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它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流传开来，则是由于《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1985年发表，以下简称《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以至于有人说，只有拉克劳、墨菲才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它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学界往往有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看法。于是，如何划定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如何界定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就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设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目标不明。在这里，我们将阐述三个问题:第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问题，既包括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由来发展，又包括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同用法;第二，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构想;第三，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
据考证(1)，最早明确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是匈牙利的波兰尼(Michael Polany)。他在《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1958)中谈到，斯大林主义的终结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迈出了第一步。在这里，尽管波兰尼使用的“后马克思主义”实指“后斯大林主义”，但他对后马克思主义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从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二是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与极权主义批判;三是将后马克思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联系起来考虑。加拿大的麦克弗森(C．B．Mcpherson)在《后-自由主义的民主?》(1964)一文中，不仅提到“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概念，而且对它与后-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并提出了两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第一，难道说自由民主理论已经变得与其最初形式相违背，以至于必须给予一个新的名称吗?就是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后-自由民主理论吗?答案是否定的;第二，现在需要对自由民主理论加以变化，以至于使之变到值得给予一个新的名称吗?就是说，现在需要一种后-自由民主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2)。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D·贝尔(Daniel Bell)将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后工业社会理论联系在一起，并乐于接受“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认为自己“或许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3)。
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1978)中，法国的A·图雷纳(Alain Tourain)试图在社会行为理论中，构建一种以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为轴心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应该说，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图雷纳的社会行为理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都超过了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这不仅对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引导性作用，而且对90年代A·托塞尔(AndréTosel)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1982)中，美国的柯恩(Jean L．Cohen)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学者，她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批判与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它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并从中解脱出来，同时又继续对现代市民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4)。不过这时她只提到了“多元主义市民社会”，但还未使用“激进多元主义”提法。正是在拉克劳、墨菲的影响下，她才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1992)中，从激进民主角度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拓展。S·鲍尔斯、H·金斯蒂在《民主与资本主义》(1986)中指出，“今天的民主理论也必定是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它保持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统治的敏锐关注，但包纳着多种形式的统治和社会冲突的多种区域，并且克服马克思主义(和卢梭)表达的行动理论。”(5)
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与后资本主义语境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后社会主义语境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辞典》(1983)中，阿拉图(Andrew Arato)在撰写“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条目时涉及了后马克思主义。他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修正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决裂)、马克思主义复兴(“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重建(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模式，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范畴进行“清洗”。在这个意义上，科拉柯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流》、赫勒的《历史理论》，都可以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著作。这足以表明，在拉克劳、墨菲之前，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就已经在学术界确立起来了;但后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思潮，并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进入人们的视野，无疑是与拉克劳、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紧密相关的。在这部著作中，他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话语进行了解构，而且系统阐发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构想，并由此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Paul Reynolds)。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围绕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缩小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认为只有拉克劳、墨菲才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是唯一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Norman Geras/Nicos Mouzelis)。
