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语境中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

时间：2023-12-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应该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与非哲学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其理论力量也正是在于哲学。在一定意义上，第二国际理论家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与20世纪西方哲学潮流不谋而合的。

第二讲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语境中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特征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比较分析。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常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我们应该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特征。其次，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它们之间有哪些共同点和哪些区别，尤其是有哪些区别，在这个比较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特征(这将在下一讲集中论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无疑是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它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整个世界。它不仅是对人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现实生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今天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弄清楚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那就不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广义地说就不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引申开来说就不了解整个现代西方哲学。

在这一讲中，我们主要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下一讲，我们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众所周知，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传统:一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一是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传统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许多区别。下面将分别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两个传统进行比较研究。

一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从恩格斯，经过梅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直到考茨基，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即通常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认定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很少有人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相应地也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存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观点，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

大家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着两股力量，即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以前，我们一直注意他们与第三国际理论家的争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与理论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较大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第三国际理论家的争论。近几年在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争论的意义被日益揭示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本体论?这个问题至今还争论不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与非哲学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其理论力量也正是在于哲学。无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出版的著作，如《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出版后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撰写的著作，如《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等，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

那么，这个争论到底有没有文本依据?我们认为文本依据是有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可以发现不少关于“终结哲学”、“消灭哲学”的论述，而且他也没有游离于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潮流之外。于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就说，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提出“终结哲学”的第一人，而且这个思想贯穿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在一定意义上，第二国际理论家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与20世纪西方哲学潮流不谋而合的。整个20世纪，甚至在19世纪末期，现代西方哲学就是在“终结哲学”、“消灭哲学”的呼声中走过来的。按照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看法，马克思不仅没有背离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个潮流，相反，他是这股潮流的开创者。

下面，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在哪些著作，在什么时候曾提出“终结哲学”?马克思对哲学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在这里，有必要将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早期著作分为几个时期。

第一是“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要“终结哲学”，反而是高度赞扬和极力推崇哲学，并且以哲学家自居。在这里，马克思用休谟的话表明，自己的哲学根本不需要人们为其结论的权威性作辩护，哲学本身就具有最高的权威。在与“博士论文”同时期的一些文章，如写给《科隆日报》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哲学的高度评价。我们经常说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就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说的。马克思当时认为人们最珍贵、最精彩的思想都集中在哲学里面，认为哲学和科学一样都是人的理性的产物。

应该说，马克思最早提出“终结哲学”的说法，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但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在这里确实可以看到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的“消灭哲学”这个命题。他指出，“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¹⁾。这样，马克思就把实现哲学和消灭哲学视为同一个过程，其思想的深刻性、辩证性也就体现在这里。“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是指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反过来说，当哲学理性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时，也就是“在现实中实现哲学”。马克思并不认为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主体可以分开来，而是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当批判的主体在对批判对象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就是一种自我否定。不管怎么说，马克思在此明确提出了“消灭哲学”，这就表明了他对于哲学的态度。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强调哲学批判功能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²⁾这些话就可以说明无产阶级还需要哲学，需要哲学批判功能。因此，对马克思“消灭哲学”的提法，不能简单地想当然地理解，必须全面地辩证地分析。

接下来，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无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一个重要文本。此书给人们的一个强烈印象是，马克思当时对传统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首先是一种哲学批判，是一个哲学家的思考。就是说，《1844年手稿》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但不是经济学批判，也不是社会批判，而是哲学批判。《1844年手稿》之所以长期吸引着不同时代的学者，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就是由于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哲学思考。不过，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哲学框架。在那里有句名言谈到“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他说，“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³⁾后来学界许多人都用这句话来证明，马克思那里存在一种“人性的本体论”。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中，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哲学的基本看法，他认为传统哲学根本弊端就在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⁴⁾。

马克思关于“终结哲学”的提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在这个文本中，哲学、哲学家都成了一种否定性概念，成了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马克思说，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⁵⁾。柯尔施提出，1844年以后，即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人们不再把马克思理论看作是一种哲学理论，其依据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哲学的这种批判态度。

