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灾难与乌托邦

一、末日灾难与乌托邦

在《乌托邦的精神》的开篇，布洛赫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我在。我们在。那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生活已经被交到我们手中。因为它本身已在很久以前就变得空洞。它毫无意义地前后颠簸，但我们却稳稳地站立着，因此我们想要成为它的主动因，我们想要成为它的目标。”⁽¹¹⁷⁾类似的段落在整本书中不断出现，它好似一个主旋律，在每一章节的开头部分不断地循环出现。在这一主旋律般的段落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生活已经被交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不再由绝对的他者——上帝来承担，而是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其次，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空洞、毫无意义;最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能够挽救我们的生活的还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整本《乌托邦的精神》都是在探求我们怎样才能够挽救起生活，使之重新获得方向、充满动力。他所孜孜以求的这条道路就是乌托邦的道路，在具体展开乌托邦的道路之前，布洛赫先对眼前的无意义的生活进行了深度考察，明确地指出欧洲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的只有彻底的毁灭。

布洛赫关于末日灾难的洞见，蕴涵着他对于现代文明的危机的深入思考。从总体上看，布洛赫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对蕴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深刻危机进行了揭示。一方面，他从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沦为一种宗教、一种噬人的拜物教;另一方面，他从科学意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指出科学和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意味着对人的存在的乌托邦的维度的彻底抹杀。如果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思想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与布洛赫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应和的关系: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同时是对资本主义拜物教以及蕴含在拜物教之中的合理化的原则的批判。从思想资源的角度看，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来说，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分别是韦伯的关于合理化的思想和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思想;而对于布洛赫来说，最直接的则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是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思想，二是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基尔凯戈尔和迈斯特尔·埃克哈特等思想家关于理性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思想。根据这三方面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看出，布洛赫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思考的时候，宗教的维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也正是由于他在这条线索上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他才对卢卡奇、本雅明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后来能够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批判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立场。

(一)资本主义已经沦为一种宗教

我们先来看他的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即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沦为一种宗教。布洛赫在《作为革命的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新教(加尔文宗)促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尔文主义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使它被另外一种宗教所代替，即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如果说，布洛赫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尤其是原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传统)还抱有极大的同情的话，那是因为他在这个传统中看到了蕴含在其中的乌托邦的维度，或解放的维度。而现在，在“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或“玛门的教会”(the Church of Mammon)⁽¹¹⁸⁾中，布洛赫所看到的则是对人的吞噬。那么布洛赫为什么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呢?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为什么能够对韦伯的思想进行了如此的转化，从而得出了近乎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呢?在韦伯那里，这个过程所带来的是“去魅”;在布洛赫这里，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宗教。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布洛赫所自觉采取的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立场。

作为欧洲犹太知识分子，布洛赫和卢卡奇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时所遭遇到的最直接的难题就是“犹太人问题”。20世纪初以来，整个欧洲反动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它的最直接内涵就是反犹主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面对着这个问题，卢卡奇一开始并没有从宗教的角度或单纯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在卢卡奇看来，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现代的世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现代世界中的生活已经因此而失去了意义。反犹主义的问题只是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表明我们已经不能再像父辈那样执着于对自由主义文化的信仰，而是必须找到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新的道路。于是才有了他对新康德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的认同以及他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的极大热情。而布洛赫与卢卡奇的思考方向不甚相同，他从一开始就从宗教的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他一方面与卢卡奇一样，洞见到反犹主义的兴起有深刻的根源，源于现代文明的危机。因此，要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现代世界的深层次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只有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才能把我们从现代世界的深刻危机中拯救出来。这并不是说只有回到关于犹太民族的民族主义，我们才能够解决“犹太人问题”，并进而解决整个现代世界的危机。布洛赫特别强调的是，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道路具有普遍的性质。它所带来的并不单单是对一个犹太民族的拯救，而是对整个人类的拯救。更进一步地说，只有通过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道路，犹太人才能真正担当起他们的“被拣选的责任”(choseness)，因为他们之被拣选，不仅意味着他们要担当起对于整个犹太民族的责任，而且更要担当起对于整个人类的责任。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道路之所以能够带来对整个人类的拯救，是因为它所坚守的是关于光明的真理，与这个世界上的虚假和黑暗截然对立。这也就是说，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传统使布洛赫意识到，一直存在着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立:一个是上帝的世界，代表着真理和救赎;一个是魔鬼的世界，代表着虚假和罪恶。对于布洛赫来说，这一对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上帝与世俗的世界之间的对立，而在于它其实是蕴含在我们生活之中的两个世界之间的永恒张力。

