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哲学”

三、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哲学”

(一)“实践哲学”与对哲学的历史化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涉及“实践哲学”的话题，以及葛兰西关于“实践哲学”传统在意大利的实际状况的思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用“实践哲学”的概念来称呼马克思主义，这除了有逃避检查的技术上的考虑之外，也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直接相关。他在《狱中札记》中明确提到，拉布里奥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哲学，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新哲学。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质，他用“实践哲学”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凸显它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必然关联。葛兰西对此表示完全认同，一方面他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独立性，认为马克思通过他的哲学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另一方面他也尤其看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此还特别地强调列宁和马克思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因为是列宁真正地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之间的统一。不仅如此，他在《狱中札记》中还多次强调，实践哲学的传统没有被真正继承下来，目前我们的一个很紧迫的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重新复活实践哲学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重新复活实践哲学的传统?或者说，哲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那么重要?要真正复活实践哲学的传统，其中最关键性的环节又有哪些?

关于哲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葛兰西的观点相当独特。他首先明确指出革命根本不可能没有哲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发的哲学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体现在语言、宗教和常识等之中)包含着一个或多个关于世界的概念。在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没有哲学，而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哲学，即实践哲学。因此，实践哲学的缺失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明确地体现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工人们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已经超出了现行的统治秩序，但在哲学上还属于这个秩序。这也就是罗莎·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停滞和进步》一文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面对着这一困境，葛兰西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夺取领导权，真正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就必须重新复活实践哲学:“但是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开始真正成为自律的和掌握着领导权的、因而正在带来一个新的国家形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体验到建立一个新的理智的道德秩序的需要，即建立一个新的类型的社会的需要，因此也就产生了去发展一些更加普遍的概念和一些更加精致的、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工具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极有必要重新复活拉布里奥拉的思想，使他那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成为主导性的。”⁽⁸⁸⁾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必须有实践哲学的加入。

那么“实践哲学”的独特贡献究竟在哪里?葛兰西在“创造性的哲学”一节中明确指出⁽⁸⁹⁾，它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能够切实地改变现实。它作为一个关于世界的概念，能够在革命大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并进而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这样它就通过改变革命大众的感受和想法而最终改变了现实世界。更进一步地说，实践哲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创造性，或者说它之所以能够使无产阶级具有真正的历史创造性，又是因为它对于自己的历史性的充分自觉。“它是一种摆脱了(或正在试图摆脱)所有片面的和狂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哲学;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哲学家自己(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整个的社会群体)不仅把握住了矛盾，而且还把自己作为矛盾中的一个因素，把这个因素抬高为知识的原则，因而也是行为的原则。”⁽⁹⁰⁾这也就是说，实践哲学一方面使我们充分自觉到自己的历史性，认识到自己还处在充满着社会矛盾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又使我们通过自觉到自己在这些历史性的社会矛盾中的位置而致力于对矛盾的解决，致力于实现从充满着矛盾的必然阶段向取消了矛盾的自由阶段的跨越。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既是对我们的历史性的认识，也同时是对哲学本身的历史性的自觉。可以说，没有实践哲学，我们就没有对自己的历史性的自觉，也就没有对历史的创造。

(二)论“实践哲学”对过去的哲学的批判

关于实践哲学，国内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它为什么同时既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超越，又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越。因此，我们专门来讨论葛兰西对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并通过这个讨论来说明他对“内在性”(immanence)的独特理解和他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道路。在具体讨论葛兰西分别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之前，我们先来看他为什么要批判这两种哲学。他之所以要专门批判这两种哲学，并不是由于纯粹的哲学的原因，而是因为实践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必定同时也是对过去的哲学的批判。也就是说，实践哲学要真正被大众接受，并成为大众的新的行动规范，就必须对已经渗透在人们现在的行动规范中的过去的哲学进行批判。具体来说，过去的哲学又包括普通大众的宗教、领导性的社会群体的概念(即一种哲学文化)和哲学家的哲学等各个层次。⁽⁹¹⁾对于葛兰西来说，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都属于过去的哲学，唯物主义哲学与过去时代的大众的宗教直接相关，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则属于哲学家的哲学。

1．对唯物论哲学的批判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花了相当多的笔墨专门对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手册》(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Popular Manual of Marxist Sociology)一书中所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进行了集中批判。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是因为在第三国际时期，这种唯物主义哲学被普遍地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葛兰西却明确地认识到它其实只是对具有宗教性质的常识的立场的简单重复。