这样，我们就大致描述了青年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概言之，通过浏览马克思早期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1843年以前，马克思对哲学是持肯定、赞扬态度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手稿》中，他对哲学的态度是双重的，既要“终结哲学”又肯定哲学的作用;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持有“终结哲学”的立场。这样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马克思持有“终结哲学”的态度，是有一定根据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其根据就在这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通过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哲学的肯定与推崇，所以说，第二国际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这个看法未免失之片面。

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这样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思考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无关系问题时，看到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科学，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丧失了应有的力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析了第二国际理论家错误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彻底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们只要服从这个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必然到来。在卢卡奇等人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忽视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只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种观点的主要后果，就是使无产阶级彻底丧失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中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第二国际理论家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理论，原因在于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卢卡奇等人强调需要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并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就是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问题在于如何解释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么多“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言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败的方面。我们认为，卢卡奇等人的成功方面在于告诉人们:马克思确确实实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的“消灭哲学”与其他许多试图消解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罗蒂等人的路径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不是从哲学内部，不是从哲学自身逻辑发展来消灭哲学，而是从哲学与现实世界关系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他看来，如果哲学离开现实世界，高高在上，成为空中楼阁，只停留于解释世界，这种哲学是应该消灭的。卢卡奇等人从马克思的大量言论中捕捉到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实际上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促使哲学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之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真正组成部分。就是说，马克思诉诸的是实践，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立场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消灭哲学”的主张。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在提出“消灭哲学”时，已经赋予哲学以新的功能、新的特征。就像柯尔施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划分马克思主义发展各阶段时，柯尔施往往把理论与实践是否统一作为一个重要标准。这就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解释路向(第三部分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目前国内哲学界有个争论，就是有许多人努力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转向”，揭示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新本体论。那么，这种努力是独到的，还是虚假的?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⁶⁾?我们认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部分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在否定旧哲学过程中创建了新哲学，在否定旧本体论过程中创建了新本体论。当然，这个本体论的内涵与旧本体论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尽管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本体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辩证方法。但我们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新本体论。晚年卢卡奇检讨了自己本体论立场的不坚定，并且撰写了《社会存在本体论》，试图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提出要返回到存在之中去。他认为，如果没有本体论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变成“无根的浮萍”。这就再一次表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第二国际是不一样的。

从这里引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功能问题: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它的作用，究竟是使马克思主义远离哲学、远离本体论，让它沿着科学主义方向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来研究和弘扬它，或者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来恢复它的哲学本性、恢复它的本体论，让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世界中主要是作为一种哲学、作为一种本体论来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长期思考的，也是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就自身而言，我们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现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社会理论的许多方面确实被时代超越了。如果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许多方面就已经被超越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之所以仍具有影响、具有意义、具有吸引力，恰恰就在于它的哲学性。因此，今天重新回顾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二

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说是列宁主义，这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第三国际理论家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加以系统化，到列宁、斯大林那里，这种解释路向就得以成熟。1913年，列宁在《启蒙》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就奠定了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纳，就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蓝本。如中国出现的各种版本的教科书，有艾思奇版本、肖前版本以及其他各种版本，与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基本上大同小异。概括地说，这种解释路向通常有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点有两个，一是认定人类社会是“第二自然”，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所谓“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坚持反映论，认为认识就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总之，第三国际理论家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并且一直沿用这个思路来评判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原苏联最典型的例子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这里，列宁认为只要不符合一般唯物主义原则，即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理，只要不承认阶级斗争，就是唯心主义，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坚持的就是一般唯物主义。在国内最典型的例子是，徐崇温参照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书名出版的《保卫唯物辩证法》(1980)一书，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可见，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影响深远。

