还在支配人的生活和思维，作为正当性或合法性源泉等。在反思现代性时期，由人类自身活动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已经占据文明生活的主导地位；人们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后果认识日益清醒，日益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官僚制和其他各种理性建制所组成的现代性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自然已近终结，传统也趋消解，理论和知识的反思性应用则使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成为社会系统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使人们的现实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所以对于吉登斯来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应当从属于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对社会主义等左翼政治实践的认识应当从属于现代性的解放政治解读。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定位

吉登斯认为，启蒙理性开启了西方现代性之路，而现代性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不断去传统化的历史进程。现代性历经了简单阶段和反思阶段，确立了工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自由、平等、权利等“解放政治”信念。然而启蒙理性的“解放政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能真正克服社会的等级制、剥削和不公正等问题。尽管如此，现代性还是需要这种以未来为向度的解放政治传统，只不过对于这种传统，我们需要加以批判和重构。

在吉登斯看来，要真正批判性地把握解放政治传统，就必须理解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创造历史方式的根本变革。对于现代性的启蒙理性来说，历史呈现出它在前现代社会中所没有的属性，即历史性（historicity），即人类发现自身认识历史的过程也是创造或创作历史的过程，同时也通过对历史的创作来实现对未来的创造。这表现为:我们越是能够理性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就越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为了创造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我们必须使自己从过去的习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68]历史呈现出来的这种属性，只有在现代性的启蒙理性那里是可能的，马克思的“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格言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性。他说道：“在如何理解历史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它可以被定义为利用过去以帮助构筑现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尊重。相反，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被看成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未来有赖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反事实条件（counterfactual condition），即未来受制于人们依据心目中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所采取的行动的过程。”^[69]

对于吉登斯来说，这种历史性对现代性的深层的历史和政治影响在于:一是人类希望从对自然和传统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二是希望从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因而他将解放政治界定为两个方面的主要表现，“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法性统治”^[70]。吉登斯说，现代性产生以来的时代是“历史性”盛行的时代，是有着自觉意识所塑造的自由、进步和解放维度的时代，因而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随着历史性的发展，现代性社会的正当性来源或合法性基础不再是过去、传统或习俗，而是平等、自由和解放等现代的理性或正义原则，以及有待实现这些原则和理想的未来社会。所以解放政治是以未来作为现代性社会的前途、向导与合理性准绳的政治，这种政治对历史的认识、把握或创作，是为了证明理性和自由等基础性原则的真理性和价值，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启未来，实现对人自身的本质和理想的辩护的政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就是这种“解放政治”传统，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形态的马克思著作”成了现代性政治“强而有力的原始动因”。^[71]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揭示现代性问题的^[72]，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历史分析来揭示现代性社会的剥削、压迫、依附和不公正等问题，并且以启蒙的理性和自由原则来认识、把握和创造未来，开启了左翼政治或社会主义实践的解放政治传统。所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中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的历史理想，在现实的历史和政治中确证了现代性的启蒙理性和自由原则，因而马克思也就在他自己的基础上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73]，这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已经觉察到历史在现代性社会中呈现的历史性特征，即现代性社会的“革命化”是对这种历史性的确证，也是对以理性和自由作为有待实现的未来理想的解放政治的历史动力学确证。虽然如此，吉登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批评的，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深邃分析的确揭示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它同时有着一种还原论的危险，即将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和本质仅仅归结到资本主义这一单一因素上，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还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性分析，这使得他对解放政治的开启仅仅局限于作为资本主义之反题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且将这种似乎是抽象性的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归宿强加在历史的目的之上。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种解放政治的思想，但是它对自身的“历史性”基础并不十分清晰，对现代性的认识和把握也不尽准确。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性的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性的重建或替代方案。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的前言中说道，他所关注的是两项主题: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二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在这里，我们主要阐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理论批判”，而该书第二卷所阐述的思想主要集中于他所阐述的现代性的四个向度等相关问题上。

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诸如“还原论”、“进化论”和“功能论”等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都是有待反思和重建的。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的问题。马克思将人类的社会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继而将经济关系还原为生产力，这一还原论的失误在于它片面地强调了物质性或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在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了经济关系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的首要性，其实这只适用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独立性的经济领域，因而也就谈不上经济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的决定性，相反，在这些社会，血缘、习俗、传统和宗教等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发挥了更为根本的作用。^[74]为此吉登斯提出了用“时空延伸水平”（level of time-space distanciation）来替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划分人类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所谓“时空延伸水平”，就是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整合和存储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系统在时空向度上的延伸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资源的组合关系是不一样的，资源组合和储存方式的每一次变化，都对社会系统的时空延伸水平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使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根据时空延伸水平的不同，吉登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的部落社会、权威性资源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分化社会和配置性资源占主导的阶级社会三种类型。^[75]

