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理论

一、“逃避自由”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的企图，始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心理学的兴趣。法兰克福心理研究所成立后，弗洛姆成为它的永久成员。弗洛姆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影响很深，总是强调《手稿》的人类学含义。这与下节将要提到的马尔库塞十分相近，而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

弗洛姆最初是作为受过弗洛伊德派学术训练的心理学家开展他的工作的，但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补充和解释历史上的心理现象。最初显示出用马克思主义丰富弗洛伊德的愿望的，是他的《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弗洛姆批评了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对基督教教义的认识。第一，他认为，把早期基督教等同为拥有同一心理实在的单一团体是错误的。在这里，心理分析的主体并非单个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拥有相对统一、具有不变的心理结构的团体，而是由具有不同社会利益和心理兴趣的不同团体组成。第二，弗洛姆认为基督教条的主要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主要用心理原因解释基督教条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出于基督教徒对那种父亲式的权威的反叛敌意。弗洛姆认为只有早期的教义才表现出这种敌意。教条的变化与上帝权威的接受这一过程是对应的，“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或经济势力的退化及其由此引起的社会后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大众的象征性满足，并将其攻击力引入社会无害的渠道而强化和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⁴⁵⁾。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用意识形态解释人们的感受，并把意识形态归结为经济基础。弗洛姆在“经济基础”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间，引入了“普遍的心理需要”作为中介。一方面，需要是客观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它都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又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属于外部的客观物质实在。事实上，这是研究所在其后期使用弗洛伊德概念的方法，而在早期，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却是用历史事实来说明这类概念。所以在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方面，早年的弗洛姆更接近弗洛伊德，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更接近马克思，而晚期的弗洛姆更接近马克思，其他成员却走向了弗洛伊德。

同样，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弗洛姆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社会心理”的概念。一方面，他反对把社会看做一个像个人那样的实体，仿佛像个人那样，存在什么团体意志或大众灵魂;但另一方面，弗洛姆感到个体从来也不能完全从其社会情势中孤立开来，因此重要的是既要从个人的心理需要方面理解个人的行为，又要把这种需要放到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他认为，弗洛伊德主义缺少的是后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缺少的是前一方面。弗洛姆批评说，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只能应用于个人，而不能应用于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缺少心理学分析。马克思认为人有寻求满足的基本的冲动(饥饿、爱等等)，贪欲仅仅是特殊的社会条件的产物。但马克思没有分析过特定时期由这种条件所造成的个人及其所在团体的社会心理。如果只限于大跨度、长过程地分析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的框架或许是够用的，然而一旦需要分析短期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处于特定团体中的个人行为，就必须补充心理学的成果。

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展开。他指出，人们曾经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最后一次战斗，大战的胜利意味着争取自由的最终胜利。然而不过几年，法西斯制度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推翻了人类在数百年奋斗中所争取到的一切成果。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法西斯势力刚刚得势时，许多人自我安慰地认为，独裁制度的猖狂，不过是由于少数人失去了理性，它不久就会自取灭亡。德国和意大利之外有些国家的民主人士甚至沾沾自喜地相信，这正说明意大利人或德国人缺少自己那种足够长期的民主政治训练，因此可以安心地等待直到他们达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阶段为止。还有一种普遍的，也是最危险的错觉，即认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不过是用奸诈诡计获得控制国家的权柄，此后他们仅凭武力来统治，而整个的人民不过是受欺骗和压制而已。实践证明，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弗洛姆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有数百万人民想要放弃其自由，且其想要放弃自由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祖先之想要争取自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非但不想要自由，而且设法逃避自由;同时，还有数百万人民对自由的丧失漠不关心，认为不值得为保卫自由而作战和牺牲。

