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对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

二、卢森堡对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

如果说卢森堡在20世纪初的主要批判矛头是对着伯恩斯坦的，那么随后不久，随着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的路线日益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同流合污，并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不断扩大，她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批判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卢森堡对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批判考茨基从唯心史观出发鼓吹“疲劳战略”，推行“唯议会主义”

卢森堡认为，考茨基从“中派”立场往“右派”立场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鼓吹“疲劳战略”，推行“唯议会主义”。确实像卢森堡所说的那样，在1910年前后，考茨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向自己的党内和整个第二国际内部反复宣传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对革命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击破战略”，即巴黎公社起义时起决定作用的战略;二是“疲劳战略”，即以“议会道路”为核心的战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整个第二国际的政党，“应当把它整个力量的增长和它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归功于这种‘疲劳战略’”，“我们没有理由在现在采用群众罢工从而抛弃这种胜利的战略，转到‘击破战略’上去”。⁽²⁷⁰⁾卢森堡认为，考茨基所阐述的“疲劳战略”，“实际上是唯议会主义”⁽²⁷¹⁾，而考茨基对这种“疲劳战略”、“唯议会主义”的“整个论证的依据，不过是给众所周知的旧东西安上一个新的名词，贴上一个新的标签而已”⁽²⁷²⁾，其实质“无非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手段去进行无产阶级日常的阶级斗争，去教育、集合和组织无产阶级罢了”⁽²⁷³⁾。

由于考茨基在鼓吹这种“疲劳战略”时，强调的是执行了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所以卢森堡着重论述了这种“疲劳战略”不是“执行”了，而是“违背”了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考茨基所说的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就是指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那个著名的“导言”。恩格斯在其中指出，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取代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因为历史上的所有这些变革本来就是少数人的革命，从而它们是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不一样，它是由多数人推翻少数人统治的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长期不懈的日常阶级斗争中，才能做好准备，迎接这场变革的使命。恩格斯这样说道:“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应该拥护什么。”⁽²⁷⁴⁾基于这一基本的估计，恩格斯一方面反对通过“筑垒巷战”来同资产阶级军队正面冲突，认为“绝望的资产阶级正试图引诱我们去进行这样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提出利用“普选权”的可能性，强调“让这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开始发挥作用”，“不停地促使”无产阶级通过“普选权而显示出来的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在卢森堡看来，恩格斯的这一“政治遗嘱”反对的是“突然袭击这种过时的策略”，而并没有意味着恩格斯连群众性的罢工也一概加以反对。她指出:“事情很明白:由于考茨基同志引用恩格斯的‘遗嘱’作为反对在当前普鲁士选举权斗争中提出的群众罢工这个口号的论据，使他又一次在想象中胜利地反对了群众罢工的无政府主义的幽灵，而这显然是多梅拉·纽文胡斯早已过时的喇叭声把他吓得突然上阵的。”⁽²⁷⁵⁾在她看来，考茨基所主张的“疲劳战略”是连群众罢工也加以反对的战略，所以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相反，它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却毫无二致。伯恩斯坦用来反对群众罢工运动的论据几乎与考茨基完全一样，伯恩斯坦赞成就像严格区分工会性罢工和政治性罢工那样，来区分示威性罢工和威逼性罢工，并且破口大骂那些现在就向群众抛出“威逼性罢工”这个危险口号的“赌徒”。卢森堡尖锐地指出，“明若白昼”的情况证明，“是伯恩斯坦，而不是恩格斯在替考茨基同志的‘疲劳战略’辩护”⁽²⁷⁶⁾。

卢森堡认为，全部的关键在于不能把群众性的罢工与议会斗争对立起来。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而是把群众性的罢工看做议会斗争的补充，甚至认为是争取议会权利的手段;也没有把它与训练、教育与组织群众的日常工作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是促进训练、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的一种卓越手段。“因为考茨基同志现在把我们的久经考验的议会斗争和策略同人们设想的这种群众罢工对立起来，所以实际上他对目前和目前局势所推荐的简直就是议会主义，并不是像恩格斯那样，反对空想的街垒社会主义，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为了取得和行使政治权利而采取的社会民主党主张的群众运动。”⁽²⁷⁷⁾

