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党性原则

二、哲学的党性原则

列宁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出发，提出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和哲学的党性原则。永田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阶段的重要内容，也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经进行了广泛的争论，争论围绕着哲学的真理性、科学性与党性、阶级性展开。永田广志积极地参与了这场重要争论，在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中阐释了正确的哲学观点，坚持党性原则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得到了广泛认同，其观点被写进了争论的总结文章《为关于理论党派性讨论的〈总结〉》中。

这场关于哲学党派性的争论是从加藤正对“福本主义”和三木清主观主义的批判开始的。在这一批判中，加藤正形成了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客观主义的观点，否定哲学的党性。加藤正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承认各种现象是自然本身内在的必然的展开过程”，唯物论本身是对这一过程的认识，是这一过程在观念上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根据唯物论哲学的方法，正确地指出了作为新的世界历史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使命和方向，由此成为无产阶级取得自身解放的理论。加藤正指出，与这种正确的方法相反，一些“哲学的追随者”却是“从无产者的立场理解世界而把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集中于自己的领袖身上”，仅仅把辩证唯物论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基础经验”、“无产者自己意识的表现”。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立场。在加藤正看来，在“把辩证唯物论规定为无产阶级意识，或者规定为对世界如实的认识”之间必须二者择一。加藤正认为，按照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是对现实世界自身的如实的把握，“在唯物辩证论中没有必须维护的无产阶级党性。那么，拥护党派性是荒唐可笑的宗派主义”⁽⁷¹⁾。

加藤正在这里强调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但很显然走向了极端，陷入与主观主义相反的客观主义之中。永田广志在《作为反映论的逻辑学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和客观主义》中批判了加藤正的观点。永田指出，人类认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它同时受到社会历史方面的制约，受着社会实践的制约，保守褊狭的实践把片面的认识作为真理，相反进步的实践全面地发展了认识。永田从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阐释理论的阶级性和真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了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永田正确地指出:“我所说的主观认识被社会历史所制约，不外乎就是把实践作为决定主观认识的东西。如果主观认识不是先验的，那么它就不是居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的人的认识。它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这样，它在阶级社会里就带有阶级性，从而实践的、主观认识的党派性便不可避免地归结为理论的党派性。”⁽⁷²⁾

永田坚持认为哲学中始终存在着党派性，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党派性也就是哲学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阶级的革命性和科学的真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立场逐渐被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解和接受，在“唯物论研究会”中成了主流观点。永田的相关观点最后被写进了这场关于理论党性原则争论的《结论》之中。永田为哲学列宁阶段在日本研究阐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理论素养，为唯物论哲学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参与这种理论争鸣和研究的同时，永田还撰写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其中重要的有《唯物辩证法讲话》(1933年)、《唯物史观讲话》(1935年)、《现代唯物主义论》(1935年)。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著作，当时被誉为“最优秀的教科书”，代表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其中的《唯物史观讲话》还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永田的这些普及著作和前面提到的一些研究论文一样，反映了哲学的列宁阶段的基本特点，尤其是苏联德波林学派批判之后的理论状况。所以50年代斯大林主义被批判，国际共运形式发生变化以后，永田被批判为“30年代日本输入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代理店”，“日本的米丁=斯大林型哲学家的典范”。虽然这是一种非历史的简单批判，但也足以从反面反映了永田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