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阿多诺的辩证社会学和否定辩证法

第一节　晚年阿多诺的辩证社会学和否定辩证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阿多诺除了发表他在战争期间撰写的几部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其他研究成果。其中对法兰克福第二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是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二是关于辩证社会学的研究，三是对否定辩证法的研究。

一、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

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2]这篇长长的论文中，阿多诺对他自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由他主编并在40年代出版的《专横的个性》一书的基本内容作了总结和归纳。他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探讨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特点及其得逞的原因，其二是剖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

首先，综观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宣传不难看出，他们显然是根据心理学的考虑，而不是通过合理地陈述合理的目的来赢得追随者们的意向。这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乃至反理性主义。

阿多诺指出，挂着法西斯招牌的宣传材料，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有一套严格的程式，形成了一个带有总的共同概念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结构单位，它决定了所说的每一句话。法西斯主义宣传之所以获得成功正在于它的这套严格的程式和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结构单位，这符合弗洛伊德《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中详细描述的机制，可以说它们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揭示来构思的。这可以分两个方面看。

其一，弗洛伊德在分析众多的个人如何联结在一起构成一个集体的过程时，阐述了“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的心理机制所起的作用。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程式正是由于符合这种机制，才组成一个“打不散的法西斯主义集团”。

弗洛伊德认为，使人们联结在一起构成一个集体的是“里比多纽带”、“爱的联系”。这种“爱的联系”是使集体得以构成和稳固存在的关键因素。在阿多诺看来，法西斯主义集团正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这种集体，把法西斯主义集团中的成员联结在一起的也正是“里比多纽带”。处于法西斯主义集团中的人们，情感得到强化，智能受到抑制，他们对法西斯头子狂热的爱使他们愿意去做任何事情。

弗洛伊德提出了把原始的性的能量转变为把群众结合在一起的感情的心理机制问题。他这里所说的心理机制就是指“自居作用”。他认为，只有当“自居作用”这种心理机制真正调动起来了，发挥了作用，性本能才能实现上述的转变。一个处于“恋母情结”之中的小男孩的“自居作用”主要表现为以父亲自居，希望长得与父亲一样，在各方面能替代自己的父亲。小男孩长大后，“自居作用”进一步演化，发展为与任何对象情感联系的普遍形式。

阿多诺强调，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自居作用”的心理机制发挥作用，使性本能转变为把群众结合在一起的感情，从而单独的个人结合成集体的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正是法西斯主义集团实际形成的过程。他说，在法西斯主义那里，“把性本能转变为领袖和追随者们之间以及追随者相互之间的结合物的机制是‘自居作用’的机制”。

那么怎样调动“自居作用”的心理机制，使它发挥作用呢？弗洛伊德提到了“暗示”、“催眠”等。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宣传就其性质和内容来说，同弗洛伊德所说的“暗示”和“催眠”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唤醒埋置在人们心中“自居作用”的机制，而它之所以赢得了群众，组成了一个“打不散的集团”，也正是由于它与这种心理机制相符。

其二，弗洛伊德在叙述非理性集团等级制度如何建立并得以巩固时，论述了“施虐—受虐狂”的心理机制所起的作用。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充分说明了这一心理机制，使人们在甘愿受上一等级的人虐待时，千方百计地去虐待下一等级和“外群”的人。

阿多诺认为，弗洛伊德对“施虐—受虐狂”的心理机制维持等级制度的描述，完全符合法西斯制度的实际情形。从法西斯头子到末流的法西斯主义小煽动家都不断地强调仪式典礼和等级制度的区分，他们特别强调属于法西斯主义集团的“内群”与在这一集团之外的“外群”之间处处存在着严格的区别。他们不断地强化暗示:信徒仅仅由于属于这个内群而比被排斥在外的那些人更美好、更高尚、更纯洁。阿多诺指出，法西斯主义的这些低劣的说教是冲着人们认为“内、外群截然对立”这一根深蒂固的本性来的，所以必然会得逞。

其次，在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时，阿多诺认为既有心理原因，又有经济、社会原因和阶级根源。他呼吁精神分析学家重视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经济根源的分析。他赞赏他的同道、法兰克福学派另一成员波洛克在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时把阶级分析、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办法。