下面，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区别，以期在这个区别的分析中，进一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争论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或者包含哲学这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第三国际理论家并没有原则区别，只是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所占的分量，以及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部分的关系上面有着分歧。如列宁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或者主要是哲学，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相提并论。当然，这个分歧还不是主要的，尽管第三国际理论家不突出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但毕竟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第三国际理论家的理解差别很大。最近几年，复旦大学一批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在国内首先提出，不应该用近代西方哲学的眼光，而应该用现代西方哲学立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法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遭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被认为是“杜撰的神话”。我们认为，这个看法的提出得益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因为这个看法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部分吸收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用马克思“消灭哲学”的论述来反对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指出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最大问题就是无视马克思“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近代西方哲学，并因此而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在原苏联，有一大批理论家持有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一个顶峰，黑格尔以后的哲学都是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没什么价值可言。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被归结为近代西方哲学。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定，马克思的“消灭哲学”、“终结哲学”所要消灭的是近代西方哲学，即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西方哲学。他们强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哲学的话，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提并论。因为当马克思说要“消灭哲学”的时候，他是把哲学等同为近代西方哲学，他要消灭的就是这种近代西方哲学。所以，马克思“消灭哲学”的思想与他“消灭国家”的思想是一样的。马克思把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从而宣布废除国家是共产主义的目标;同样，马克思把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从而要用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哲学。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应该肯定，马克思反对近代西方哲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反对，不是部分反对而是整体反对。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现代西方哲学。

那么，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这里首先需要看一下理论背景，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与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是不同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再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⁷⁾。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近代西方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就不再是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就是马克思要消灭的那种哲学。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不再是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就是说，对近代西方哲学问题域的超越，也就是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主要点就是反对主客二分，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看作哲学基本问题。柯尔施明确说过，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任何关于意识和现实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因为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他指出，以为思维可以独立于存在并且把真理视为思维和对象的符合，就是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区别。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它和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如何?应该说，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突破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哪些批判和改造?在批判和改造过程中肯定与继承了哪些观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释都是错误的，这尤其是列宁主义的要害所在，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要害所在。按照列宁主义观点，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颠倒。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不过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从其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卢卡奇看来，列宁主义回到前康德立场看待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回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这是18世纪启蒙哲学的立场。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说法，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问题本身就是形而上学。他们认为，马克思已经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主要特征是实践性、历史性、总体性。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不同，但不得不承认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影响太深，以至于至今想动摇它还是很难。

三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曾经向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发起了四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这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凭借对无产阶级革命屡屡失败教训的探讨，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从晚年恩格斯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于是他们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这一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沿袭了晚年恩格斯的错误解释，第三国际理论家尽管在政治路线上与第二国际迥然不同，但他们在哲学路线上相差无几，即也是按照晚年恩格斯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把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哲学路线放在一起，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称为老正统马克思主义，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称为新正统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学家如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通过对当时公开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进一步把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与卢卡奇等人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对立起来，对前者展开了颇具规模的讨伐。第三次是20世纪60—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人与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遥相呼应，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对当时作为苏东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第四次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界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批判上升为哲学批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质疑。

纵观这四次大的批判，不难看出后面三次批判基本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次批判的沿袭。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当年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新的解释路向，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了正确评价这四次批判已经产生与还将产生的历史效用，为了清楚把握这两种解释路向的区别并对这些区别进行正确评断，在这里，我们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以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为依据，重新梳理和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新的解释路向。我们之所以用这部著作为依据，关键就是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代表作(另外两部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狱中札记》)中，《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尽管人们知之最少，但这部著作却最直接、最完整、最典型地描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新的解释路向。

(一)

他们断言，马克思率先进行了终结和消除以近代西方哲学为主要代表的旧哲学活动，这实际上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范畴。

西方哲学在近代与现代之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就是说，西方哲学有一个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但它毕竟诞生在西方，因而它与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如何在西方哲学背景下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总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近代西方哲学范畴?还是已经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进入到现代西方哲学行列?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近代西方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这关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根本定位问题。

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并没有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例如，有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本无视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否认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终结哲学”所蕴含的超越旧哲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刻意蕴，实际上是固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近代西方哲学的解释路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但正视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而且还以这些论述为依据，说明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并已经成为一种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新的解释，是从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开始的。