第二，扩大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思想运动，即不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早就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偏离、异见乃至抵制，正是这些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Stuart Sim)(6)。
但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扩大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对这一概念的极度滥用，如D·布朗(Doug Brown)将20世纪初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将后马克思主义追溯到马克思、黑格尔、卢梭等人。
第三，限定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认为“将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一直追溯到20世纪早期”是不恰当的，而且毫无裨益。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左翼知识分子寻求消解总体性与极权主义的另类解放途径的一种理论尝试，它是在1968年“双重终结”引导下形成的理论。所谓“双重终结”是指:“布拉格之春”意味着“东方马克思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而“五月风暴”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Simon Tormey/Jules Townshend)(7)。
此外，P·戈尔德斯坦(Philip Goldstein)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中，也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进行了限定。他指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理论传统中汲取资源并借鉴方法，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阿尔都塞和(或)福柯理论的影响，这是他们的共同标志。因而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阿尔都塞和(或)福柯学说的重写或修改”(8)。
尽管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同，但我们认为，只有拉克劳、墨菲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下面将主要阐发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构想。
二
在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构想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话语进行解构，是激进民主政治构想的出发点。
20世纪60年代，拉克劳、墨菲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深受葛兰西、阿尔都塞的影响，从来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80年代，他们出现了拒绝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们有经济主义、基础主义、还原主义。在《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里?》(1981)一文中，他们(1)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原则进行质疑，认为马克思本人关于阶级斗争有相互矛盾的看法:有些文本将阶级斗争描述成本质上是能动的创造性要素，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另一些文本将阶级斗争描述成生产力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消极表现形式。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两个完全矛盾的理论:一是将历史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客观过程;一是将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2)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进行批评，认为历史必然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格区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暗示了政治的附属性，并由此形成了解释欧洲工人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障碍。(3)对列宁主义的两重性进行分析:一方面，它在经济主义逻辑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因而代表着经济主义解释模式的瓦解，并成为向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迈进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它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那种断言政治优先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话语中所必然产生的破坏作用。(4)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代表着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与超越。在葛兰西那里，严格区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已经不再可能，因为政治空间被大大地拓展，乃至覆盖了作为社会整体的全部;他将列宁的霸权概念与索列尔的集团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概念，并用“阵地战”替代列宁的“阶级对抗”。(5)对霸权概念作了进一步阐发，以使其理论和政治功能得以完全展现，并认为只有“超越葛兰西”，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话语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墨菲指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富有创造力的发展，但70年代以后陷入了僵局，新社会运动的极大丰富性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危机。他们认为，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反应:
一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又包括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它们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变型。拉克劳、墨菲指出，从考茨基经普列汉诺夫，一直到列宁都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原则，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依靠对克劳塞维茨的想象得出自己的政治概念:政治只能被理解为“阶级对抗”。不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之后，“阶级对抗”路线为人民阵线政策所代替。当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也出现了富有创造性倾向，譬如:拉布里奥拉的“地形学”、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阿德勒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康德主义重构，鲍尔、伦纳关于民族、法律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希法亭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阐述，它们试图限制“历史必然性”的有效性，但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元论。