正是在这个基本的框架之中，布洛赫对韦伯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转变。他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由于取消掉了蕴含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这一张力，而使资本本身成为了唯一的上帝。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加尔文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同时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形式理性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原则。简而言之，在韦伯看来，新教起源于人们对天主教信仰的形式主义方面的不满，但具有悖论色彩的是，人们与天主教的形式主义体系进行斗争的所有这些努力最后却带来了一个比天主教的体系更加具有强制性的总体性的形式主义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环节:一是人们关于是否已被拣选的焦虑(anxiety)，二是关于人是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的信念。由于新教去除了天主教的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否定了不同等级的教士们在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作用，人们就发现他们现在根本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已被上帝救赎，因而陷入了根本性的焦虑之中。根据人是实现上帝的意志的工具的信念，在加尔文教中，这一焦虑被升华为人们通过计算而展开的操纵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人们用这样的工作来不断地确证自己已在参与着上帝的事业，已经被上帝救赎。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上帝与世界之间已经不再是直接地相连的关系，而是以人为中介的。更准确地说，人们通过对世界的精确计算而展开的劳动成为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中介。沿着这个方向，当人们的宗教热情逐渐引退之后，所留存下来的就只有形式理性。形式理性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唯一内容，而它的意义又同时是双重的:它不仅指对象世界成为被形式理性计算和操纵的对象，而且还意味着人本身也成为被控制的对象。

对于布洛赫来说，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使资本主义本身成为一种宗教，而且这种宗教与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基督教正相敌对。由于要不断进行工作的抽象责任，生产就以一种严厉的和体系化的方式展开，因为加尔文关于贫困仅仅只是由于消费的观念直接地对资本的产生和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关于储蓄的强制性的义务被附加在财富之上，此时财富仅仅被视为是抽象的量，它本身就是目的，它要求不断增长……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完全被从原始基督教和中世纪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关于经济的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或者说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此时它已经不会由于这些观念的束缚而感到任何内疚或不安。⁽¹¹⁹⁾在这里，布洛赫明确地把加尔文教与原始基督教以及中世纪的基督教相对立。如果说在原始基督教那里，经济的活动还要以上帝为目的的话，那么在加尔文教的帮助之下，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具有抽象的量的意义的财富本身已经上升为唯一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在原始基督教那里还存在着上帝的世界与世俗的经济的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资本主义则已经彻底取消掉了那个代表着乌托邦的上帝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或抽象的财富)成为了新的上帝，资本主义本身成为了宗教。布洛赫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宗教，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抽象性质的拜物教。这一判断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作为一种拜物教它是一种虚假的宗教;其次，它的最主要的形式是人崇拜人手的造物;最后，它虽然在形式上是对人手的造物的直接崇拜，实际上却是对抽象的量的崇拜。

在第一个层次上，布洛赫明确地用“魔鬼的教会”(the Church of Satan)(尤其是在1921年版的《作为革命的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中)来称呼资本主义的宗教。他借用“魔鬼”的概念主要强调两点:首先，资本主义的宗教与具有解放的性质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正相对立，它是一种虚假的宗教。其次，作为一种虚假的宗教，它的意义是对人的吞噬而不是对人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宗教对人来说意味着彻底的毁灭。在《乌托邦的精神》中，他还借用“海妖”的意象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噬人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都已经被彻底地催眠和石化，变成了毫无生命的石头。