例如，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宗旨，就是要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他是从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入手的，他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青年恩格斯具有明显的“反哲学”立场。在他看来，至少从1845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科学见解表述为哲学见解。这是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正是在这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以后的全部哲学进行批判而抛弃了他们‘早期的’哲学世界观。以此为起点，他们之所以还要进行哲学论战只是为了说服或击败他们的对手”⁽⁸⁾。柯尔施认为，在这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有着执著的追求，但从这时起，他们则完全与早期哲学世界观决裂，走上了“反哲学”道路。所以，“我把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为一种‘反哲学’”⁽⁹⁾。

当然，关键不在于明确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持有“反哲学”立场，而在于必须进一步搞清楚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所说的“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柯尔施指出，必须牢记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由于马克思历史地、唯物主义地把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并因此宣布废除国家是共产主义政治目标;同样，由于马克思历史地、唯物主义地把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从而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

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反对哲学，一方面由于他们把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又把资产阶级哲学等同于资本主义现实。所以，他们把反对哲学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柯尔施有过许多论述:“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也这样对待它们。在他们的早期，马克思、恩格斯由反对哲学的现实性开始了他们的全部革命活动。我们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包括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¹⁰⁾所以，柯尔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恩格斯确信，他们反对哲学是在攻击现存社会秩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柯尔施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为对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论述含义的完整阐释:“首先，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观点，不是部分地反对所有现存德国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地反对它的前提;其次，马克思反对的恰恰不是仅仅作为现存世界的头脑或者观念补充的哲学，而是整个现实世界;再次，最重要的，这个反对不仅是在理论上的，而且还是实践上和行动上的。”⁽¹¹⁾可见，柯尔施把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论述的具体含义概括为三点，对后两个要点前面已作过说明，也不难理解，关键是第一个要点。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反对哲学并不是“部分地反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地反对”它的前提。就是说，马克思实际上是整个地颠覆了近代西方哲学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全面超越。

(二)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断言，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就是对主客二分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这实际上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点是反对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当作哲学基本问题。

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是以西方哲学发展中所谓“认识论转向”为标志而形成的。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有一系列特点，如以理性为认识手段、以研究认识论问题为中心、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目的等，但最鲜明的特点无疑是确立主客二分以及主体性原则。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超越主客二分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主体与客体关系与精神和物质、意识与存在关系密切不可分，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属认识论领域，后者是本体论层面问题。柯尔施等人更多地是强调这几种关系的一致性，从而常常把主体与客体、精神和物质、意识与存在这些对应范畴交互使用)。

在这里，还是以柯尔施的相关论述来加以说明。他说:“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绝没有任何关于意识和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会被这样危险地误解。……因为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每一种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在他们的一生中，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那种把关于直接给予现实的思想、观察、感知、理解与这个现实对立起来，好像前者自身也是直接被给予的独立本质的非辩证方法。”⁽¹²⁾他认为，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正统的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即认为思维独立于存在，并且把真理定义为思想同外在于它并由它“镜式反映”的对象相符合。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持有这样观点的话，那么，就完全抹杀了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

由于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不同于第三国际的解释，从而遭到了那些守护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攻击，认为他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背叛”。但柯尔施反驳说，在意识与对象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限是十足的常识，是最坏的形而上学。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职业阐述者这样做，是不断地重复他们早已背下来的唯物主义字母表的ABC，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无知状态。“因为那时我相信，这个观点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者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与其说我是详细说明了而不如说是假定了对于意识和存在关系上粗糙的、前辩证的、甚至是前先验观念的批判。”⁽¹³⁾柯尔施对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职业阐述者以捍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名义批判自己感到十分恼怒，断定“这种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存在观，尽管它的全部声明都宣称自己不是形而上学，但无疑它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辩证法，更不用说是辩证唯物主义了。列宁及其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描绘成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式反映。这样一来，他们就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又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¹⁴⁾。