对于这种数百万、数千万的人们逃避自由，冀求统治与被统治的情况，多数人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也有少数人注意到并在事先发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者和有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就在此列。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历史观出发，详细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阶级根源、社会根源，他们坚持“经济利益是社会现象的起因”的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不过是中、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需要，强调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独裁是为当时的经济危机的最后解决所必不可少的，独裁国家是稳定的垄断资本主义在逻辑上必然的政治形式。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这种分析，显然比把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归结为希特勒之流搞阴谋诡计的结果的观点要深刻得多。但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分析仍有极大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忽视心理因素在促使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从经济基础不能直接得出独裁统治的结论，因为希特勒是通过选举制度上台的。他引用杜威的话说:“对我们民主政体最严重的威胁，并不来之于外部的独裁国家。外在的权威、法律、千篇一律之所以能得逞，人们之所以拜倒在外国‘领袖’的脚下，还得从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的态势中寻根究底。因此，战场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在我们的态势之中。”⁽⁴⁶⁾假如我们想打击法西斯主义，就必须了解产生这种思潮的社会心理原因，也就是说，“除了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现代人个性构造中存在着一些动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法西斯主义国家的人们甘愿放弃自由”。⁽⁴⁷⁾

弗洛姆在考察了自由的历史发展之后，着重考察了近代自由的两个方面，即其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中世纪的宗教不能给人自由，但它至少给人提供了心理安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代工业社会的实际经济活动及从这种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精神，影响了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重新塑造了整个人格。这种经济活动给人的心理影响是双重的:“它们使人发展了个性，但同时又使人孤独无援;它们增加了人的自由，但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束缚。”⁽⁴⁸⁾显然，弗洛姆所说的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所谓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弗洛姆的远见卓识。他不仅在事实上预见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而且对这种区分作了有力的批判。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是由伯林提出的。所谓消极自由，是指个人不受集体或其他人干涉的范围。所谓积极自由，则是指“谁做主人”的问题，实际上是自主能力的范围。伯林看到，无论在法西斯国家、在罗斯福新政之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都对个人领域进行了压缩。于是他立足于政治自由，对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都打着批判旧的自由、实现真正“自由”的旗号。所谓旧的自由实质上主要是消极自由，而所谓“真正”的自由，主要是积极自由。表面上看，消极自由是个人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个人自主活动的范围，似乎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但积极自由极易为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者所滥用。何以如此?按照伯林的看法，积极自由的理论通常把个人的自我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理性自我，二是本能自我。这种理论无一例外地强调理性自我对本能自我的压抑。由于理性对本我的压抑同外在权威对个人本我的压抑具有相同的效果，而理性又被视为超越个人的普遍人性，因此某些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或其他个人便可以僭称是理性的代表者，要求其他个人服从自己。

不能说伯林的见解没有道理。但作为一个英国经验论传统的继承者，伯林仅仅是抓住现象就事论事，缺乏对发生机理的深入探究。正因为如此，伯林对一些复杂现象的认识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马克思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伯林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就根据这些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也列在主张“积极自由”的思想家之列。相比之下，弗洛姆的看法更接近事实。他明确地把马克思的理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分开，说明后者在实践中的失误不能让马克思负责。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单纯的积极自由理论，而是扬弃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弗洛姆没有明确提出这两个概念)的个性自由理论。但马克思的这种理论缺乏心理学基础，因此应当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补充。

弗洛姆认识到，“这样去研究是具有很多困难的，因为按照原有习惯，我们不会辩证地思维，总会对‘两种极端对立的倾向同出一源’这种现象诸般怀疑，百思不得其解”⁽⁴⁹⁾。在人们看来，自由只有好处，不会给人带来负担，“人们往往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们已摆脱了自由的传统敌人，各种新的敌人还会接踵而来;自由的敌人，不仅有那些外在的枷锁，而且还有那些阻碍我们充分实现人格自由的内在因素”，由于原来的不自由主要是来自外在的束缚，所以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经济的解放方面。然而外在束缚一旦解除了，原来被掩盖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从此，内心的束缚就会成为支配的力量，人的不自由此时就会表现为心理的病态。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弗洛姆试图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他指出:

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所谓自由的问题无非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在现代史的进程上人们已经获得的那种自由的问题。可以把争取自由的全部斗争归结为继续反对与这种自由作对的外在权威，捍卫已取得的这种自由。人们忘记了，虽然对已经获得的所有自由成果我们均必须全力维护，但实际上自由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量”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如何改变“质”的问题。⁽⁵⁰⁾