阿多诺总结道，只要深入地探究一下法西斯主义宣传之所以能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心理机制相符，就不难看出，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根源不存在于人的心理之中，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中。他说法西斯分子的阶级本性与他们的操纵群众心理伎俩之间的紧密相关证实了这样一个假设:法西斯主义本身并不是某种心理因素所产生的，所有用心理学的术语来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及其作用的企图都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研究的水平。必须记住，法西斯主义的鼓动家是以特定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强有力的代理人面目出现的。

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不仅抓住了人们心理上的弱点，而且抓住了特定的物质利益，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由此导致人们不仅在生活层面上，而且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上，都陷入了法西斯主义的圈套。

二、社会学研究的两种范式

从50年代起，随着美国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联邦德国的不断发展，英美实证主义文化也大量渗透到联邦德国知识界中，并产生相当影响。在英美实证主义哲学中，首先引起法兰克福学派注意的是波普尔。波普尔原籍奥地利，后移居美国和英国。1957年，他在法兰克福广播电台发起《关于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哲学讨论，加上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形成一股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相对立的思潮。阿多诺最早注意到波普尔社会理论的非辩证性，并展开了批判。60年代，两派展开了激烈辩论。论战由波普尔挑起，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则作了强有力的反击。这里仅对阿多诺关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首先阿多诺认为，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研究模式，并有着极大的差异。

社会学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以“社会总体及其运动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以洞察像“交换关系”这样的基本结构作为研究方法；其二，主要研究社会个别现象，而研究的方法就是单纯的“事实”。前者即“辩证的”社会学，发源于哲学，“它企图通过揭示出社会的根本，即传统哲学称之为永恒本质或精神的东西，来重新论述哲学提出的问题”。它力求赋予“暗中使社会机器合为一体者”一个名称。^[3]这是一种理论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理论。后者即“实证的”社会学、研究事实的社会学。“由于今天一般地称之为纯粹的社会科学的东西，自从孔德的实证主义以来，多少有点公开承认以自然科学作为其样板，所以就更是如此。”^[4]这是一种经验的社会学。两种社会学是根本对立的，无法“归于一个公分母”，“经验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不能共同表现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5]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消除两种社会学之间的分歧，使它们和谐一致起来，而在于用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使两者的分歧更加尖锐化。

其次，经验的方法与总体的方法的对立，决定了两种社会学的一系列差异。

第一，它们偏重不同的客观性。有两种客观性:一是方法的客观性，二是被调查的东西的客观性。经验的方法只关注被调查的东西的客观性，忽视了社会整体的客观性，忽视了人类据以活动的一切条件、制度和力量的体现，或至多把这些东西解释为偶然的东西。由于被调查的对象带有任意性，因此在方法上无论怎样力求客观，其结果相对于社会总体来说，也是主观的。因此，依靠经验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也反映了一些客观性，但肯定不是全部的、并且常常以歪曲的形式反映”^[6]。经验的方法的主观性就在于“允许科学事业自身的任意性”^[7]，必然导致一种片面的、歪曲的社会观。

第二，经验社会学采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而辩证的社会研究采取历史的方法。社会具有与自然不同的性质，因此不能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例如，归纳和演绎法可以用来作为研究自然的手段，但用它们来研究社会就很不够了。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只有洞察现存的反应方式的起源，洞察这些反应方式与所体验事物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人们辨认所记下的现象”。换言之，对社会的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方法，其余方法都应受到历史方法的改造，才能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比如，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间接与直接的关系，就应当以生成的眼光加以考察。当代社会学对经验的强调，实际上变成了未经中介的直接性，使反映成了“纯粹的复制”，即成了“对假设对象的具体统觉，而复制对象实际上也就是歪曲对象”。同样，不能像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那样“非常简单地从描述上区别‘集体领域’和‘个人领域’，而是应将这两个领域的关系真正沟通”。实际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社会和自然界中的表现形式与性质是迥然不同的。“在社会学中，人们不能从关于社会事态的部分断言推出其一般的(尽管受限制的）有效性，就像人们习惯于从观察一片铅的特性，而推知铅的一般特性那样”^[8]。社会科学规律的一般性全然不是个别、部分完全结合进去的概念范围的一般性。“任何把人类世界同数学、自然科学的对象，至少是‘宏观世界’的对象的规则性和经久不变性相比较的人，都不能使这一世界改观”^[9]。当然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的行为是通过理智得以沟通的，而理智包括一般的要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立的特殊利益，这个一般也被特殊化了。个人利益即使具有同一性，也倾向于相互反对。流传甚广的那种社会原子的说法，即把个人在总体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视为是正当的，而且把社会原子同自然科学中的原子概念相比仅是隐喻的。甚至在电视屏幕前，社会最小单位的相似性，即个人的相似性，也无法用物理——化学的可能的精确性来严格确定。“但是经验的社会研究似乎采纳了社会原子的观念”^[10]。