由于当时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常常援引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通过发动群众性的罢工斗争从而推进了革命的进程的实例，来说明进行群众罢工的重要意义，因而考茨基也就努力地通过论述俄罗斯的国情与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的区别，来反击左派的批评。考茨基强调，进行群众罢工式的革命是“俄罗斯的落后状况的一种特殊产物”，“在西欧，特别是在德国，甚至连举行俄国式的示威性群众罢工也是极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²⁷⁸⁾卢森堡认为，考茨基的要害就在于“虚构在革命的俄国和议会的‘西欧’之间截然相反的情况，把政治性罢工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说成是俄国经济和政治落后的产物”⁽²⁷⁹⁾。她强调，像考茨基那样从俄国落后的社会状况，去推论俄国无产阶级在当代阶级斗争史上空前的群众罢工行动，换句话说，就是用俄国的“落后状况”去解释城市大工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突出意义，就是直接颠倒事物的本末。“不是俄国经济上的落后，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交通的高度发展，给那些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罢工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和与它相连的现代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生存条件，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罢工才能产生这样震撼人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效果，从而使革命和它们一起欢庆胜利，也和它们一起遭到失败，一起沉默下来”。⁽²⁸⁰⁾在她看来，如果这样去认识俄国进行群众性罢工的条件，那么就可知道在俄国所存在的条件与在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条件没有根本的区别，从而考茨基企图通过利用这种区别来反对在德国等西欧国家进行群众性罢工是站不住脚的。

卢森堡强调，发生于俄国的那种群众性的罢工具有普遍意义。俄国革命与其说是西方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后继者，不如说是西方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系列的先驱，它给德国及其他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开展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群众罢工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它产生于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状况。”⁽²⁸¹⁾

卢森堡认为，贯穿于考茨基鼓吹“疲劳战略”，推行“唯议会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础是其唯心史观。这种唯心史观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对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蔑视。罢工斗争是一项群众的自发运动，当这一运动兴起之时，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横加指责还是积极地投入和引导，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不仅涉及政治立场，而且也关系到世界观。在卢森堡看来，考茨基从唯心史观出发，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是尊重群众，把群众的觉悟看成是社会民主党一切政治行动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她这样说道:“只要我们时刻忠于我们的职责，抓住每个面临的形势，最大限度地唤醒群众和教育群众，并熟悉最新形势及其要求，那我们就会在事变的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得到好处。相反，如果跟考茨基同志那样，要以明年的、尚须首先取决于一次可能的政变的‘击破战略’的伟大行动的前景来论证今天的全部‘疲劳战略’，那么我们的‘战略’就有点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战略了。”⁽²⁸²⁾由于考茨基眼中没有群众，他就只能像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那样“对于当前自己犹豫不决”，而只能“习惯于用在下一次机会采取伟大行动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考茨基坚持唯心史观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他批评支持群众罢工的人陷于“空想主义”，可实际上他才是完全无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客观现实，而只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的幻影来规划战略。她认为，考茨基无视客观现实的“客观效果”，就是给那些“一心想尽快回到议会和工会的日常斗争的舒适的老路上去的分子”提供一道“理论上的屏风”而已。考茨基反对眼前的群众罢工而诉诸“最后的罢工”，可这一“最后的罢工”的图景，则完全是考茨基想象出来的。卢森堡说道:对于浮现在考茨基脑海中的这幅“最后的群众罢工”的图画，“无论如何是一幅崭新的，但不是按照实际情况而是凭单纯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作品”，因为它不仅与俄国的范例对不上号，而且在“西欧”或美国爆发的许多群众罢工中，“也根本没有一次与考茨基同志为德国发明出来的标本大体相像”⁽²⁸³⁾。卢森堡认为，考茨基不从实际出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她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考茨基那里的理论与实际的分离:“理论是一步登天的——而实践是‘疲劳的’;前景是云天里最革命的——而唯一现实的前景则是帝国国会议席。”⁽²⁸⁴⁾

(二)批判考茨基从唯心史观出发，鼓吹“民族防御战略”，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卢森堡认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在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灾难来临的关键时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帝国主义投降了。她强调，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我解放的崎岖道路，不仅是用无限的苦难，而且也是用无数的错误铺成的，因此清算和纠正考茨基对鼓吹“民族防御战略”，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错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卢森堡看来，考茨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不是偶然的，这同他长期以来宣扬“超帝国主义”论密切相关。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不但歪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而且也抹杀了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根源。卢森堡认为，近代史上的两条发展路线直截了当地导致了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条发展路线来自民族国家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时期，另一条路线来自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经历的国际性事件，即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竞相向世界上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疯狂扩张。这种扩张在各方面造成了新的、在欧洲以外的对立。“每一个人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损害亚洲和非洲各个民族而秘密地、悄悄地进行的战争迟早要导致一场总的清算，它们在非洲和亚洲兴起的风总有一天会反转过来发展成可怕的暴风雪去袭击欧洲，尤其是因为亚洲和非洲的事件产生了使欧洲军备日益加强这一持续的效果;二、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局部和不断变换的对立集中到一个轴心，即集中到一个主要的强大对立之上，并围绕它而暂时形成集团时，欧洲的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²⁸⁵⁾卢森堡认为，考茨基的要害是完全撇开了近代史上的这两条发展路线，特别是离开了第二条发展路线来谈论何以会发生世界大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考茨基的带领下，在议会内投票赞成进行战争拨款，这实际上“不仅是向德国工人阶级的一次挑战，而且也是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次挑战，不是专门打向哪一个人而是打向所有的人一个握起来的拳头”⁽²⁸⁶⁾。