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问题。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据生产力的增长来解释‘历史’的，不同类型社会中的制度组织及其变迁过程均导源于这种生产力的增长”^[76]。因而它所描绘的社会历史进程包含着“进化论”因素。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将历史的变迁叙述为“世界成长故事”，这一“故事”所展现的进化图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压缩为某种单一因素的线性发展，用想象的进化逻辑来替代和分析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未来前景，并且为历史的变迁设定一个社会进化的顶点和目的(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单一性的和内生性的社会进化论将社会发展的历史视为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进化的过程。^[77]然而这在吉登斯看来，人类历史“并没有一副进化论的‘外观’，而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塞进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就不能准确地理解人类历史”^[78]。为此，他提出了用“片断化特征”（episode）和“时空边缘”（time-space edge）概念来修正和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片断化特征”所揭示的是，历史变迁的实质并非社会的进化，而是片断化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和转化；“时空边缘”是指不同社会片断之间存在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包含着社会类型转变的现实可能性。通过“社会片断”和“时空边缘”等概念，吉登斯将人类历史的总过程划分为四种世界体系——“前历史”体系、帝国世界体系、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及民族国家体系。^[79]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问题。吉登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对“需要”和“功能”的强调上，它在无意识中将社会设定为类似于生物性的有机体，用社会机体的需要和功能来解释历史的社会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需要在人的思想和精神中的内化，是经济基础之功能性的实现或完成。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范畴，而不是社会系统的“文化呆子”（cultural dopes）。此外，对共时性与历时性、静态与动态的区分也是功能主义的一大特征。在吉登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样存在着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区分:从共时和静态的角度看，它将特定的社会体系分解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静态结构；从历时和动态的角度看，它将历史描述为社会形态的转化和更替的动态结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静态与动态的区分的问题在于人为地割裂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同时又不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只能导致以想象的时空关系来代替人类历史的真实变迁。^[80]为了避免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倾向，吉登斯提出了“偶然性的社会变迁”（contingent social change）概念，强调社会变迁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总之，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基本路径是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降低到知性水平，然后反过来用知性化的社会学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来批评和责难马克思。所以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批判和重建，只是在低层次的知性水平上对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作社会学性质的繁琐修补。

四、乌托邦现实主义和“第三条道路”

对于吉登斯来说，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它所体现的解放政治的范围内实现了对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思或重建，但是这种解放政治传统并没有成功应对现代性的问题，也没有真正实现现代性的理想，更没有在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的基础上增强人类对现代性的控制和驾驭，反而在其创造性的行为中造成了一系列破坏性的后果。他说:解放政治是一种为了获得生活机会的政治，因而也是一种冲突的政治，吉登斯称为“他者”的政治学（politics of“others”）^[81]。因此，解放政治所引起的冲突和破坏非但无益于现代性的重建，反而增强了现代性的风险。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的政治》一文中他指出，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性所引发的两项根本转变:一是自然界的终结，二是传统的终结。^[82]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现代性本身，以及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对现实生活也就有着深远影响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反思现代性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历史和社会行为必须在慎思或审思的基础上评估自身对现代性社会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这一点上来说，起源于简单现代性的解放政治是缺乏这种慎思或审思品格的，因而应该对其注入某种审慎或保守的血液。但这并不意味着解放政治的终结，因为解放政治赖以存在的“历史性”以及这一“历史性”对未来的创造和实践并没有消逝，所以这种“他者”的解放政治在今天仍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为此他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批判为“没有革命的理性”^[83]，只不过在今天，解放政治要以生活化和现实化的反思政治的形式出现。吉登斯将实现了生活化的解放政治称为“生活政治”，并将其界定为“乌托邦的现实主义”。

在吉登斯看来，解放政治之所以成为现代性政治的突出或杰出表现，乃是因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必须以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实现，或者说，对现代性问题的永恒解答必须以超越现代性社会的方式来达到，所以解放政治在“历史性”这一特征中找到了现代性的确证基础，因而对未来的创造和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乌托邦维度是现代性政治不可或缺的向度。但是在今天的反思现代性时期，乌托邦必须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和沟通。他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指出：“乌托邦式的空想毫无用处，而且可以说，如果把它用于威慑性政治的话，它可能还极具危险性。寻求道德上的确信而不考虑行动的策略和后果，可能会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其源自于激进卷入所能够提出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不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下，降低危险必须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道德追求也可能导向一种相反的结果。”^[84]所以吉登斯指出，那种缺乏反思性和审慎性的解放政治应该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生活政治所取代，作为对解放政治的反思性继承和改造，生活政治所追求的目标对于现代性来说，不再是不计后果的，而是审慎性的和建设性的。在这种生活政治观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针对工业化、资本主义、监控国家和军事力量等现代性问题的建设性方案，即建立超越匮乏型的经济、重建生态和环境伦理、实现政治的协商民主，以及对社会的去暴力化等。

