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贝尔对马克思的总体评价

第一节　吕贝尔对马克思的总体评价^[17]

法国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1905—），1905年10月10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茨（Czernowitz）市（1918年该市归属罗马尼亚，1947年划归苏联，今属乌克兰版图）。先后在维也纳和捷尔诺维茨度过中学时代，一战之后，在罗马尼亚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28年）和哲学学士学位（1930年）。1931年他移居法国，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学习德国文学，并于193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37年加入法国国籍。1938年他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文学杂志，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维持多久。二战爆发后，吕贝尔应征入伍被安排在法军野战救护队。法国溃败后，吕贝尔返回巴黎继续以教书为生，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犹太人的血统使得他被迫过着半地下的生活，一切获得都在德国法西斯的严密控制之下。可以说，至此吕贝尔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瓜葛。

吕贝尔接触马克思主义纯属偶然。1941年，法国一些地下抵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找到吕贝尔，让他把一个政治文本翻译成德文宣传单分发给德军。但当他把译成的德文宣传单交给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时候却遭到了全盘否定，于是他便萌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进行独立梳理和研究的念头，以彻底划清自己与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之间的界限。吕贝尔自此便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走上一条被视为“另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吕贝尔搜集到了1927—1928年间由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没有一本完整的马克思著作书目，并且有关马克思的传记也是不完整的，无法令人满意，于是他开始着手自己编写马克思的传记。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感觉到现存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基本教义只有十分微弱的联系，事实上它是关于马克思生平著作的一种神话”，因此吕贝尔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着手建立一门带有双重论题的特殊研究学科:首先，它要研究马克思的原本思想及其发展，要从其内在的和同当代的关系两方面去思考；其次，它要研究作为一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求助于马克思的理论著作和政治著作，已经引起了大量的风潮和学派、政党和宗派、理论和教条”。^[18]为此吕贝尔主张创建一门研究马克思的专门学科，以对马克思的生平、思想起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的、不带成见的独立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命名为“马克思学”（Marxologie）。

吕贝尔马克思学的最初研究成果发表于1946年的两篇论文，分别是《卡尔·马克思和弗洛拉·特莉斯坦》（1946年1月号《方舟》杂志）、《马克思的读书笔记（1844—1845年巴黎笔记片段）》（1946年11月号《社会主义》杂志）。然而集中体现吕贝尔马克思学学术思想的则是1954年他向巴黎索邦神学院提交的博士论文，其中包括正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和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这两篇论文先后发表于1956年和1957年，不仅奠定了吕贝尔在法国马克思研究中的地位，而且在西方学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甚至有学者认为吕贝尔创建的马克思学“代表着以合理的方式编辑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个严肃的尝试”，“是一代专家学者的最有价值的研究工具”。^[19]吕贝尔本人认为，自己的这种工作和努力填补了马克思及其著作研究的空白，解决了马克思研究中的知识空缺问题。当然吕贝尔马克思学对整个西方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是他创办于1959年的《马克思学研究》丛刊。^[20]吕贝尔为《马克思学研究》杂志及其马克思学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在该杂志上译介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发表的理论著作，为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而且也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从事马克思学研究的理论家。

吕贝尔一生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自1950年起，他长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收集整理工作。他是法国社会历史研究所、法国社会学研究所、国际法语社会学家联合会以及法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一名长期成员。他先后多次在多家知名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曾多次担任过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6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1967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国际会议，1970年在恩格斯故乡德国乌培尔市召开的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大会等。

吕贝尔一生学术成果颇丰。相关研究显示，他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译著、杂志以及整理的文本等达八十多种。代表性的有《马克思社会主义伦理学文选》（1948年）、《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1956年）、《马克思生平著作年表》（1956年，1960年）、《马克思思想传略》（1957年）、《马克思经济学》(第1卷1963年，第2卷1968年）、《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1974年）以及《马克思的著作》（1—3卷，1983年）等。

一、对马克思的总体评价

在介绍吕贝尔马克思学的基本观点之前，有必要先援引一段吕贝尔对自己走上马克思学之路的回顾性论述，因为这段回顾性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吕贝尔马克思学的基本观点及其要领。1991年春，吕贝尔在接受我国学者曾枝盛教授的访谈时说:

