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

第一节　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

在讨论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不得不先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什么是“历史”(history)？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就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总和；什么是“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历史事实就是指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的事情；什么是“历史资料(或史料historical material)”？历史资料(或史料)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留下来的痕迹或记载，它体现在文字、图像、器物、服装、建筑、制度等各种不同的历史流传物上；什么是“理论视角”(theoretical perspective)？理论视角就是指史学研究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的理论本身所蕴含的观察问题、思索问题的特殊角度。

有些史学研究者在下面这点上常常充满自信：他们只尊重历史事实，绝不会轻易地接受任何一种史学理论，更不会轻易地接受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有的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只需要学习清代乾嘉学派的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历史实事或事实出发去探索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平心而论，这些史学研究者尊重事实、不尚空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而，他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真正要做到尊重事实和实事求是，并不像他们所设想的那么容易。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史学研究者很少有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由于他与历史事实之间通常存在着时间间距，因而根本不可能亲身去经历那些早已湮没的历史事实，而只能通过历史资料的媒介，从观念上去重组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一份题为《不偏不倚和历史写作》的手稿中所指出的：“由于这些事件已不复存在，所以，史学家也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有关记载。当我们真正严肃地考虑这些铁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仅是一份证实发生过某个事件的材料。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即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事件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构成历史事实的正是这个关于事实的证明。如果确实如此，历史事实就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既然是象征，说它是冷酷的或铁一般的，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甚至评论它是真的或假的都是危险的，最安全的说法是说这个象征或多或少是适当的。”^[3]尽管卡尔·贝克尔的上述见解具有某种相对主义和不可知主义的倾向，但他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这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异的提出和肯定却完全是正确的。在不少场合下，一个史学研究者以为自己正在谈论历史事实，其实他谈论的只是关于这一历史事实的历史资料。众所周知，历史资料不但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也与史学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而且它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并不一定与历史事实相切合。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历史资料甚至是对历史事实的伪造或对历史真相的掩蔽。其实，每一个史学研究者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一方面，历史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摆放在那里的，而是通过一代代史学研究者的理论思索，从各种相互矛盾的、混乱不堪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历史资料中清理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在矛盾的清理中被陈述出来的。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要完成对历史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就必须诉诸理论思维。恩格斯告诫我们：“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4]在某些场合下，历史资料还会严重缺失，需要史学研究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胆提出理论假设，以便勾勒出某个历史事实的整体面貌。尽管这种假设还需要得到证实，但它表明，没有理论思维，历史研究活动恐怕连一步也迈不出去。因此，当有的史学研究者把历史事实与理论尖锐地对立起来，以为自己可以超越一切理论或以“无理论”的方式去面对历史事实的想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天真的。不管有的史学研究者如何用言辞来淡化理论对自己的约束力，在从事研究活动时，他必定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处于自己已经认同并已内化为心中权威的某个或某些理论的引导下。事实上，没有一定的理论导向和理论思维，他不但无法越过横亘在他和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而且也无法在自己的大脑中再现历史事实的整体面貌。^[5]

另一方面，历史资料也绝不是纯粹的感性资料，其中必定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酵素。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在平常的意识状态里，思想每每穿上当时流行的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材料的外衣，混合在这些材料里面而难于分辨。……譬如在一个纯是感觉材料的命题里：‘这片树叶是绿的’，就已经掺杂有存在和个体性的范畴在其中。”^[6]这就启示我们，当一个史学研究者解读历史资料时，还必须识别出那些资料的制作者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混入其中的思想理论酵素，尤其要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相关的历史资料的渗透和扭曲。马克思在叙述作为人类史的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时，曾经说过：“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7]因此，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在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历史资料时，不得不识别并剔除混杂在其中的资料制作者的主观意向或意识形态的思想酵素。假如不具备这方面的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历史真相和历史事实也许永远不会呈现在他的面前。