我们不仅要维护和增加传统上的自由，而且还要设法去获得这样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能使人们实现自己的自我，能使我们对自我、对人生满怀信心。⁽⁵¹⁾

如何获得这种新的自由，这是后来的《寻找自我》的主题。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主要研究了使人们逃避自由的原因和使这种原因发挥作用的内在心理机制。他认为，近代人逃避自由的原因在于个人的独立所带来的孤独感、无意义和无能力。无意义是由孤独感带来的。原来，当人们还处于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的时候，除了个人自身外，人们的生活还有一个更大的集体目标。现在，个人固然从原来的天然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了，但他们除了个人物欲的追求外，失去了更大的生存目标。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离开社会，注定使人失去方向感。这当然不是说人们之间不再存在交往关系，而是说人们不知道如何建立这种不依赖于共同体的天然联系的新的交往方式。于是，虽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改变，但心理上的依赖感却依然如故，这种不适应导致了种种心理问题，其中最严重的表现为受虐狂和虐待狂。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分子就是由这两部分人组成的。其中，受虐狂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人，而虐待狂则千方百计力图支配他人。这两部分人具有共同的心理动力，这就是“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弗洛姆说，只要深入地研究法西斯主义者的无意识状况，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往往对由自由带来的孤独无法忍受，因而也就宁愿摆脱自由而获得安全。他们不断寻求，期望能找到一种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以庇荫于其下。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他们把强调个人无条件地服从法西斯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避难所，企图在这里安身立命。虐待狂的特征与受虐狂形成强烈对比。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想使别人依赖他们，并且用绝对的、无限制的权力来控制别人，把别人视为只供自己使用的工具;其二，不仅绝对地控制别人，还要进一步去驱使别人，甚至还要不择手段地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企图占有的不只是别人的物质财产，还有精神上的东西，例如情感、智慧;其三，愿意使别人痛苦，更愿意看别人痛苦，包括肉体方面的痛苦和精神方面的痛苦。弗洛姆指出:虽然受虐狂和虐待狂，即渴望依赖他人和渴望蒙难的倾向所赞成的实际后果，与渴望统治他人和渴望使他人受难的倾向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是根本不同的，“但从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两种倾向均是人的某种需求所产生的”，这就是摆脱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孱弱感的需求。弗洛姆建议把虐待狂和受虐狂基于同一基础产生的现象叫做“共生”:“心理学意义上的‘共生’是指，某个人与另一个人(或与外在的任何其他力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双方都使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一方离开了另一方不能独立存在。”⁽⁵²⁾虐待狂者之需要其虐待对象的迫切性，不亚于受虐狂者之需要能虐待他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受虐狂通过被压抑来获得安全，而虐待狂则通过压抑别人来寻找安全。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的自我都已丧失了完整性。⁽⁵³⁾只有结合为一个整体，双方才能获得完整的自我。

“共生”倾向实际上是人的社会性在个人心理上的反映。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⁵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人的个性自由经历了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这样三个时期。弗洛姆的分析反映的是第二个时期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原来的那种天然共同体已经遭到破坏，人们在形式上获得了对于集体的独立，但实际上，这种独立要以物的依赖为前提。对于那些“物的依赖性”得到了满足的个体，他们符合马斯洛心理学所说的需要层次论，即人的心理需要分为低级的生存需要和高级的发展需要。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只有低级需要获得满足，高级需要才能产生;另一方面，低级需要的满足并不保证高级需要会自动产生，因为低级需要的满足只是高级需要产生的前提之一，而不是高级需要产生的充分条件。对于那些“物的依赖性”得不到满足的个体，情况就更加严重，因为他们一方面丧失了原来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却连最起码的需要——生存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这时候的个人自由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成为孤独感的来源，而且简直就成为一种尖锐的讽刺。于是，当法西斯主义把这种无力的感觉归咎于某种外在的不公正，比如犹太人的剥削或一战后《巴黎和约》强加给德国人民的政治压迫时，这种苦闷和不满便找到了发泄口。由此看来，“共生”现象不仅有它的心理基础，而且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可惜的是，弗洛姆关注的主要是心理的方面，这妨碍了他的分析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