葛兰西首先指出，布哈林的唯物主义哲学根本不是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越，而是直接倒退到普通大众的常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的，葛兰西已经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在普通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离，普通大众在哲学上处于常识的立场，而那些纯粹的知识分子们则自觉地采取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这两种立场相互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政治力量。普通大众虽然尚没有达到唯心主义哲学的高度，但他们又屈从于统治阶级加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外在的整合性的力量。如果要对现存的哲学进行批判，就必须从对常识的批判开始，然后再进一步地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不仅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而且还直接地把普通大众的常识当做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因此，他们的路线刚好相反: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开始，终止于对常识的简单接受。

葛兰西指出，常识的立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其实是一种宗教的立场。“常识的最基本的要素是由宗教提供的，因此常识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远远比常识和知识分子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要更加密切。”⁽⁹²⁾同时他还指出，这个在根本上具有宗教性质的立场又直接地表达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常识中，是现实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要素处于主导的地位，这是粗糙的感觉的直接产物。这与其宗教的要素完全不相矛盾。只是在这里，这些要素是迷信的和非批判的。”⁽⁹³⁾这也就是说，常识的直接表达形式是唯物主义的，但这种唯物主义实际上仍然是宗教的立场。

为了说明这一点，葛兰西特别地讨论了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现实性问题”。布哈林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完全违背了人们的常识，陷入了可笑的荒谬。而葛兰西则指出，问题就在于要对这种常识性的信仰本身进行批判的考察:“公众‘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的真实的。但问题恰恰就产生在这里:这种‘信仰’的来源是什么?它‘客观地’具有怎样的批判的价值?实际上，这个关于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的信念来源于宗教，即使持有该信念的人本身对宗教毫不关心。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教导说世界、自然和宇宙是由上帝在造人之前所创造的，于是人们就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是已被一劳永逸地创造好和规定好了的，该信念就成为‘常识’中的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即使是在人们的宗教感情已经退去之后它也还依然牢固如旧。”⁽⁹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上帝的观念如何被转化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的信仰，从而具有了唯物主义的形式。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这个“外部世界的现实性”问题?葛兰西首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了关于存在的“主观主义的概念”(subjectivist conception)，认为现实的世界是人的精神的创造。这也就是说，唯心主义哲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最高成就，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实验科学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人自觉地通过工作来改变和创造世界为特征的。在此基础之上，葛兰西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客观性就是“普遍的主观性”，而且正是在对普遍的主观性的理解上，唯心主义哲学陷入了误区，实践哲学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进一步超越。“客观的总是意味着‘与人相关地客观的’，这又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历史地主观的’:换句话说，客观的就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就知识对于历史地统一在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中的整个人类来说是真实的而言，我们是在‘客观地’认识着。”⁽⁹⁵⁾葛兰西在这段话中强调，没有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性，所有的客观性都是与人相关的。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走向了相对主义，我们可以在主体的普遍性中为知识的客观性找到根据，也就是在统一的文化系统中为知识的客观性找到根据。但他紧接着又特别指出，这个统一的文化系统并不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它恰恰是人类要经过不断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的:“因此就存在着争取客观性的斗争(争取把自己从片面的和错误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这个斗争与争取人类的文化统一性的斗争相同。唯心主义者们称为‘精神’的东西并不是出发点，而是这个斗争过程的终点，它是所有那些朝向着具体而客观地普遍的统一的上层建筑的总和，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前提。”⁽⁹⁶⁾这也就是说，在真正的统一的文化体系形成之前，历史上存在着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唯心主义哲学没有意识到我们依然处于政治斗争的历史阶段，没有意识到历史中存在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而是直接地把普遍的精神当做前提。实践哲学通过其上层建筑理论使“精神”的概念被进一步地具体化和历史化，从而在上层建筑中为知识的历史的客观性找到了根据。

2．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

葛兰西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他一方面充分承认，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是现代文化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认识到，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文化的事业，因为现代文化的“内在性”(immanence)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实际上发挥着维护统治阶级的领导权的功能。实践哲学之超越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完成了从思辨的内在性到历史的内在性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它在充分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的基础之上，用上层建筑的概念扬弃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关于“现实”的主观主义的概念。实践哲学彻底地扬弃掉了抽象的思辨的形式，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立场。