二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以政治自主性为基础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在于，后者认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分裂与分化特征通过经济基础结构的变革被克服;前者认为这种克服将通过自治性质的政治参与来实现。因而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伯恩施坦接近于希法亭而非考茨基，关键在于消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格区分，对政治自主性的任何妨碍。他认为有三个方面表明，可以拒绝作为封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主义没有成功地说明社会主义随资本主义崩溃而到来;(2)历史不仅是客观过程在起作用，而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3)伦理主体的自发性是终结经济决定论的基础。毫无疑问，进化概念在伯恩施坦话语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拉克劳、墨菲指出，尽管改良主义既不认同修正主义，也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修正主义理论与改良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相互一致的前提:政治主动性大量扩展到民主阵线中，从来不会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无为主义或工团主义相矛盾”(9)。如果考虑到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一点将会变得更清楚。对伯恩施坦来说，国家并非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的社会组织功能要比阶级统治具有更大的作用。这样，伯恩施坦就比正统马克思主义更好地理解了工人阶级已经处于国家领域之上这一基本真理，但立即变成了不合理的预言:作为历史进化的必然结果，国家会逐渐变得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将国家转变成了“所有人民”的国家。
三是索列尔的革命工团主义。拉克劳、墨菲认为，尽管索列尔坚持的工团主义“总罢工”和马克思主义“革命”一样，是一个神话，但他无疑是第二国际最丰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每一个社会代理人的特性变成了非决定性的，因而它的每一个神话特征建立在斗争基础之上。索列尔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更具吸引力的不是历史必然规律理论，而是新的社会代理人形成理论。因而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真正的新的形而上学”。不过，他的主要兴趣是保持社会统一与上升过程的道德性质。索列尔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不仅是对社会的科学分析，还是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斗争方向。作为一个狂热支持民主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人，索列尔甚至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当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在经济上没有联系时，他们可以成为政治重组的一极，但索列尔并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制度中立场的多样性。
依拉克劳、墨菲之见，尽管卢卡奇最大限度地拉开了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的距离，坚持经济与政治的统一性，强调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如阶级意识，但他是在将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层面上考虑问题的;而且，卢卡奇尽可能地缩小俄、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差别，这样，从伯恩施坦到葛兰西所论述的欧洲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的差异问题就被放弃了。因而卢卡奇最终也没有超出第三国际的旧的理论话语。在第三国际中，只有一个思想家，即葛兰西给予霸权概念以充分的理论表述;但他的起点完全属于列宁主义的探索。在《南方问题笔记》(1926)中，葛兰西第一次从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借用了霸权概念，不过这时，他同列宁的看法一样，霸权只是政治的，而非道德的、知识的;后来，葛兰西引发了两个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置换的问题:一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概念——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特征，认为不存在简单的观念体系，相反，意识形态具体化于制度、习惯之中。二是结束了意识形态还原论。如果说，在列宁那里存在着军事化的政治，那么，在葛兰西这里则存在对战争的去军事化，对他来说，“阵地战”包括文明的逐步瓦解以及围绕着另一个新的阶级核心的建构。通过“阵地战”概念，葛兰西就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影响，一是肯定社会封闭的不可能性，二是导致了战争的非军事化，假定了政治空间区分的类型。如此看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就是全新的。或者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接受了作为政治斗争条件的社会复杂性，并建立与多元社会主体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实践基础。“由于提供了超越与‘阶级联盟’范畴相联系的列宁主义霸权理论，葛兰西就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重构政治霸权领域。”(10)
由此可见，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墨菲批评了列宁主义理论内容的贫乏性，力图恢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丰富多样性，如:知识分子问题、民族问题、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问题、社会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当作激进民主政治构想的出发点，直言如果没有葛兰西，他们的整个理论规划就是不可能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就没有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当然，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翻版，而是借助于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对包括葛兰西霸权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进行了解构。他们在两个关键的方面离开了葛兰西:一是霸权主体必然在阶级层面上被构造;二是每一社会形态围绕单一霸权中心建构自己。在此基础上，拉克劳、墨菲试图证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命题是错误的: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对应于生产力的中心地位;经济层面上社会代表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普遍贫困化;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利益的历史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最后他们得出了三个结论:社会主义目标与生产关系中社会代表的立场之间并没有逻辑必然关系，而只是偶然的霸权关系;新社会运动依赖于其他斗争要求的霸权键链;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理解形式倾向于“去总体化”、“去中心化”和“多元决定”。