第三，经验社会学关注局部，辩证社会学关注整体。社会研究一旦以总体不能为其方法所理解为理由，把它当做纯粹的隐秘的形而上学偏见来消除，那就会走向荒谬。经验的社会学恰恰不承认整体，犯了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阿多诺认为，社会科学是批判科学，在其逻辑外延和组成整体的个体因素特点的统一性方面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以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不能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从部分推到整体，而是应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

再次，对象和方法方面的不同决定了，经验的社会学从肯定方面理解社会，辩证的社会学则从否定方面理解社会。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验的社会研究极其强调“田野调查”。在调查中，把有关人的主观意识与无意识的陈述同其存在的客观因素相对照，这对经验的社会研究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似乎仅仅是属于社会研究范围的那种偶然的或纯粹的‘背景研究’，才使社会研究有可能揭示本质”^[11]。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把某些观点和某些条件相比较的方法，没有能消除根本的困难。关键在于与有关人的主观意识与无意识的陈述相对照的“客观因素”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些给定的客观因素中，必然会首先强调与被研究者的主观意见、情感和行为有关的东西。例如，在证实无产阶级已消失了这一陈述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工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而即使调查提供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似已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即工人都不再认为自己是工人，工人本身否认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但这绝没有证明“无产阶级非存在”这一陈述是正确的。这种主观的调查结果将不得不与客观的调查结果相比较，例如，那些被调查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他们对生产工具控制与否，他们有无社会权力等等。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工人仍然是无产者，即使他们自己认为“无产阶级已经不再存在”，无产阶级实际上仍然是现实存在的，只不过它这种现实处于无产者本身的意识之外，无产者还没有意识到它而已。

第二，所有既定的调查因素，通过社会总体实现沟通。一些既定的事实，即被作为“最终因素”的经验性社会研究对象，本身不是最终的，而是有条件的。这样，经验的社会研究就不能把与其方法有关的既定的事实，同事实自身的存在混淆在一起。例如，所谓的公众的舆论就是“与其方法有关的既定事实”，不能用对公众舆论的研究来代替对事实本身存在的研究。“一旦经验的社会研究断定公众舆论是绝对的，其自身就变为意识形态了。这是毫无反思的唯名论真理观的错误，它由于不能确定一个不同的真理，就错误地把一般的舆论等同于真理”^[12]。一般的舆论不能代表真理的近似值，相反却代表了社会上普遍的幻想。要使经验的社会研究摆脱这种致命的错误，就需借助于分析:分析舆论本身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分析舆论与现实的关系。只有把个别的经验事实置于社会总体的背景中，从这些经验事实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社会总体中，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从上述阿多诺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所反对的不仅仅是“经验的社会学”，而是整个唯科学论和实证论社会学。他在这里对唯科学论和实证论社会学的批评与霍克海默在30年代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他和霍克海默在40年代对启蒙精神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这种批判无非围绕着这样两个中心:一是批判唯科学论和实证论社会学为现实辩护。强调经验论研究只是简单地肯定社会世界的现有形式，并且证实这个现有形式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的总和，是“科学地确定下来的”实际。二是批判唯科学论和实证论社会学“崇拜简单地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否认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并强调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即直观事物，在认识的过程中将会消失。社会从本质上是由主体，一般说来是由人的主观性“所认识的”，一个学者要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就不应该摆脱自身的主观性。他特别反对唯科学论和实证论社会学的“真理的剩余理论”，按照“真理的剩余理论”，真理即是在认识思维中排除了主观掺杂物以后所剩下的结晶。阿多诺却认为，排除了主观掺杂物以后所剩下的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阿多诺在批判唯科学论和实证论社会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辩证的社会学”。根据其基本观点，可以把他的“辩证的社会学”归纳如下:对象——社会总体；方法——使经验研究服从于理论研究；任务——对文化、世界观、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批判。由于阿多诺在提出“辩证的社会学”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所以他有时又把“辩证的社会学”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阿多诺对社会总体或社会整体的强调只是相对于实证主义强调个别经验而言的，因此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总体，而不再是哲学上的总体。实际上阿多诺在这一时期对总体性哲学的批判越来越强烈，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终于向总体性哲学发起了总攻。

