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马尔库塞一方面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另一方面强调，这种“哲学”与以往的哲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假如说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他的革命理论的基础在这是作为哲学来论述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仅仅包括‘纯理论上的’哲学的成分。”⁽¹⁰²⁾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忽视了(资本主义中无产阶级的)具体的历史境况及无产阶级的实践，而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础和目的恰恰正是具体的历史状况和对它进行革命改造的实践。从人的本质和历史方面考察人的境况和实践，就使这种批判的实践性质更加鲜明和尖锐。资本主义社会成问题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事实和对象，而且是整个人的存在和“人的现实”。对马克思来说，这一事实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理由。这种革命要求作为一种整体的和彻底的革命而绝不是任何局部的变动或“进化”。这种理由并不是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和外化的学说的外面或背后，而恰恰正是这种异化和外化的学说本身。所以那些试图否定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内容或因困惑而掩盖它的人，都暴露了他们完全不能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历史来源。他们一开始就把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完全割裂开来，而这种割裂正是马克思奋力反对的、在他的批判的一开始就已克服了的物化的一种产物。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人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这其中包括不包括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的观点呢?马尔库塞认为不包括。“马克思认为，本质和实际情形，本质的历史状况和现存的历史状况不再是相互分离或彼此独立的:因为人的历史经验被归纳到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去了。我们所论述的不再是在每个具体历史阶段都千篇一律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而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被确定的人的本质。”⁽¹⁰³⁾因而马克思在反对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时所说的“人的本质”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对从德国哲学的最有生命力的阶段的直接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说来，全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问题始终是人自己的问题，这一事实是不证自明的，以至于无须再加以讨论了。”⁽¹⁰⁴⁾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恰好把与此对立的观点看成是不言自明的，恰恰说明他们已经堕入了旧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超越了的那种唯物主义。

对人的本质的历史特征的发现，并不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历史和人的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历史可以同日而语。我们已经知道人决不直接地“与他的生命活动同一”，倒不如说，人同他的生命活动是“相区别”的，同时又是与它“发生关系”的。本质和存在在人身上是分开的:他的存在是实现他的本质的一种“手段”，或者在异化时，他的本质仅仅是维持其肉体生存的手段。⁽¹⁰⁵⁾这样，假如本质和存在已相分离，假如人类实践的真正的自由的任务是把两者作为“实际上的实现”而统一起来，那么当实际情形已经发展到歪曲破坏人的本质时，根本抛弃这一现存状态就成了责无旁贷的任务了。正是这种对人的本质的透彻的洞察，成了发动彻底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动力。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形的特点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表现为人的本质遭受巨大的灾难。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主张，只是在经济上或政治上进行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此必须无条件地通过总体革命来彻底改变现状。只有在牢固地确立这种基本观点，以致任何单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论证已无法动摇它以后，才可提出革命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的承担者的问题，亦即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批判，如果只是注意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没有进一步把握这种理论的真正的基础的话，那是没有抓住要害。

马尔库塞当然承认马克思对“物质”的强调。他只是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并不是“纯粹”物质，而是“感性”物质。为此，他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实际上是作为人的存在前提的“财产”，因此马克思是从感性活动方面，而不是从感性直观方面，来理解“感性”的。由于感性与人的劳动联系在一起，使它带上了本体论性质。

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作为财产的基础的占有，超出了所有经济的和法律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理解人同对象性世界的全面的和自由的关系的范畴，人同正成为他自己的对象的关系是“全面的”，它“解放”了所有人的官能。整体的人在作为“他的产物和他的现实”的整个对象性的世界中是自由自在的。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废弃私有财产，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终结，而仅仅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财产公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奠定了前提。因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全面的自由的占有就是劳动，人同对象的具体的关系就是创造、安排和形成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将不再是外化了的、物化了的活动，而是完全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现。

这样，由物化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非人性，从根本上和最危险的地方，即在财产的概念上，被废除了。假如对象从“片面的”所有制和占有中解脱出来，并依然是这种人的产物和现实(人在它们中“生产”或实现它们和他自身)，那么人就不再在对象性世界中“丧失”自身，他的对象化也不再就是物化了。这种在对象中已经实现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或抽象的一群个人，而是社会的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的人。人复归于他的真正的财产就是复归于他的社会本质，这就是社会的解放。

要消除物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对象性的关系必须成为属人的，即社会的关系;第二，必须去认识和自觉地维持这种关系。这两个条件从根本上说是互相联系的，因为只有当人自己这样地意识到这种关系时，也就是说，取得有关他自己和对象的知识时，对象性的关系才能成为属人的和社会的关系。那么认识，即对作为社会的东西的对象化的认识，在什么程度上才能成为废弃一切物化的真正的推动力呢?

对对象化的物化的观察，就是建立对作为对象化的主体的社会的洞察。这样，洞察对象化也就是洞察人和他的作为社会关系的对象性的世界，是如何和通过什么成为它们现在这种样子的。这也就是洞察人的历史—社会的状况。这种洞察不仅仅是理论的认识，或者任意的、被动的直觉，而是实践性的认识，即废弃现存的东西，使之成为一种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手段”的那种认识。

马克思从根本上确信，只要人能自觉地认识他的历史，他就不会陷入到他还没有创造自己的状况之中去，只有人自己才能把自己从任何状况之中解放出来。这一基本的信念，表现在《手稿》关于自由这一概念中。限于主题，马尔库塞没有就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它的知识领袖的关系进行考察，他只是说，对于“人的本质”的展开这一意义上的“历史”进行的那种洞察，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达到的。“它只能被这样一些人所认识:他们实际上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状况赋予他们这一任务的”⁽¹⁰⁶⁾，实际上，承担这一任务的不一定非得是产业工人，而很可能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但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这一观点，“清楚地贯穿于一切经济的说明中”。只有当后者被曲解为庸俗的唯物主义时，这一思想才会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¹⁰⁷⁾

由此，马尔库塞注意到，《手稿》中阐发了一种崭新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种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基础中产生出来的理论，在其每一条研究途径和各个方面，都证明它本身是一种实践的理论，是一种其内在含义(由它的对象的性质所要求)为特殊的实践的理论;只有特殊的实践才能解决这一理论所独具的问题。”⁽¹⁰⁸⁾马尔库塞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知道，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绝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¹⁰⁹⁾马尔库塞补充说，假如哲学把对立的解决作为一个实践的任务加以把握，也就是说，假如哲学扬弃了作为“仅仅是理论”的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假如哲学第一次真正作为哲学“实现”了自身，那么哲学就能解决这一任务。

立足于这种崭新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马尔库塞引用马克思本人的话，对马克思的后继者们的那种“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马克思把解决这一任务的实践的理论(就它把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存在物的人置于中心地位而言)称为“真正的人本主义”。如果这种理论被贯彻到底，就它掌握人和自然的统一而言，马克思又把它看成与“自然主义”相一致，即“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的人性”的相一致。假如这种被马克思作为他的理论基础而提出来的真正的人本主义，同那种通常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相符，那么这样一种矛盾也完全在马克思的意料之中:“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¹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