他们指出，阿尔都塞以“复杂的结构整体”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相区分开始了他的理论轨迹，并强调“多元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仍然陷入到本质主义之中去。拉克劳、墨菲认为，阿尔都塞的本质主义从“论唯物辩证法”开始，到《阅读〈资本论〉》到达了顶峰。他的学生巴里巴尔在自我批评中，第一次试图打破阿尔都塞理性主义范式不同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如B·海因兹、P·赫斯特那里得到了最后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75)和《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1979)中，由于确立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非必然一致的特征，他们得出结论说，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因而拉克劳、墨菲推断说，经济领域并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段上的社会代表的核心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阶级立场进行历史定位的利益，这样，就导致了阶级还原论的崩溃;而一旦解构了“制度”、“组织形式”、“社会代表”，那就离开了总体本质主义和要素本质主义。因此，必须放弃“社会总体”这一前提。所谓“社会总体”是不可能的，就是指每个宣称自身为差异运动的连续同一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因为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键链，它总是存在于新的差异结构中。在“社会总体”不可能的范围内，社会也是键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话语中，“工人阶级”概念被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使用着。一是定义生产关系中特殊主体的立场，一是命名持有主体立场的代表，但对于“主体”范畴的讨论，需要区分一直被混淆的两个问题:即主体范畴的前话语特征问题，以及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今天，工人阶级主体成为一个虚构，因而需要采取多样化的、分散的主体立场。所谓“必然性”，仅仅等于“缝合不同领域立场的系统”。如此一来，拉克劳、墨菲就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社会总体、阶级主体、历史必然等核心范畴。
第二，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话语进行解构的基础上，拉克劳、墨菲阐发了霸权与激进民主的关系，并将重建新霸权确立为激进民主政治构想目标。
拉克劳、墨菲将对抗的不可消除性概念视为激进民主政治的核心，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对抗的不可消除性，有利于重建政治的中心性，并使协商民主发挥积极的作用。实际上，在历史与社会学著作中，“对抗”一直被广泛地研究着，但是仅仅讨论了对抗的原因，只有很少的尝试致力于核心问题的解决:什么是对抗关系?它包含了哪些类型的关系?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把对立等同于矛盾，从而导致了可笑的混淆。科莱蒂以康德的现实对立与逻辑对立的区分为起点，从“对立还是矛盾”的两难选择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拉克劳、墨菲强调，对抗不可能是现实的对立，对抗是矛盾，但“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性关系”(11)。
拉克劳、墨菲断定，任何存在权力的地方就存在着抵抗，但抵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19世纪以来，许多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斗争都不是无产阶级斗争。例如，19世纪中后期，欧洲许多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意大利、德国的工人自治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关系层面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新的霸权形态得以巩固。这些变化有:(1)社会生活商品化，整个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既没有像D·贝尔预言的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没有像马尔库塞所担忧的产生单向度的人，相反，无数新的社会斗争表明，反对新的控制形式的倾向来自于新社会运动的心脏。(2)新社会运动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如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利的、性少数、边缘群体的斗争，最新的、最有活力的是和平运动，这些运动要求必定会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环境中被提出来，但国家干预主义导致了官僚主义。在实践中，官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不平等、社会冲突的根源。“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官僚主义化，另一方面是为不断扩大的平等而斗争所导致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变革，如果不处在这样的语境中，就不能理解当前社会冲突的广度。”(12)(3)大众交往方式的扩展使新的文化形式，即大众文化成为可能，这是赋予霸权形态以新的特征的第三个重要的社会关系变化。
到此为止，拉克劳、墨菲所辩护的核心观念是:新的社会斗争形式，诸如女性主义的或少数民族的斗争的激进化发展，应当从战后以新霸权形态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变化，并且围绕着自由民主话语的平等学说的作用这一双重视角加以理解。但是，这些社会斗争形式并不必然具有进步性，认为它们会自然地发生在左派政治语境中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所有社会斗争都带有局限性，不论是工人阶级斗争，还是其他政治主体斗争，因此可以被描述为完全不同的话语。就是说，没有任何主体——进而言之，也没有任何“必然性”——是绝对激进的和不可被统治秩序还原的，没有任何主体能够保障社会总体的变革，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久地保证现存秩序的稳定性。准确地说，正是对抗的多义性特征，使其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霸权键链才能够完成。不过，在他们看来，工人不能成为历史主体，是社会民主的根本缺陷。
从霸权政治立场看，传统左派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它试图先验地决定变革的代表、社会领域中的有效性层面、断裂因素和特权的点。所有这些最后汇集到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拒绝放弃社会整体这个假定。当然，一旦抛弃了这个假定，将会引起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1)如何确定激进民主构想包括的对抗层面及其键链方式?他们的结论是:先验地说明对抗得以出现的层面是不可能的，由于所有层面都因其他要素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断地被颠覆，所以存在着某些领域的社会逻辑特征向其他领域的社会逻辑特征的不断转换。(2)激进多元民主在何种程度上与作为霸权键链特征的等同逻辑相一致?由于不同群体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要求是不相容的;所以这并不导致各种民主要求之间任何真正的平等，或者说，平等的要求是不充分的，需要用自由的要求来平衡，这就引导拉克劳、墨菲来谈论激进多元民主。激进多元民主构想，只是在普遍平等逻辑基础上为自主性领域的最大化进行斗争。这样说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只是霸权键链的不同形式而已，它们之间的界限随一定的既存力量关系不同而不同。(3)民主想象的固有逻辑在何种程度上足以弄清霸权规划?这是民主逻辑与霸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明显，民主逻辑并不足以形成任何霸权。就是说，没有任何霸权构想能够绝对地建立在民主逻辑之上，而是还必须由一系列实证性的社会组织方案组成。许多年来，关于“政治世俗化”的讨论试图将乌托邦从政治领域中完全驱逐出去。然而，拉克劳、墨菲的基本观念是，没有乌托邦，没有否定秩序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任何构造极尽想象的可能性。
在《阶级战争及其之后》(1987)一文中，拉克劳分析了左派危机的原因。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左派有四个基本观念，即:经由生产力的渐进发展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反法西斯运动中结成民主阵线;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混合经济中公有成分日益扩大。多年来，对左派的普遍危机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但在拉克劳、墨菲看来，左派的危机与其说是稳定的政治框架内的某些特定方面或政策的危机，不如说是这些观念逐渐衰落的结果。当前左派危机的核心就在于:一是政治视界暗淡不明，二是历史进程丧失了方向。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序言”(2001)中，拉克劳、墨菲进一步分析了左派的认同危机。他们说，人们可能希望苏联模式的崩溃会重新推动民主社会主义复兴，最终消除过去的对抗给社会主义计划造成的消极形象。然而，随着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失败，正是社会主义观念变得不再令人相信了。“现在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观念。”(13)新生活并没有形成，社会民主陷入混乱之中。在最近10年中，人们看到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而非社会主义计划的重新塑造，以至于对左派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左派认同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左派认同，转向了走“第三条道路"的中左派，信奉所谓的“双赢政治”。这样，在反思现代性条件下，对抗政治就不再适应了，而是转向了对话政治，并讨论“民主的民主化”问题。