三、否定的辩证法

早在1931年获得讲师资格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实性》中，阿多诺就提出要建立一门既辩证又唯物的哲学，这门哲学同当时形形色色的既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社会的整体，又不具备否定和批判现实功能的哲学流派是对立的，它的任务是通过解释现实，来否定和废除现实。关于“否定的辩证法”的观点，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一书中已见端倪。马尔库塞在该书中系统地研究了黑格尔的社会学说，认为马克思不仅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同时接受了黑格尔的社会学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从根本上说是“否定的哲学”。在1947年出版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更能看到“否定的辩证法”这一理论的雏形，《否定的辩证法》则是这一理论的体系化。这本书的初稿是阿多诺于1961年在巴黎讲课时形成的，在修改过程中，他借鉴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的有关理论，因此可以把《否定的辩证法》看做《单向度的人》的姊妹篇。

阿多诺之所以把他的辩证法称为“否定的辩证法”，是因为从根本上看以前的辩证法都是“肯定的辩证法”。肯定的辩证法有两个特征:一是同一性，二是总体性。同一性体现的是在多中寻找一、在变中寻找不变的努力。总体性体现的则是用一构建多、用不变构建变的努力。这种先还原、后建构的方式，在阿多诺看来是出于建构哲学体系的需要。当然在不同的人那里，具体做法有所不同，由此导致“辩证法”的包容性有大有小。黑格尔可谓是肯定性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他通过把“同一”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作为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绝对精神体系。阿多诺认为，黑格尔虽然标榜否定之否定既包含了肯定又包含了否定，但由于否定之否定本身是肯定，因此实际上还是把否定包含在肯定之内。阿多诺之所以把自己的辩证法命名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要表明这种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以“否定”，而不是以“肯定”(哪怕是包容了否定的肯定）为根本特征的。

“否定的辩证法”是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它涉及哲学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作为一种辩证法理论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在他的辩证法前冠以“否定的”三个字，一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的辩证法，二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彻底性。在他看来，享有“辩证法大师”盛名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调和的，甚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那么他的辩证法究竟“彻底”在哪里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二是用绝对否定代替否定之否定。

阿多诺明确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怀疑一切同一性”^[13]，主张非同一性。他说：“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14]为什么要“怀疑一切同一性”而主张非同一性呢？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客体自身是非同一性的”。^[15]他所说的“客体”，是指哲学思维的对象，即存在于一定时间、空间、受一定时间和空间所规定的那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他说道：“历史的此时此刻，哲学真正关心的问题正是黑格尔与传统一样表示漠不关心的那些问题。这就是非概念性、个性和特殊性——自柏拉图开始，一直把它们当做转瞬即逝的没有多大意思的东西而不予理睬；黑格尔则给它们贴上了‘惰性存在’的标签。”^[16]

怎样来说明这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是“非同一性”的呢？阿多诺认为，尽管黑格尔对这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不感兴趣，但他关于“一切个别事物自身，都包含着他物”的论断却揭示了真理。他说：“黑格尔逻辑学的不朽功绩，在于认识到个别并不是自为的。在自身中，它也就是它的别物，并与别物联系在一起。”^[17]由于他把同一性理解成排斥一切差异的绝对同一，所以在他看来，既然是个别事物就不可能和自身真正地同一。他强调，事物不可能说与自身同一，又与自身非同一，即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事物只能是要么同一，要么非同一，二者必居其一。个别事物既然不可能与自身真正地同一，那必然是非同一的。论证了个别事物是非同一时，也就是论证了客体自身是非同一的。他认为传统思维的错误就在于将同一性当做最终目的，即认为事物自身都是同一的。

在阿多诺看来，事物都是矛盾体，论证了事物的非同一性也就是论证了矛盾的非同一性。他提出了“矛盾即是非同一性”的著名命题。^[18]他强调矛盾在辩证法中的突出地位，认为辩证法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研究矛盾、正确地表述矛盾。他赋予“矛盾”以特殊的含义，指出他所说的矛盾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矛盾，黑格尔把矛盾看成对立面的同一，而实际上矛盾应是排斥这种同一性的。他说：“矛盾不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必然加以理论化的那种东西，从赫拉克利特的角度看，它不是本质的东西。它表明同一性是虚假的……矛盾是同一性掩盖下的非同一性。”^[19]他认为，同一与非同一是绝对地对立的，同一性就是绝对否定非同一性，非同一性也就是绝对否定同一性，而所谓矛盾正揭示了双方的绝对对立，揭示了对立双方的互不相容，矛盾的双方只有对立——非同一的关系，而没有同一的关系。他强调“矛盾只是证明同一性之不可能的工具”^[20]，承认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是一种“违背常理的辩证法”，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的经验“屈从于世界的抽象齐一性”。