考茨基是在“保卫祖国”的名义下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考茨基提出，如果房屋着火了，难道不是应当去救火，却是追查纵火犯吗?卢森堡对此加以严厉的驳斥，在她看来，向外部敌人投降的民族是可耻的，正如向内部敌人投降的政党是可耻的一样，问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保卫祖国，并不意味着像考茨基所要求的那样——“让人们去充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炮灰”。她这样质问考茨基:难道侵略真的是这样一种幽灵，在它面前，国内的任何阶级斗争都如同受到一种极其强大的法力的降伏，由瘫痪而消失了吗?根据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理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对保卫国家的一种犯罪行为，因为这种斗争会危害和削弱国家的防御力量。实际上，考茨基正是被这种叫嚣吓住了。她认为，考茨基在这里所犯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反对外来入侵和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完全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取消后者。她这样说道，“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像官方的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入侵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表现。如果说入侵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一个经过考验的手段的话，那么，对于奋发向上的阶级来说，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却一向被证明是最好的反对入侵的手段”，“内部阶级斗争的力量和激情不仅不会削弱公团的对外防御力量，而是相反，恰恰是从这一斗争的烟囱中喷射出来的熊熊火焰足以抵抗任何外来敌人的冲击”，“正如多少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不是戒严状态而是无所顾忌的阶级斗争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自尊心、牺牲精神和道义力量，因此无所顾忌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国家反对外部敌人的最可靠的保障和最好的武器”。⁽²⁸⁷⁾

卢森堡强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在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所谓的“民族自决”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的存在是建立在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那就是没有自由的民族，因为殖民地民族也算是民族并且是国家的一员。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承认各个自由的、独立的、平等的民族权利，但只有它才能使这样的民族产生出来，只有它才能实现民族的自决权。她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会再有纯粹的所谓“民族自决”和“民族防御”。她说:“在今天的帝国主义环境下根本不会再有民族的防御战争，而且任何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它没有考虑到这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环境，如果它在世界纷乱中所持的是仅仅着眼于一个国家的孤立的观点，那么这种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海滩之上的。”⁽²⁸⁸⁾

考茨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截然相反对立的现象，那么毕竟会出现一些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两种爱国主义甚至可能在一场战争中汇合起来，实行合作。”⁽²⁸⁹⁾在考茨基看来，当今正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卢森堡追问说，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形势?当今的形势无非是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时代，那么难道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就有可能汇合在一起了吗?卢森堡认为，考茨基实际上根本不了解帝国主义政策的本质。她说:“帝国主义政策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产物，它是资本的世界性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从来就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通过它的各种相互关系才能认识这一整体，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摆脱这一整体的。”⁽²⁹⁰⁾既然帝国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现象，那么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笼统地提及什么“爱国主义”以及“民族防御”之类，这些口号无论就其现实内容，还是就其作用都“转向了它们的反面”，它们“只是作为帝国主义意图的牵强附会的借口和作为帝国主义竞争的战斗口号，作为唯一和最后的能把人民群众拉起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炮灰的意识形态手段而发挥作用”⁽²⁹¹⁾。她强调说:“个别国家战争的性质一再是由现今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而这一环境造成了下述情况:今天根本不可能再有民族防御战争。”⁽²⁹²⁾

卢森堡在反对考茨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方针。她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面对帝国主义战争，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既不能在统治阶级的指挥下去维护现存的阶级国家，甚至给帝国主义的战争披上民族防御的外衣，又不能一言不发、袖手旁观，等待风暴过去，而应当揭穿编造出来的关于祖国遭到袭击的爱国主义的谎言，最大限度地反抗通过实行戒严来压制阶级斗争，把人民武装起来，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

与致力于从世界观、历史观上批判考茨基的“疲劳战略”、“唯议会主义”一样，卢森堡在批判考茨基的“民族防御战略”、“新帝国主义”论时，也着重批判了其唯心史观的本质。她认为，考茨基之所以在面临帝国主义战争时竟然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保卫祖国”、进行“民族防御”的名义下，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主要在于他缺少唯物史观的眼光。考茨基根本不了解，“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够“正确地理解发展的过程”，其中包括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形成过程。⁽²⁹³⁾考茨基在这里表现出既不懂必须遵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不理解必须充分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她说道:“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历史的一部分。”⁽²⁹⁴⁾卢森堡提出，我们不仅应当必须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分析和判断眼前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形势，而且也要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确定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势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