从原则上讲，关于“民主的民主化”讨论并没有什么不对，而且从表面看来，它与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之间似乎并不矛盾;但他们断定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前者认为激进民主发生在布局不受影响的中立领域，后者认为激进民主是现存权力关系的深刻变革，它的目标是重建新的霸权，创造新的政治边界，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谬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中，不再存在左或右的经济政治，只存在好的或坏的;同时，它也被理解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斗争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中。这样看来，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与哈贝马斯等人的协商民主就有相似之处，在民主政治的理解问题上，例如，政治认同是通过公共领域的讨论被建立和重构的，政治在塑造政治主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民主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以及拓宽民主斗争领域等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以理论框架为转移的重要分歧点，不同的理论框架带来了不同的概念”(14)。在拉克劳、墨菲那里，作为核心范畴的对抗概念(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共识概念)，这就排除了任何最终调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任何类型的意见一致(共识)和完全包容的“我们”。因为他们认为，相信斗争的最终根本解决是可能的，这远不是为民主构想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是把它置于危险之中。于是，他们强调，承认任何形式的意见一致都是霸权键链的结果，对于民主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与哈贝马斯相反，他们不把这看作是削弱民主构想的东西，而是视为民主可能性的条件。
应该说，在政治哲学领域，用何种形式来定义自由、平等、民主、正义这些概念，将可能在各种其他话语层面上产生严重后果，并且对大众常识的塑造来说是决定性的。因而，“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激进多元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15)。拉克劳、墨菲指出，政治空间的扩大与避免权力集中于一点，是每个社会真正民主变革的前提;每一个激进民主构想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即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并非如此。
21世纪初以来，总是有这样一种声音:左派应当放弃“文化”斗争、“回到阶级斗争”中去。但在拉克劳、墨菲看来，答案并不是要左派放弃“文化”斗争、回到现实的政治;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如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用目前最时髦的话说，就是需要重新认识“再分配”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霸权斗争中去”。2001年，墨菲在接受采访时重申，若以《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拓展了的政治空间来思考，那么，斗争就不只限于传统的公共领域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问题，而是有多种形式的斗争需要去审视。在这里，她试图将自由主义与公共性融合起来，实际上是试图融合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她看来，自由主义主张多元主义，但它们不能很好地思考公共性;共产主义很好地考虑了公共性，但它们不能很好地思考多元主义。所以她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激进化。所谓“激进”，就意味着民主革命被激进地扩展到更多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样，“激进民主”就是激进的自由民主。她认为，尽管自由民主键链了两种不同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主张法治、保障人权、尊重个人自由，民主主义传统的主要理念是平等和大众主权，但两种传统并不能充分地和谐共存。墨菲说，如果激进民主观念意味着完全的社会和谐，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就不可能达到。因为没有对抗的社会是不可能的，霸权政治是很重要的。拉克劳断定: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试图给当代政治体制镀光的尝试失败了。在一定程度上说，所有政治都有霸权。所谓“霸权”(hegemony)，意味着由键链要素所控制的领域，以及那些可以被键链要素所个别确定的领域;所谓“键链”(articulation)(16)，就是进行自我建构的社会力量与其意识形态之间的非必然的连接方式。
1986年，S·霍尔在接受访谈时指出，键链理论是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中阐发的，他的目的是同困扰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必然性逻辑与还原主义逻辑决裂。到《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墨菲探讨了政治主体的建构，以及对政治主体源于完整的自我这一观念的解构;并把所有的实践都概念化为话语，将所有历史行为者看作是由话语所建构的主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性”将大打折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称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名左实右”。
三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目前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它不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出版后不久，英国学者R·D·沃尔夫、D·库伦贝格在《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1986)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将后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与H·G·巴克豪斯明确区分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后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相混淆，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沃尔夫等人指出，实际上，马克思的独特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阶级概念:阶级是剩余劳动的生产与分配过程。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一种包含着丰富而又错综复杂分支的理论之网，这既有功能主义还原论解释，也有非功能主义非还原论解释。然而，后马克思主义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而不对马克思主义内部丰富多彩的分支——如汤普森(E·P．Thompson)的意识形态阶级概念、斯威齐(Paul Sweezy)的财产阶级概念、雅索普(Bob Jessop)的权力阶级概念、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复合(权力、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概念——进行仔细区分，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复杂著作的抛弃和向各种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回归明确地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作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它“很像早期的反马克思主义”(17)。