阿多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感到不满，主要理由之一便是认为黑格尔所说的否定是扬弃，即带有肯定性的否定，既然带有肯定性，那这种否定是不彻底的。他说：“否定一个否定，并不导致肯定；这只能证明否定得不够彻底。”^[21]

那么彻底的否定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否定呢？它与肯定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正如他认为非同一性与同一性不能两可一样，阿多诺强调肯定与否定不能共存。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过程不是肯定、否定、作为肯定的否定之否定，不是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的互相斗争，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他说“否定的辩证法”的宗旨就是使辩证法摆脱肯定的特征。

他认为马克思也是主张绝对否定的。他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扬弃思想的评价为例来加以说明。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缺点在于他在实际运用“扬弃”范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精神哲学中，总是在“保存”意义上夸大保存要素，并导致否定之否定恢复并保留旧的东西。阿多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不是批评黑格尔夸大保存要素，而是从不承认有任何肯定因素出发，批评黑格尔容忍“保存要素”。

其次，是作为一种逻辑学、认识论的“否定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在阿多诺那里，不仅仅考察“客体”，即“被思考的对象”，而且也考察“主体”，即“普遍意识”。他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又是一种逻辑学和认识论，即以探讨思维方法和概念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辩证逻辑”。但与黑格尔的逻辑不同，这不是一种建构的逻辑，而是一种“瓦解的逻辑”。

他强调，作为逻辑学、认识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主要特征是把“辩证地进行思考”放在首位。他说：“辩证地进行思考，意味着为了并针对一度经验外的事物中的矛盾，在矛盾中进行思考。”^[22]那么，“辩证地进行思考”，“在矛盾中进行思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呢？阿多诺提出了三个方面:

（1）使思路摆脱形式逻辑的同一律

阿多诺指出：“在近代哲学中，‘同一性’这个词有好几个含义……含义之一是指思维与对象的同一，即A = A。”^[23]思维与对象的同一，即A = A，乃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能否成立呢？这就要看思维与对象能否同一。他强调思维、概念不能穷尽对象，而不能穷尽对象就意味着不能同一。他说“由于概念不能穷尽所认识的事物”，“任何一个对象都不是按整体认识的”，所以“否定辩证法的要旨就在于改变概念性质的这种倾向，赋予它一个面向非同一性的转机”。^[24]他还通过分析“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一判断来说明对象与概念之间并不是同一的。首先就“自由”这一概念而言，它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的全部，因为这个人还有许多其他的性质。其次就作为对象的“这个人”而言，不只是这个对象是自由的，“自由”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说明所有的个人。他的结论是:思维与不同于思维的任何事物的对立，作为思维的内在矛盾再现在思维自身中。

在他看来，既然概念与对象不具有同一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能成立，那思维就应摆脱形式逻辑的同—律。摆脱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对于对象进行本质抽象，作出同一的肯定，要求人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说：“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再一致了。它的运动不是趋于每一对象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的同一；相反，它怀疑一切同一性。”^[25]

（2）消除对一切概念的崇拜

阿多诺强调“否定辩证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消除对一切概念的崇拜。他说“解除概念的魔力乃是哲学的解毒剂。它阻止概念不断升级而成为自身的绝对”^[26]，“否定的辩证法”是反对一切概念的，“辩证法是我们思维所提出的，对概念的古老形式的一种抗议”。^[27]

当然这种反概念的观点仍根植于所谓非同一性理论。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穷尽它的对象，那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非概念本性的成分”。他说：“尽管概念的含义包括非概念性这一点容易造成二者的等同，从而使概念陷于自身的圈套之中，但不满足于自身的概念性仍然是概念的部分含义。概念的实质，就思维来说是内在于概念的，就存在来说又是超越于概念的。认识这一点就能够摆脱概念的拜物教。哲学思想证实了概念中包含着非概念的东西。”^[28]