柯尔施断言，第三国际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在这里，柯尔施有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话，甚至可以把它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最有代表性、最具经典性的表述:“列宁把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到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是这样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看来列宁并没有认识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这种‘唯物主义颠倒’至多只涉及术语上的变化，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列宁不仅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而且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重新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绝对的’存在。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17—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¹⁵⁾柯尔施的这段话一气呵成，中心意思就是，不能像列宁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理解成是用唯物主义新哲学世界观取代唯心主义世界观，用“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精神”的绝对存在。实际上从康德至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已经试图消解这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到黑格尔那里，“绝对”已被明确地排斥在“精神”和“物质”的存在之外，并变成了“观念”的辩证运动。所以说，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旨还是探讨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还是把究竟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作为哲学基本问题，那么，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前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去了。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分，并认为如果硬要把思维反映存在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那就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旧哲学的行为。卢卡奇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但这种唯物主义反映论，就像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所抨击的那样，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所以，“只要思维与存在还保持着它们古老的固定不变的对立的话，只要它们在自己的结构中和在相互关系的结构中仍保持不变，那么认为思维是头脑的产物并因此与经验对象相一致的观点就同回忆说和理念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神话”⁽¹⁶⁾。葛兰西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客对立的超越而固守“客观的”观念甚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他说，“‘客观的’观念显然是指一种甚至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性;但当人们断言即使人并不存在，某种实在也会存在时，……是落入到一种神秘主义之中去了”，“‘客观的’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就是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的主观的’”⁽¹⁷⁾。葛兰西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已经超越了传统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对立的、开辟了历史新阶段的、完整的和独创的哲学，才能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探究物质和精神谁决定谁的问题。

(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断言，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旧哲学、旧本体论的同时，非但没有忽视、更没有反对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研究，因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本体论哲学，这实际上确认了以社会存在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存在。

如前面所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面对着两股强大势力，即他们既要反对第二国际的，又要反对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论述马克思在破除旧哲学过程中创建了一种新哲学，在破除传统本体论过程中创建了一种新本体论。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样做，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批判那种从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论述中引申出马克思要否定哲学的错误态度，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他们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且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哲学就是在“消解”哲学过程中走过来的。就是说，要“消灭哲学”的不仅是马克思，还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问题在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批判近代西方哲学过程中连哲学本身也否定掉了，在批判近代西方哲学实在本体论过程中连本体论问题也消解掉了，从而走上一条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道路。马克思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一起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但并没有与他们一样消灭哲学本身。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新本体论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柯尔施指出，对马克思在终结旧哲学后的理论发展可以有两种不同理解:一是科学社会主义成了实证的，并且逐渐地完全脱离了哲学;二是在与前者的表面冲突中发展出了一种哲学，但实际上它是对前者的补充。他甚至说，马克思理论的特征“或许可以规定为一种向黑格尔哲学的复归，而不只是向19世纪40年代狂飙突进运动时期黑格尔左派的本质上批判的和革命的‘反哲学’的复归”⁽¹⁸⁾。柯尔施明确反对把马克思的“消灭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体系去取代哲学，并强调必须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哲学的否定。他说，对于革命的辩证法家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哲学对立面所意味的东西，根本不同于后来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意味的东西，“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与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之间，比它与曾在第三等级革命运动中找到其最高理论表现的哲学之间，有着更大的差距”⁽¹⁹⁾。柯尔施的意思是说，马克思通过废除旧哲学，所要确立的并不是非哲学的纯粹科学，而是一种新哲学。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实证科学之间的距离，远远大于与作为法国革命运动理论表现的哲学之间的距离。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用意，就是为了阐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哲学。他说，恰恰当辩证法家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转变时，他才明确了这一点:当时德国丢弃了哲学的实践派，犯了一个像不谴责哲学的理论派一样的大错误。理论派错误地相信，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而实践派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企图不在理论中实现哲学，即不把哲学作为现实来把握，就企图在实践中消灭它。柯尔施引用马克思“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这句名言结束全书，并反复告诫人们一定要辩证地理解马克思这句话。柯尔施得出结论说:“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不仅具有理论的而且具有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是不正确的;相反，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²⁰⁾