……战争期间^[21]的经历，使我对马克思及其思想感兴趣，因此我接触了更多的马克思的著作及其生平事迹。我感到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的宣传与实际相差较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我很反感法国共产党和苏联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到处使用，甚至把它变成一种统治工具。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很反对使用这个概念。马克思曾经生气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看，马克思主义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义”，因为他们把“主义”变成一种极“左”的暴力行为，但我喜欢马克思，因此，我就开始了一种与法共不同的研究。我主要从研究马克思及其家庭的生活轨迹开始……我在1954年发表了我的博士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以及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22]

从上述这段回顾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于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喜欢，但又对法共和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统治工具意识形态的强烈不满，这双重的情感纠结使他最终走上一条根本不同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之路。由此可见，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注定具有一种另辟蹊径的“叛逆”特质。他在1970年5月应邀参加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提交的发言提纲堪称为对这一理论特质的经典“注脚”。

吕贝尔在“提纲”中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原本产物，而是接受了恩格斯的思想的产物。就‘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包含着一种理论上明确的主题内容来说，马克思不负有责任，责任在恩格斯。”^[23]吕贝尔的理由是，马克思本人曾多次明确表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恩格斯却最终坚持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这样就助长了一种迷信，从而也使得恩格斯本人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父”。吕贝尔还提出，马克思在其手稿中曾明确提出不能将他的名字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联系起来，而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遗著执行人的恩格斯却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滥用，最终使其成为20世纪的神话，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吕贝尔提出由于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遗产的态度上是轻率的，特别是他忽略了马克思的许多早期著作和手稿(主要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因此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分歧，而马克思对此之所以选择保持沉默，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吕贝尔由此制造了所谓的“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错误结论，并反复呼吁，“要揭示用马克思的名字及其荣誉建立起来的我们严酷时代的错误而混乱的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重新认识一下马克思思想的合法继承人恩格斯也就够了”。^[24]

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贯穿着人道主义的分析逻辑。在《社会主义与道德》一文中吕贝尔认为，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既包含着严格的科学因素，同时也包含着乌托邦的伦理因素，并且乌托邦伦理因素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他看来，“伦理的激情激发科学的努力，科学的结果又支持着伦理的幻想；可以说是自由(革命的伦理）和必然(生产力的决定论）并存，乌托邦和批判共存”^[25]。

在吕贝尔看来，马克思学说中的伦理因素体现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必然性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从未中断过与傅里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联系，并始终纠缠于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乌托邦情结；另一方面，马克思与先前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规律联系起来，这样就为实现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科学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宣布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乌托邦与革命、伦理与科学的统一。

但吕贝尔同时强调，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乌托邦伦理相对于科学而言无疑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虽然“乌托邦和革命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两个历史维度，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两个视角，是马克思的梦”，但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伦理假定是马克思终生工作的主旨，是真正理解马克思伦理学的唯一钥匙，因为它在为马克思自1844年以后的全部理论和政治活动提供灵感”，吕贝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社会革命的伦理理论家”。^[26]由此可见，吕贝尔在这里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一种伦理的人道主义阐释，这同时也表明了他根本不理解马克思是在何等意义上发动的哲学革命，以及这种哲学革命对于创建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决定性意义。

二、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自我解放

前面已经交代过，吕贝尔的马克思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极其反感，坚持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来领导，并且认为这是由恩格斯主张、经由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而这恰恰背离了马克思本人所坚持的无产阶级多数专政的政治立场。吕贝尔指出，“列宁颠倒了马克思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即工人阶级必须优先于工人政党的原则），从而使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歪曲马克思所一再说明的无产阶级多数专政的理论”^[27]。

吕贝尔紧紧抓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句话大做文章。在他看来，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政党，根本不需要那些政治精英分子组成一个统治集体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自我解放。他的理由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必定会产生革命意识，“工人们自发地唤起自我意识，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品格，无需加入在他们的队伍之外所组成的政党……无产阶级为了它自己能更好地生存，为了有意识地追求一种独特的革命目标，在直接的斗争中锻炼出了它的团结和联合”^[28]，因为“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工人党是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所有阶级斗争中，绝不因为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党”^[29]。由此可见，吕贝尔通过强调无产阶级本身就是政党，以取消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政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他不仅没有一丝遮掩，反而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对世界历史使命的科学认识和实际完成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需要一个由少数有力人物领导的高度集中的工人政党来充当中介，这样的政党只会使无产阶级遵循另一套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纲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