其次，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视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不过是历史事实总和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换言之，他所接触的历史事实永远小于或少于历史事实的总和。这就表明，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在从事其研究活动时，都不得不从历史事实的总和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研究的历史事实。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对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带有选择性。假若某个人手头拥有一天内在全世界所出版的所有的报纸，又假若他得到保证说这里报道的每个字都是道地的真理。即使如此，他又拿这些报纸怎么办呢？他又如何组织它们呢？再假如进一步说，他认为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同等重要的——但他就是不能写一部包括所有这些事实的单独一天的历史。他只得进行选择；而且即使他把所有的事实都复制出来，他也只得突出某些事实，贬抑另一些事实。而就在你做这桩事情的时候，你也就开始变得主观起来。我对这些在起作用的偏爱和偏见都是意识到的，但是要一个作家自己去看到它们却是非常困难的。”^[8]事实上，当一个史学研究者对历史事实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很少进行下面的反思：为什么他会对这个历史事实发生兴趣，而对另一个则完全没有感觉？显然，这种“兴趣”、“选择”都源于这个研究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拥有的理论认同。正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的：“关于事实的一切科学的描写都带有高度的选择性，并且常常是依靠理论的。”^[9]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不经选择就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总是通过他已然接受的理论和相应的理论兴趣对历史事实做出选择的。

再次，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谈论的历史事实都不是自足的、无条件的，而是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显现出来的。B.费伊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哲学》一书中曾对“视角”和“视角主义”做过一个经典性的说明：“视角主义是当代理智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方式。视角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是带有视角性的，也就是说，知识的要求和知识的评价总是发生在一种框架之内，这种框架提供概念手段，在这些概念手段中并通过这些概念手段，世界得到了描述和解释。按照视角主义的观点，任何人都不会直接观察到作为实在本身的实在，而是以它们自己的倾向性来接近实在，其中含有他们自己的假定及先入之见。”^[10]按照B.费伊的观点，事实本身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只能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显现出来。

比如，吃、喝、住、穿是人类每天都要亲身经历的事实，但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视角中，这些事实是视而不见的。事实上，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它们才显现为基础性的历史事实，并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恩格斯在叙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曾经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1]由此可见，历史事实并不是以现成的、赤裸裸的方式摆放在任何人都可以触摸到的地方的，实际上它只能存在并现身于一定的理论视角之内。世界上并不存在超越任何理论视角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费伊指出：“简单地说：事实植根于概念框架之中。”^[12]在我们看来，“植根”这个说法可能会引起误解，确切的提法是：事实只能通过相应的理论视角得以显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视而不见”这个成语通常是这么理解的，即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地思索别的问题时，尽管他的眼睛看着某个对象，但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见到。其实，“视而不见”这个成语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哲学含义，即一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只允许拥有它的研究者见到某些事实，而永远见不到另一些事实，因为那些见不到的事实只能在别的理论视角中显现出来。所以，当人们说“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时，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完全能够“公平地”尊重所有的“事实”或“实事”，实际上，他们根本做不到。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的理论视角允许他们看到的某些“事实”或“实事”；他们所能尊重的，也只是他们的理论视角允许他们尊重的某些“事实”或“实事”。

总之，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无法脱离一切理论视角来谈论并探讨历史事实。一定的历史事实总是在相应的理论视角中显现出来的。因此，不管一个史学研究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他总是在一定的理论视角的指引下从事历史研究活动的，而在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加以认同的某个或某些理论所蕴含的相应的视角中，永远只有某些历史事实向他开启出来，而从属于其他理论视角的历史事实，他通常是视而不见的，除非通过深刻的自我批判，他从一个理论视角转向另一个理论视角。一言以蔽之，历史事实并不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下，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一旦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认同了某个理论视角，也就相应地确定了在这个理论视角中可能展现出来的历史事实。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即他永远不可能“公正地”面对一切历史事实，而只能面对他已然拥有的理论视角允许他面对的那些历史事实。以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理论视角的约束，自由地、公平地面对一切历史事实的想法，永远是一个天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