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提出尖锐批评的，不止是柯尔施一人。梅洛-庞蒂也是一个突出代表。他说，如果仅仅根据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来判断马克思主义，那就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得出奇怪的认识。显然，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哲学完全是些既没有内容又没有意义的空谈。梅洛-庞蒂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立起来，指出马克思并非对哲学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所要排斥的只是旧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提出要“消灭”的不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哲学，而是一种孤立的哲学，是让人们“不至于在‘纯哲学的存在’中兜圈子而自鸣得意”。真实的情形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离开哲学，而是要揭开它的奥秘，要解释哲学并在现实中实现哲学”⁽²¹⁾。

(四)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断言，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之后提出自己的哲学原则时，最突出的是强调人的社会实践在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实际上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

无疑，仅仅指出马克思通过批判旧哲学、旧的本体论建立了一种新哲学、新本体论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还必须弄清楚马克思所建立的新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所建立的新本体论是以什么为“本”的本体论。只停留在说明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来自于它与哲学有着本质的联系仍然是肤浅的，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它与什么样的哲学有着本质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显示出其理论的深刻性。他们不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哲学，一种新本体论，而且还对这种新哲学、新本体论的特征和内容进行了详尽阐述;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历史性、总体性，这就构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最大区别。

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这是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统一原则。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一切领域里所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其理论认识了社会历史整体，而其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²²⁾因此，“在这里，理论批判和实践颠覆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意义上说的，而是在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意义上说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最精确的表达”⁽²³⁾。不过，要想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真实联系。柯尔施坚决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说成是后者的庞大理论体系和思辨唯心主义观念，可以直接成为前者的思想理论来源，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吸取的，主要是理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这一根本原则的形成，使哲学超出了纯粹观念体系而具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内在本质精神;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革命的和批判的品格。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柯尔施指出，当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无视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时，实际上已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品格。“在理论上以辩证的形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可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完全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理论撕成了碎片……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考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²⁴⁾。因此，这些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无视社会历史进程总体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有时也很强调批判性，但由于他们所说的批判是纯粹的理论批判，从而不会导致实际的革命行动。柯尔施指出，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然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内，并且在现实实践中，通常也确实是如此。

如果说柯尔施只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那么，葛兰西则从存在论层面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实践本体论。在《狱中札记》中，他自我设问道: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一元论，那么，在这种场合下，“一元论”此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回答说:“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而倒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那就是与某种被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解地联结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中的对立的同一性。”⁽²⁵⁾很明显，葛兰西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既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而是人的实践活动一元论，即既不是物质本体论，也不是精神本体论，而是实践本体论。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各有统一的中心:在经济学中，统一的中心是价值;在政治中，统一的中心是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就是说，是人的意志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实践本体论，那么，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应当把重心放在第一个名词即“历史的”上面，而不应放在“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名词即“唯物的”上面。所以说，“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线索”⁽²⁶⁾。

在卢卡奇那里，则用“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自然必然被人的活动所中介”这样一些命题隐晦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为一种实践本体论。他说:“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亦即，不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上，被认为自然的是什么东西，这种自然总是同人有关的;不论人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活动，自然的形式，它的内容，它的范围和它的客观性全都是受社会制约的。”⁽²⁷⁾在卢卡奇那里，自然是以人的活动为存在基础的，社会更是如此，这样，把人的实践活动视为世界的基础是非常合适的。卢卡奇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它的错误正在于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谈论自然界。所以，卢卡奇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就是否认物质本体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为一种实践本体论。A·施密特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说明，卢卡奇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实践本体论的思想: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主题和基础。

(五)

综上所述，这四个方面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主要内容。尽管这一解释路向是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创的，但几乎影响了以后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还影响了尽管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但也向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发起攻击的中国、东欧和西方世界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要稍稍考察这一解释路向的源头，就不难看出，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分歧是明显的，界限也是清楚的。这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之间的争论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迄今还看不到有休战的迹象(尤其是在中国)。尽管争论的真正焦点被历史的岁月遮掩得模糊不清，但是只要回到最先向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发出挑战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分歧点与界限就一下子呈现在人们面前。

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四个方面解释看，把他们的这种解释说成是根本没有依据，完全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从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因为，无论是他们关于马克思已经超越主客二分的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论证，还是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仍然具有本质联系的说明，以及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品格的分析，都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出发的。应当指出的是，他们当时是在尚未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下去解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这些著作面世之后，他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制造马克思”，而是在“回到马克思”。