我们在上文中刚刚提到，葛兰西认为唯心主义哲学(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代表着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所提出的关于“现实”的主观主义概念代表着现代文化的最高成就:“必须表明，‘主观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在对超越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ranscendence)的批判方面，另一方面在对常识和哲学唯物主义的幼稚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它只有在上层建筑的概念中才能得到历史主义的解释，才能达到关于自己的真理。至于它的思辨的形式，那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浪漫。”⁽⁹⁷⁾这段话浓缩了葛兰西对于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多重批判，他首先指出，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它的关于“现实”的主观主义概念是对超越的哲学的重要批判，换言之就是，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已经开始摆脱超越的原则，而提出了内在性的原则。所谓超越在这里是指不以人及其实践为前提的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宗教哲学中所讲的上帝。在葛兰西看来，超越的哲学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直接关于上帝的哲学，而另一种则是关于物质的形而上学，它既包括常识，也包括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如布哈林的唯物主义哲学)。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现实是人的精神的创造，这就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内在于人的创造活动的过程，因此它的关于“现实”的主观主义的概念所表达的已经是内在性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真正代表着现代世界的精神的不是普通大众，而是这批在高级文化的领域内耕耘着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普通大众们虽然在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着世界，但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以唯物主义的形式在依然坚持着宗教的立场，可以说，他们在精神上依然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只有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才看到，现代实验科学已经彻底地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既不存在着绝对的上帝，也不存在着绝对的世界本身，所谓的绝对其实就是人的精神对世界的不断创造的过程。

但与此同时，葛兰西又指出，内在性的原则在思辨哲学这里采取了思辨的形式，正因如此，思辨哲学还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浪漫。那么这个思辨的形式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在葛兰西看来，思辨的形式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它把一种新的类型的超越引入到以内在性为原则的哲学中，因此它意味着对内在性的原则的中断和背离。具体来说，就是人的精神(human spirit)在思辨唯心主义哲学那里实际上具有和上帝(或圣灵holy spirit)类似的性质，因为它也是超越历史中的个人或群体的，历史中的现实的人相对于它来说只是被动的材料。从社会历史根源上看，葛兰西指出这是因为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要为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普遍性的阶级建立起普遍性的领导权:“与国家的发展相关联，并且与它有一种相类比的关系，国家意味着从经济的—团体的阶段上升到领导权的阶段，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思辨的和宗教的阶段，该阶段与其所表达的那个社会群体之具备完全的领导权的那个阶段相应，尤其是与其现实的领导权已经在基础层面和微观层面上开始解体的那个阶段相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所谓的衰退的时期(旧世界开始解体的时期)都会以一种相当精致的、高度思辨形式的思想为特征。”⁽⁹⁸⁾在这里我们看到，思辨的形式对于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维护其领导权极其重要，通过赋予上帝(在宗教哲学中)、精神(在唯心主义哲学中)等概念以包容一切的总体性，而使这种思辨形式的哲学所代表的统治阶级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又由于这些统治阶级在社会中实际上也只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并不真正具有普遍性，因此思辨形式的哲学对于它们来说就更加重要。葛兰西说，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的形式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浪漫，正是指它在人类的真正的普遍性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却在哲学上把该普遍性当做前提。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扬弃掉这个思辨的形式，使内在性的原则得到彻底的实现呢?葛兰西明确指出:“实践哲学是唯一的彻底的‘内在主义’的概念。”⁽⁹⁹⁾关于“实践哲学”怎样把思辨的内在性转变为历史主义的内在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主要强调了两点:首先，马克思是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大卫·李嘉图关于规律的思想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这个转变;其次，这个转变具体地就体现在用历史性的上层建筑的概念扬弃掉思辨哲学的抽象的精神概念。

关于“实践哲学”的思想起源，葛兰西特别强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哲学对于它的内在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对我来说，由这三者⁽¹⁰⁰⁾综合而成的那个一元的要素就集中地体现在其关于内在性的新的概念中，这个概念已经在法国政治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帮助之下，被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的思辨的形式翻译成了历史主义的形式。”⁽¹⁰¹⁾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尤其关注了马克思如何在大卫·李嘉图关于规律的思想的帮助之下把内在性的概念从思辨的形式翻译成了历史主义的形式。概括地说，李嘉图的影响就集中地体现在他使马克思看到了规律的历史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就经济规律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而言，它使马克思看到了规律在起源上的历史性;其次，一旦认识到了规律在起源上的历史性，马克思就可以进一步地从政治经济学进入到批判的经济学，进一步地指出这一规律将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实践哲学就在规律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贯彻了内在性的立场，并且进而由此出发，把内在性的原则贯彻到了整个历史的领域中，提出了关于世界的一个全新的概念。

具体来说，在规律的历史起源方面，李嘉图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对规律的论述使得马克思认识到规律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而不是所谓的存在于外部世界之中的纯客观的规律。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中形成关于规律的概念，是因为资产阶级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带来了所谓的有规定的市场(determined market);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形成了对于规律的意识，这些规律意识本身反过来又在保证着规律的实现。面对着这个有规律的市场，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上使这些规律变为绝对的，他们把经济领域中各种现实的联系抽象出来，变为一个完全被规定的经济社会，人也同时被设定为抽象的“经济人”(economic man)。在经济学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也普遍地形成了关于市场中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人们按照这个规律来确定行动目标并付诸行动。于是，经济规律在这个历史阶段上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性。

