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一元论

第三节　葛兰西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一元论

在国际共运史上，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在其短短46年的生命之中，有长达11年的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1926—1937年)。即便如此，他仍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葛兰西被捕之后，由于他当时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理论领导作用，在1928年的审判中检察官曾明确指示:“我们必须让这颗头脑停止工作20年!”⁽⁵⁷⁾但葛兰西并未就此停止思想，在狱中服刑期间，他从1929年2月起开始写作《狱中札记》，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病痛的折磨，坚持写作，直至1937年4月7日病逝于罗马的一家诊所中。他在狱中的所有心血最后凝结成了长达2848页、共33本的《狱中札记》。《狱中札记》经辗转至莫斯科，后来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至现在，它依然是各种左翼思潮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其中所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领导权问题”(hegemony)、“被压迫社会群体的政治问题”(the politics of the subaltern social group)等，都依然是当今左翼政治思潮的重要话题。

《狱中札记》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葛兰西在这些笔记中分别涉及了政治、历史、哲学等各个不同的方面，在所有这些思考的背后，葛兰西所关注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为什么在当代依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对葛兰西在革命实践方面的实际经历有些概要的了解，因为《狱中札记》在根本上是他对于其革命实践的反思，而且他正是通过这种理论上的反思在狱中继续着革命斗争。对此葛兰西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有些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个改变是什么?以前他们都想成为历史的‘扶犁者’，每个人都想在历史上发挥一种主动的作用。没有人希望成为历史的‘肥料’。但有没有可能不事先施肥就直接犁地呢?因此，‘扶犁者’和‘肥料’这二者都是必须的。在抽象的意义上，他们都承认这一点，但在实践中呢?‘肥料’的方面却缩回到阴影中去了，几乎模糊不可见。现在情况改变了，因为有那些人，他们‘哲学地’使自己变得适合于成为‘肥料’，他们知道这是其所必须做的，他们必须使自己适合于这一任务……”⁽⁵⁸⁾这段文字表明，葛兰西对于监狱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他要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之下，自觉地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充当“肥料”，用理论的反思来滋养革命的事业，从而为真正具有创造历史意义的革命行为创造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体会到，与主动的革命行为相比，这需要更坚韧的精神、更顽强的毅力。因此，他眼前所浮现的形象不是勇敢的普罗米修斯，而是痛苦的约伯。在他看来，希伯来传统中约伯的形象，才更加贴近于生活中的顽强而坚韧的英雄们。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于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意大利的共产党才得以成立。这一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它对意大利的工人运动的直接的进一步推动。对于葛兰西来说，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在十月革命中看到了革命意志的重要作用，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决定论的立场根本不容。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列宁的立场与第二国际的决定论的立场根本不同，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在实践着马克思的真精神，它强调革命意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作用。⁽⁵⁹⁾这一思想后来在《狱中札记》中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思考线索，他在《札记》中一直致力于探讨在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中所体现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其次，他在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意义，因而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意大利的工人委员会运动中，认为“工人委员会”是建立苏维埃的前期阶段，因此他成为工人委员会运动的最重要的理论家。葛兰西在工人委员会运动中的实际斗争经验，一方面使他与波尔迪加不同，而是极其看重群众的自发运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通过领导工人委员会运动，在工人阶级中为意大利的共产党积累了现实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对于意大利的革命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它使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们，真正意识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的核心领导作用。但在这方面走在最前列的是波尔迪加，而不是葛兰西，也正因如此，在意大利共产党创立之初，整个政党都处于波尔迪加的影响之下。

葛兰西真正认识到政党在革命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在1920年。也就是说，当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高潮被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下去之后，葛兰西明确地意识到，群众的自发革命运动及其所建立的革命政权组织，必须与统一的革命政党相结合。意大利的共产党正是在革命的高潮已经开始衰退的时候才成立的。1920年9月，在全意大利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夺取工厂政权的斗争，但却没有一个左派的政党在此时能够对这场斗争起到全局性的领导作用。运动最后以资产阶级政府与工人运动组织之间的妥协而告终，这也标志着一战后意大利革命高潮的结束。

1921年1月，以波尔迪加为主导的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内部，葛兰西所遇到的最困难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够同时超越波尔迪加和塔斯卡的双重错误。意大利共产党在刚成立的时候完全处在波尔迪加的影响之下，他虽然明确地意识到了先锋性质的政党在革命中具有核心重要作用，但却只关注原则的纯粹性而不关注民众运动，只强调纪律和集中而不讲苏维埃的民主;而且他还彻底忽视了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依然认为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会选择社会—民主的路线。与之相反，意共的另一位领导人塔斯卡则敏锐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但他又不能真正理解列宁主义的政党与第二国际的政党之间的实质性的区别，而只是强调要在共产主义文化的建设方面多作努力。葛兰西与他们根本不同，他由于看重工人委员会运动，因此特别注重去处理好民众的自发运动与具有先锋性质的政党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通过建立这一关系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上升为独立的革命的主体。所有这些努力都为他在《狱中札记》中关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如何建立起领导权的思考，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材料。

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之后，它遇到的首要的问题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究竟该怎样理解法西斯主义?怎样理解它的起源?怎样认识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成为葛兰西在1920年以后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狱中札记》是对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全面反思。在其中，葛兰西通过考察意大利的历史来探讨法西斯主义的起源;通过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来洞察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革命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探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意大利所遇到的重要难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道路。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反思的时候，葛兰西还特别地遇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法西斯主义上台之前，意大利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左翼的倾向，但在法西斯主义上台之后，很多原先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或者通过沉默而间接地承认了法西斯主义的合法性，或者直接地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武器。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们在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后的现实表现，直接促使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集中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并特别着重论述了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葛兰西所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使被统治的社会群体(the subaltern social group，工人和农民等)实际地建立起领导权(hegemony)，上升为历史的主体，这个问题后来也就成为贯穿《狱中札记》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思考的确是遥相呼应，二者都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去努力寻求革命的主体得以生成的现实道路。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来普遍地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处境，而《狱中札记》则是通过考察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来具体地探讨无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现实难题。正是由于葛兰西是在意大利革命的具体处境之中来探讨革命的道路问题，他才能够联系着整个欧洲的历史而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道路实际上是对现代文化的真正完成。而要成就实践哲学的事业，最关键的问题又是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如何能够建立起领导权，成为历史中的自由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在于能不能在革命的队伍中形成真正具有统一和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就将从知识分子的问题入手，首先考察葛兰西为什么会提出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然后我们将进一步指出，在葛兰西这里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根本上是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建立领导权的问题，并将特别就蕴含在领导权之中的两个关键的环节展开探讨;最后，我们将特别关注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讨论，指出实践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不仅如此，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由于真正贯彻了内在性的原则，还是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现代精神的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