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或乌托邦现实主义，作为对解放政治的反思性改造，是一种“中左”（center-left）政治学，这一政治学正好与西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和改良性或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实践相契合，这一契合特征主要表现为他为“第三条道路”所作的论证上。《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的出版，标志着吉登斯在社会现实和他的政治理想之间建立关联的具体努力。在谈到政治理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85]对于吉登斯来说，第三条道路就是由反思性和生活化所改造和充实的解放政治在现代性的风险社会中的建设性表达，因而与这一政治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理论联系。有鉴于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第三条道路具体的建设性方案，即建设新的混合经济、修复社会组织和团结、改革福利国家、建立世界主义的国家等。总之在吉登斯看来，第三条道路的主旨和目的就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复兴以对未来的历史性创造和实践为思想和行动纲领的左翼政治，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有着建设性的解答。

【注释】

[1]对于马克思主义最终在欧洲赢得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解释和定位的历史进程，英国的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在《社会主义百年史——20世纪的西欧左翼》中写道:到了20世纪初期，“欧洲大陆，可以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所‘俘获’。到了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参见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页。

[2]SPD，Bad Godesberge Programme，p． 5，转引自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3]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译：《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4]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 Ltd． ，1956，p． 216．

[5]托尼·赖特：《新旧社会主义》，褚松燕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6]列·若斯潘：《现代社会主义》，《法国社会党饶勒斯基金会会刊》第15期，转引自《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7]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4～276页。．

[8]Willy Brand t，“Social Democracy After the Communist Collapse”，in Socialist Affairs，No． 3，p． 4．

[9]古尔德的《社会主义的未来》（A Future of Socialism）直接暗指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可能是为了标明社会主义在价值内涵和正当性上的不确定性。

[10]Gould，A Future of Socialism，转引自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50页。

[11]Labour Party，Democratic Socialist Aims and Values，London：Labour Party，1988，p． 3．

[12]法国社会党的分裂是源于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的看法，在1921年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共产党从社会党中独立出来，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社会党在勃鲁姆的领导下组织成另一个具有左翼性质的社会主义政党。

[13]《莱昂·勃鲁姆文集》(第6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14]莱昂·勃鲁姆：《为了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15]《莱昂·勃鲁姆文集》(第7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16]莱昂·勃鲁姆：《社会主义的理想》，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17]莱昂·勃鲁姆：《社会主义的理想》，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18]《莱昂·勃鲁姆文集》(第5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19]《莱昂·勃鲁姆文集》(第1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0]莱昂·勃鲁姆：《为了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7～228页。

[23]《莱昂·勃鲁姆文集》(第7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4]《莱昂·勃鲁姆文集》(第6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5]《莱昂·勃鲁姆文集》(第7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6]《莱昂·勃鲁姆文集》(第6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7]《莱昂·勃鲁姆文集》(第6卷），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8]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1卷），陈祚敏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1页。

[2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5～255页。

[30]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

[31]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 Ltd． ，1956，p． 17．

[32]Ibid． ，p． 2．

[33]Ibid． ，p． 23．

[34]Ibid． ，p． 27．

[35]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 Ltd． ，1956，p． 17．

[36]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8页。

[37]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 Ltd． ，1956，p． 4．

[38]Ibid． ，p． 59．

[39]Ibid． ，p． 63．

[40]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 Ltd． ，1956，p． 103．

[41]G． D． H． Cole，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Movement，London：Routledge，1937，p． 22．

[42]Lain Dale ed． ，Labo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 －1997，London：Routledge，2000，p． 54．

[43]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 Ltd． ，1956，p． 115．

[44]转引自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

[45]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46]同上，第13页。

[47]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48]同上，第29页。

[49]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50]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51]同上，第40页。

[52]同上，第50页。

[53]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54]同上，第59页。

[55]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56]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57]同上，第166页。

[58]同上，第166页。

[59]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

[60]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6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62]Anthony Giddens，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An Analysis of Marx，Durkheim and Max Weber，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1971，p． 46．

[63]Anthony Giddens，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London：Hutchinson ＆ Co． Publishers Ltd． ，1977，p． 22．

[64]Anthony Giddens，Politics and Sociology in the Thought in Max Weber，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2，p． 44．

[65]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66]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28页。

[67]同上，第298～299页。

[68]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6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4～45页。

[7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7～248页。

[71]Anthony Giddens，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 305．

[72]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74]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Property and the State，London：Macmillan，1981，p． 92．

[75]Ibid． ，p． 159．

[76]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28页。

[77]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Property and the State，London：Macmillan，1981，p． 90．

[78]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51页。

[79]同上，第288页。

[80]同上，第196页。

[8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8页。

[8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9～31页。

[83]安东尼·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2期。

[8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6～137页。

[85]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