真正给予后马克思主义以沉重打击，并引起拉克劳、墨菲撰写《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进行反击的，是英国格拉斯(Norman Geras)。这位具有“自由主义心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左派评论》发表长文《后马克思主义?》(1987)，激烈批判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在反本质主义旗号下，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如社会总体、经济决定、阶级本质等，从而从基础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以，拉克劳、墨菲的理论主张与其说是“后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前马克思主义”。
在《从阶级中退却: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1998)中，加拿大学者E·M·伍德将拉克劳、墨菲的“社会主义策略”概括为七点:工人阶级没有进行革命;经济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左派不需要工人阶级来实施政治变革;与话语/文本相比，政治能够被分离出来;不管阶级如何，每个人都对建立社会主义感兴趣;通过多元自由主义运动来实现激进民主;知识精英处于运动的前沿，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并阐明社会主义的普遍利益。这样看来，拉克劳、墨菲的“社会主义策略”就类似于马克思时代的“真正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因而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
英国学者P·雷诺兹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将从语言学、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其共同特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个或更多主要特征的习惯性拒斥:唯物史观、辩证法、科学分析、生产方式、阶级政治;它借助后结构主义对存在于激进民主思想内部的解放政治重新定义，并由此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这样，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检验既不新颖也不新奇，它本身是那些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激进政治之间划定界线而乐于采用后马克思主义标签的人具有的意向而突显出来的。因而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对失败的承认”，不仅陷入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思想中，就激进的民主构想而言，他们有太多的地方应该归于自由主义，并且陷入了语言游戏之中，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毋宁说，后马克思主义并没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任何严肃的理论挑战和政治挑战”(18)。
与这种极端观点不同，第二种看法是，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多于偏离，因而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在《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实践:(不)能够做什么?》(2003)一文中，澳大利亚学者麦肯泽(John Mackenzie)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通过话语范畴与社会空间构造的不可能性清楚地阐明了一种政治理论，并从这里产生了一种有活力的(被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它在话语与权力的交汇中，在意义的建构和遮蔽中审视政治的作用，它本质上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激进批判。总起来说，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是脱离马克思主义方法而出现的，但它又部分地保留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借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遗产。澳大利亚学者S·纽曼(Saul Neman)在《激进政治的未来:论拉克劳、墨菲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强调，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矛盾关系:尽管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如阶级本质主义、经济决定论、理性辩证法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但恰恰通过这种解构，它才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诉求与民主精神的忠诚。
不过，较为流行的是第三种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重建，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多于继承。
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1998)中，美国学者西姆区分了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变历程》(2000)中，西姆断定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但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要远甚于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当然，他们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中挽救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就是以最大限度的“超越马克思”的方式来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并重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19)。贝斯特、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中指出，拉克劳、墨菲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价值”(20)。
英国学者卡利尼柯斯(Alex Callinicos)、伊格尔顿对后马克思主义者赫斯特(Paul Hirst)、辛德斯(Barry Hindess)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拉克劳、墨菲。卡利尼柯斯认为，自1968年以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彻底退出了政治，而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这种退却的意识形态辩护。在《意识形态、话语和后马克思主义问题》(2001)中伊格尔顿指出，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就是认为通过权力和欲望的游戏可以追溯出一切话语，因而把一切语言视为根深蒂固的修辞。但一切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因为一切语言都表达特定的利益。也许，正是通过话语范畴，近年来许多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从以前坚定的革命政治立场转向左翼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不过，他们的建设性方面在于，明确了许多政治利益与阶级状况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社会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信念之间只能有一种固定不变的联系:没有任何联系。