我们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80多年的理论发展与实际历史进程已经证明，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开宗明义地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²⁸⁾。因此，不管人们为了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对之进行怎样的辩护，有一点确实是不能不承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没有把旧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通过批评旧唯物主义而开辟的新的方向发展，而是沿袭了马克思加以批评的对象——旧唯物主义的路线。结果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歪曲为无视人的能动性的自然主义、客观主义、机械决定论。与此相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他们最早觉察到这种以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最早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界限，并努力把马克思超越近代西方哲学之处当作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创新点加以发掘和弘扬。他们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把原先“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的方面”重新又还给了马克思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贡献，人们已经很难否认。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出的以下两个判断意义深远。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会越发体会到这一点。第一，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作过许多研究，但往往只把这种哲学革命仅仅描述为“如何由黑格尔唯心主义经由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转向新唯物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从更广阔的背景把握这种哲学革命，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理解为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上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全面超越，即从突破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界限，继而走向另一种完全崭新的思维方式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第二，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但已经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且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如前所述，纵观从19—20世纪的西方哲学，试图走出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绝不止马克思一人，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持批判态度，并努力超越近代西方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力图超越近代西方哲学这一点上存在相通之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加以比较，揭示了前者对后者的超越，而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看到了前者比后者的优越之处。当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论述，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否定近代形而上学哲学和本体论从而否定哲学和本体论本身，而是建立了一种新哲学和新本体论时;当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种体系哲学而是一种实践哲学，从而具有面向现实生活的品格时，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方面揭示出来了。

这就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值得肯定之处。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研究深入，就像这一解释路向给予人们的深刻启示越发明显地凸现出来一样，它的种种言不及义、浅尝辄止之处也暴露出来。

根本的问题是要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存在许多缺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之进行批判大多是合理的，但不能反过来说，与之相对立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就是无懈可击、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这两种解释路向之间确定哪一个绝对正确、哪一个完全错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批判的合理，并不意味着他们通过这一批判所开辟的解释路向也完全合理。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时批过了头，与此相应，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也强调得过分了。物极必反!他们在把“能动的方面”还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不幸“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了唯心主义方向。

诚然，我们高度评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两个基本判断。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两个基本判断，就不难发现，一方面它们确实体现了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混为一谈，抹杀两者之间的严格界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与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但并没有进一步指出这是两种沿着不同方向进行的超越。突破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只是为创立新哲学思维方式提供了条件，关键还在于沿着什么方向突破和突破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显然存在原则区别。当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超越现代西方哲学，我们反复强调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必须指出，尽管他们揭示了这一点，但一方面他们这种揭示还是模糊的，缺乏强有力的论证;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在指出两者界限的同时，又不断地混淆两者之间的界限。具体地说，第一，他们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像一些现代西方哲学那样，从批判近代西方哲学出发，走向根本否定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道路的意义上，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第二，他们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殊不知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强调要回到生活世界去，都直接、间接地把实践原则作为哲学首要原则，可问题在于它们往往把实践原则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即往往离开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谈论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实践活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即按照唯物主义精神正确地理解实践，把生产劳动当作人类实践的基本形态。所以，如果一定要用实践哲学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那么，应当确切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为“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显然无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这样，他们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本体论，这从柯尔施、葛兰西撇开唯物主义基础谈论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就可以看出，更可以见之于卢卡奇把实践与理论、理论与阶级意识相提并论，从而使“实践本体论”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意识本体论”。

【注释】

(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6)一段时间以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部分学者用“存在论”或“生存论”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转向”;但国内部分学者，包括我们学院的其他学者都批评这种所谓的“本体论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本体论，所谓的“存在论”或“生存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7)按照俞吾金教授的说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也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哲学作为生存论哲学，其基本问题是实践(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5页)。

(8)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1970，p．48．

(9)Ibid，p．105．

(10)Ibid，pp．72-73．

(11)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1970，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