葛兰西认为，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又进入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经济规律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他从“有规定的市场”的历史性出发，进一步地对决定着市场的运行的那些社会力量进行分析，特别地指出其中所蕴含着的矛盾，并在这些矛盾中寻找那些能够使整个市场规律体系解体的新要素，找到能够扬弃这个历史阶段的可能的“继承人”。这样，实践哲学就既理解了规律所蕴含着的必然性，又把这种必然性内化于历史之中，使其成为具有历史性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它还把实践哲学本身也放在了历史之中:实践哲学作为对这些规律的历史性的认识，自身就处于它所分析的那些矛盾关系之中。而且作为对矛盾的自我意识，它同时还是能够扬弃矛盾的“继承人”的自我意识，必然地与我们扬弃矛盾的革命实践相关联。

葛兰西还进一步地解释说，这个转变同时也就是用历史性的上层建筑的概念扬弃掉思辨哲学的抽象的精神概念。这也就是说，历史中的客观性的根据就在于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虽然不是具体地普遍的，但它们在那个历史阶段上被认做是普遍的，并因而为人们的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重要的根据。以刚刚所提到的经济学规律为例，这些规律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它具有来自上层建筑领域的保证。上层建筑中关于规律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结构领域中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使人们具有了关于规律的信念，并进而按照这种规律来行事。这样，抽象的精神的概念就被化做了历史性的上层建筑的概念。

3．论葛兰西的辩证的历史主义的立场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葛兰西的确认为实践哲学既扬弃了唯物论的哲学，也扬弃了唯心论的哲学。那么作为这双重超越的结果，实践哲学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根据《狱中札记》中的层层论述我们可以说，如果说唯物论哲学是一种宗教的立场、唯心论哲学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立场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就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立场。

这种历史主义立场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都被内化在历史之中，彻底地摆脱了宗教的超越的立场。这其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对外部现实的内在化和对哲学本身的历史化。关于前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实践哲学把整个外部世界内化于历史之中，并不意味着就陷入了唯我论，其中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外部世界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实验而进入人的历史的。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葛兰西一方面强调外部世界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人的历史同时就是自然史;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历史中的上层建筑的制约。但所有这些都是使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本身具有了历史性，而不是彻底地取消掉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哲学”对唯物论哲学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了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是使外部世界被包容在了人的历史之中。

比“实践哲学”对唯物论哲学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历史化，这也是实践哲学之区别于黑格尔的哲学的最根本之处。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层次:一方面，在其哲学的内部，历史是一个主导性的原则，整个哲学所讲述的就是历史在矛盾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就哲学和历史的关系而言，他又强调哲学本身是处于历史之外的，它是在历史终结之后对历史的自觉认识。正因如此，葛兰西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依然不够彻底，它只是一种哲学的浪漫，以为自己已经在哲学中把握住了历史的全部，但最终还只是一种片面的意识形态。实践哲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不仅以历史为对象，而且还把自己也放进了历史之中。更具体地说，就是它作为历史中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不仅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这个现存世界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同时意识到无产阶级恰恰又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力量。这样，它就同时自觉地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也将随着矛盾的解决而消亡。于是，实践哲学本身就被彻底地内化在无产阶级的政治之中，内化在历史之中。

那么，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其根本意义究竟在哪里?如果说，它已经成功地使我们摆脱了宗教的立场，那么它又把我们带进了怎样的处境?笔者认为，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担当起创造历史的使命，或者说能够使我们在历史之中成为历史的主体。葛兰西强调，这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依然处于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历史阶段，远远还没有进入所谓的自由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对矛盾的彻底解决要靠我们自己，换言之，只有通过我们的自觉努力，这个充满着矛盾的必然的领域才能够终结，才会有从必然的领域到自由的领域的跨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葛兰西的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依然是有关于“历史的终结”的预设的。对此葛兰西有明确的论述:“目前，哲学家——实践哲学家——只能作出这个一般的断定⁽¹⁰²⁾不可能走得更远;他不能逃避开目前的这个充满矛盾的领域，除了一般性的谈论之外，他也不能在不制造乌托邦的情况之下去断言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¹⁰³⁾葛兰西非常明白，虽然我们在目前的处境中，对历史的终结只能作出这样一个一般的预设，但正是由于这个预设我们才能成为历史中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