具体地说阿多诺对概念提出了这样两个责难:一是概念只体现普遍，从而不能与作为特殊的对象同一。“普遍概念所包含的同一基本上与概念所规定的特殊是不同的。特殊性这个概念同时即是它的否定，它不能揭示直接名称所不能说明的事物。”^[29]二是概念不能把握运动。“概念的内在要求是:概念有秩序地产生的不变性反对概念所掩饰的变化。就概念否认变化这点而言，概念的形式乃是虚假的。”^[30]

（3）提倡“反体系性”

阿多诺从他的反概念性中进一步引出“反体系性”的问题。他强调“否定的辩证法是反体系的”。所谓“反体系”是指反对任何理论体系，否认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的本质，即“整体同一性”的认识。

在他看来，既然辩证法是研究矛盾的，而矛盾就是非同一性，因此不能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去把握“矛盾的整体同一性”，去建立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人不可能把握到不断生生灭灭、不断否定着的事物的矛盾整体，如果说把握到了，那这种“总体的矛盾只不过是对总体的确认所表现出来的非真理性”。^[31]他说：“我们要加以区分的东西之所以会呈现分歧、不协调、否定，正是由于我们的意识结构迫使它求得统一，正是由于这种结构对总体的要求将是它用以衡量任何和它不—致的事物的尺度。”^[32]基于这样的要求，他要求思维放弃建立整体认识、理论体系的企图。

再次，作为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否定的辩证法”。虽然阿多诺反对把他的“否定的辩证法”说成是一种哲学本体论，但由于“否定的辩证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论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它仍不失为一种哲学本体论。

阿多诺关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主体必须把一定的客体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而一定的客体也必须有相应的主体的介入才成为被认识的对象，主体与客体相互不可分。“主体与客体这两个概念乃是反思的合成范畴……它们互相构成——同样通过这一构成又互相分离。”^[33]

第一，客体离不开主体。他说：“客体的中介意指:客体不是静止地、教条主义地被客体化，而是指只有与主观性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认识。”^[34]

第二，主体也离不开客体。他说：“主体的中介意味着没有客观性的环节，主体将是空的。”^[35]

他在一篇题为《主体与客体》的论文中则说：“如果说主体确实具有一个客观的内核，客体的主观性质就更是客观性的一个要素，客体仅仅由于它是某种确定的东西，它才成其为东西。主体自己的客观性是在那些似乎由主体把它们附加给自己的属性上显示出来的:它们全都是从直接知觉的客观性那里借取的。”^[36]

由于他认为主、客体之间是相互不可分的，所以他提出探讨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关于精神和实体何者为第一性的争论，乃是一种前辩证法的活动。”^[37]在他看来，片面地突出主体，主张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就会忽视主体对客体的依赖作用。“当主体宣称自己是一个培根式的所有事物的主人，最后宣称自己是所有事物的唯心主义的创造者时，主体就将某种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加于这种幻想之中”^[38]，反之如果主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那就“将客体建立在曾经为主体所占据过的孤立的皇冠上，在这个皇冠上，客体只是一个偶像”^[39]。也就是说，就会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

阿多诺强调，所谓辩证法就是探讨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又像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他说：“辩证法不能作为阐述的普遍规律扩大到自然界中去。”^[40]

最后，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为什么要提出“否定的辩证法”这种理论呢？据他说，这是时代向他提出的要求，历史的发展需要一种主张绝对否定的理论。他强调“否定的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历史观。

他认为“否定的辩证法”这种社会历史观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历史理论，它的主要标志是和时代要求完全吻合，其彻底性就是和否定联系在一起，它总是“破坏性”的，它要求“否定的深度”，要求“割断历史的连续性”，甚至“在进步面前也决不停止批判”。

他用一个简单的命题表述了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否定辩证法崩溃性的破坏”。他提出不但要破坏以往陈旧的东西，而且不能相信“未来总是存在于现实之中”。“否定的辩证法”的着眼点是破坏、批判，他又把这种破坏、批判称为“革命”。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这种“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和“崩溃”联系在一起的“特殊革命”。

正因为这种“革命”是和“崩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否定的辩证法”难免又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1962年，阿多诺作了一个《论进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说“进步就发生在它结束的地方”。他还说，“如果认为世界精神是一个值得下定义的对象的话，那么可将它下定义为‘经常不断的灾难’”，“绝望是历史和社会所造成的最后的意识形态”。

阿多诺所提出的这种着眼于否定、破坏、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为西方社会极左派的“大拒绝”政治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