在第二个层次上，布洛赫又用“玛门的教会”(the Church of Mammon)和“金牛崇拜”(the Worship of the Golden Calf)来称呼资本主义的宗教。在《作为革命的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的第二版中，他把“魔鬼的教会”改为了“玛门的教会”，以强调资本主义的宗教具有明确的拜物教的性质。“玛门”主要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方面它明确地指货币，另一方面它也说明货币又是人手加工和锻造的产物。这样，资本主义的宗教之背离真正的宗教的精神就一目了然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崇拜的不是无形的超越的上帝，而是有限的人手的造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就如同早期的异教徒，他们错把有限的人的创造物认做无限的上帝，并赋予其以无穷的魔力。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布洛赫用“金牛崇拜”来表示资本主义的宗教，进一步地直接用《圣经》中的语言来说明资本主义宗教的拜物教的性质。

在最后一个层次上，布洛赫借用“金牛崇拜”的意象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的意义其实是对抽象的量的崇拜。“这是坏的事情，如何可能且不得不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我可以为我的晚餐而歌舞。但是这是在围绕着金牛跳舞，或者说只围绕着一张金牛的皮在跳舞，它底下没有任何东西。这仍然令我们吃惊。它意味着我们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相反，我们已经沦为了最可怜的脊椎动物;我们中间的所有人都要么崇拜自己的肚子，要么崇拜国家;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下降到了玩笑和娱乐的水平。”⁽¹²⁰⁾布洛赫在这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又与早期异教徒们的拜物教根本不同，在这里，被崇拜的对象本身的“物”的意义并不重要，人们所崇拜的是对象之离开了其具体的“物”的属性的抽象的性质。在《作为革命的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中，他把这种抽象的性质理解为财富的纯粹的量的性质。在这段文字中，他进一步指出，对财富的这种抽象的性质的崇拜一方面使一部分人(彻底的无产者)只能为维持肉体的生存而活着，另一方面又使另一部分人(代表着国家的资产者)陷入了对抽象的国家的崇拜。这样，资本主义的宗教就把人彻底地下降为了动物，欧洲的文明因此而走到了尽头。

(二)资本主义的宗教与科学的统治

布洛赫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进行分析的时候，还特别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宗教之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统治的地位，而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人的存在的乌托邦的维度的抹杀。前文的论述曾指出，布洛赫已经洞见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偶像崇拜其实是抽象崇拜，它所崇拜的是资本的抽象的量的性质，或者说，它所崇拜的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力量的资本。这就为他进一步说明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地位留下了空间。关于这个问题，韦伯以及直接继承了韦伯思想的卢卡奇都是从合理化原则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而布洛赫则提出了另外一条思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基尔凯戈尔和迈斯特尔·埃克哈特等思想家的影响下，他从理性意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科学的统治对人的存在所带来的否定性的意义。

布洛赫在本体论的层次上反复强调，人的理性意识永远无法达到对人的存在的真理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何以可能?科学的功能又究竟是怎样的?布洛赫明确指出，我们的意识所指向的同时有三个领域——意识(the conscious)、不再意识(the no longer conscious)和尚未意识(the not-yet conscious)。在意识的领域，我们的意识所能够把握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已经完成的过去。现代科学以回答是什么(what is)和它曾经是怎样的(how it was)为己任，它所面对的是“不再意识”的领域，即已经从记忆中隐退的“意识”。既然意识本身都只能达到对过去的把握，那么“不再意识”所涉及的也只是那些已经不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过去。布洛赫进一步指出，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在以过去为对象的同时，还对过去进行了还原和破坏，从而把过去之中的精神(那可以作为乌托邦的密码的内容)给删去了，使得科学仅仅成为对死去的过去的反映。这样，科学就不仅不能使我们面向自身，而且它通过对那些不再被我们意识到的内容的重组和破坏，还使我们越来越远离自己。

当我们以这种科学的理性为根据，来直观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上帝——资本的时候，我们在资本中既看不到人的内容，也看不到对象的“物”的内容，而只有抽象的量的规定性。如此的上帝反过来又把人和世界都变成纯粹的量。这样，科学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带来了对人的彻底的剥夺，人一方面在劳动中被下降为纯粹的量，另一方面又由于劳动此时只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而被下降为可怜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资本的世界成为一个彻底的虚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被变成了彻底无生命的石头，欧洲文明面临着彻底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