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意义

第四节　重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意义

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启示我们，重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它启示我们，必须恢复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丰富内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被简单化、贫乏化了，而片面重视当代西方哲学、轻视近代西方哲学的流行倾向，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忽视。事实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既是传统哲学史的集大成者，又对当代西方哲学的演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在我们看来，只有认真地探索德国古典哲学，消化并吸纳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哲学遗产，才能拓宽我们的理论视野，对当代西方哲学做出更深入、更合理的阐释。

其次，它启示我们，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与康德、黑格尔)的关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等，仍然是有待深入探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事实上，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充满了对这些关系问题的片面理解和误解。所以，还有大量的正本清源的工作需要付诸实行，而目前的学科分类方法，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近代西方哲学史分离开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无助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跨领域的研究。

最后，它启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马克思的解读方法提示我们，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纯粹思想的领域，而是社会现实问题，所以他把人、市民社会、实践、自在之物、历史意识和自由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遗产。诚然，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受过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决不可能返回到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去。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直接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归根到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没有起过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作用。相反，真正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产生过比较深刻影响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之一，强调神学的本质是人类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启发马克思从宗教批判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然而，马克思很快就从理论上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划时代的新哲学观的创立，使马克思的理论视野远远地超越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传播的一个广有影响的结论：“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是不确切的，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返回到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去。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就已阐明他的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乃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事件。在马克思的新哲学观中，唯物主义的基础不再是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界，而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新哲学观所蕴含的认识论不再着眼于对对象、现实和感性的直观，而是着眼于对人的实践活动这一前提的考察。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学说。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只适用于历史领域的某种实证性的理论，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它完全可以涵盖对人类社会、自然界(或物质)和人的思维活动等一切现象的哲学解释。

总之，只有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新解读，充分揭示出这一遗产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才可望得到恢复。

【注释】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扬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冯契等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认为：“该词首先由恩格斯使用。”参阅该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8页。

[4]《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5]比如，原民主德国的理论家弗朗克·菲德勒等人也把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列为“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最主要的代表”。参阅弗朗克·菲德勒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郑伊倩等译，求实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6]参阅冯契等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2页。这一见解也可从《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得到印证。该辞典在第22页上这样解释“德国古典哲学”这个条目：“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从康德开始，中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告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这实际上是恩格斯一贯的思想。在其早期论文《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1844)中，虽然恩格斯没有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但在提到德国的哲学革命时说：“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致除了上面提到的体系而外，其他任何体系都是站不住脚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8～589页。

[9]凡本书以下涉及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地方，一概译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并不再另行说明。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注①。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7]恩格斯在《出路》中写道：“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列宁接受了恩格斯的这一见解，并发挥道：“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参阅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列宁甚至认为：“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参阅《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21]《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2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1页。

[2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6页。

[24]恩格斯甚至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5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注。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3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4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页。

[4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7～198页。

[4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4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页。

[49]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214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56]参阅拙文《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也见拙文《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当代反思》，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57]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3页。

[58]康德著作中的“Ding an sich”(其复数形式为“Dinge an sich”)在汉语中有各种不同的译法，如“物如”、“物自身”、“物自体”和“自在之物”。考虑到本书在用语上的统一，本书把译文中涉及的上述概念统一译为“自在之物”，并不再另做说明。

[59]参阅拙文《马克思本体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载《哲学动态》2001年第10期。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6页。

[61]文德尔班：《西方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1～812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

[6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88页。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以更明确的口吻指出：“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注①。

[66]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

[6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7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0页。

[7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

[7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