在《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1993)一文中，加拿大学者亚当(Barry D．Adam)指出了拉克劳、墨菲的缺陷，即他们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社会理论的真正优点，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朴实的马克思主义所能提供的对各种权力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结构性阐释的不可或缺性。在《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2000)一文中，英国学者拉弗蒂(George Lafferty)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将社会、政治、制度理解为偶然的、非连续的，认为冲突是多元的，并用话语政治代替阶级政治，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新中产阶级”或“新小资产阶级”。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政治采取了一种十分草率的态度，实际上，马克思关于阶级、国家、市民社会的洞见，对今天的论争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1)。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西方学界几乎等同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独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潮或运动，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中的一个分支。简单地说，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用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因而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思潮;不过，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解构。所以，后马克思主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离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更远。就像E·W·伍德所说，“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其脆弱而疏离的”(22)。
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它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且看拉克劳、墨菲的回答:一味地信仰和屈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到头来只能导致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必然包含着对其理论核心问题的解构;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必需积极介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需介入到马克思主义诸范畴的讨论中。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或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相反，这种介入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证明(23)。因此可以这样说，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如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的马克思主义。总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不过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由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既是解构又是重建:“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之中，不可能再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概念，也不可能延续那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幻想，当然也不能再承续无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观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24)
【注释】
(1)关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由来发展及其不同用法，吸收借鉴了周凡博士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新世纪以来的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载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心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特此致谢。以下引文恕不一一列出。
(2)C．B．Mcpherson，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72．
(3)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4)Jean L．Cohen，Class and Civil Society:the Limits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Amherst，1982，p．2．
(5)S·鲍尔斯、H·金斯蒂:《民主与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7页。
(6)Stuart Sim，Post-Marxism: An Intelle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71．
(7)Simon Tormey＆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SAGE Publications，2006，p．2．
(8)Philip Goldstein: Post-Marxist Theory: An Introduction，State Unive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2．
(9)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34．
(10)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66．
(11)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124．
(12)Ibid，p．163．
(13)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1．
(14)〔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5)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176．
(16)“articulation”一词在英语中有“连接”、“接合”等含义，国内学界将之译为“连接”、“接合”、“耦合”等;在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拉克劳、墨菲突出其非必然性、非确定性和偶然性，因而笔者主张译为“键链”。
(17)R·D·沃尔夫、D·库伦贝格:《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李冬梅译，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18)〔英〕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吗?》，张明仓译，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6—67页。
(19)Stuart Sim，Post-Marxism: An Intelle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46．
(20)〔美〕S·贝斯特、D·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21)拉弗蒂:《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舒畅译，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22)Ellen Meiksins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True”Socialism，Introduction，Verso，1998．
(23)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ndernity，in: Social Text，No21，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ndernism，1989，pp．63-82．
(24)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