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

时间：2023-12-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毋庸讳言，由于时间间距的存在，任何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与它的当代意义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差异，甚至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代意义比历史意义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任何历史事实及其历史意义涉及的都是过去的、已经发生过的情形，而任何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涉及的都是活生生的当代人的现实利益和生活兴趣。在他看来，突出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并不是某类历史研究的特征，而

第三节　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

在历史研究中，“意义”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23]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史学研究者们很少对“历史意义”(historical meaning)与“当代意义”(contemporary meaning)这两个概念做出严格的区分。比如，假定一个史学研究者致力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探讨，当他自以为正在谈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时，实际上他谈论的却是法国大革命的当代意义。当然，也有可能他谈论的是当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混合物。他几乎从来没有认真地反思过下面这样的问题：一个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究竟指什么？一个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究竟指什么？如何理解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之间的关系？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谓“历史意义”，是指一个历史事实在当时时代中所具有的客观意义；而所谓“当代意义”，是指一个历史事实在当今时代中所具有的客观意义。显而易见，在“当时时代”和“当今时代”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比如，“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了鲁比肯河”，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当一个史学研究者探讨这一历史事实对“当时时代”究竟有什么客观意义时，他显然是在谈论这一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而当他探讨这一历史事实对“当今时代”究竟有什么客观意义时，他显然是在谈论这一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这里把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都理解为“客观意义”，目的是排除具有任意性和偶然性的“主观意义”对历史研究活动的渗透。所谓“主观意义”，是指人们从自己的好恶、偶然的感受或情绪的冲动出发去谈论一个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所谓“客观意义”，是指一个史学研究者自觉地排除种种主观上的偶然因素对研究活动的影响，努力从“当时时代”或“当今时代”的生活本质出发去理解并阐释一个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或当代意义。

毋庸讳言，由于时间间距的存在，任何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与它的当代意义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差异，甚至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由于以往的历史研究没有在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与它的当代意义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所以经常会出现下面这样的现象：研究者们或者用历史意义去取代当代意义，从而否认了历史事实在不同历史时代的诠释活动中其意义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或者用当代意义去取代历史意义，从而在对历史事实的诠释活动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当代人的意义观强加到以往时代的人身上，甚至导致对历史真相的曲解。那么，相对于某个历史事实来说，究竟是其历史意义重要，还是其当代意义重要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代意义比历史意义更为重要。为什么？

一方面，任何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的显现都是需要时间的。因而离开这一历史事实发生的时代越远，比如说在当代，就越容易在这一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的引导下，全面而深刻地阐释它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在叙述人类社会发展史时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24]尽管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主要是人类社会及其经济发展史，但他启示我们，只有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才能回过头去，对它的历史意义做出充分的阐释。比如，只有当基督教在当代的发展中对自身的当代意义达到自我批判的高度后，才可能对这一历史事实——早期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意义做出合理的说明。

另一方面，任何历史事实及其历史意义涉及的都是过去的、已经发生过的情形，而任何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涉及的都是活生生的当代人的现实利益和生活兴趣。因而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远比其历史意义来得重要。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的：“历史是由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25]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是奠基于其当代意义之上的。当一个当代人谈论某个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时，他追求的只是对这种客观意义的准确的描述。假如他是一位史学研究者，这种准确的描述会给他带来学术声誉，但除此以外不会有更多的东西。然而，当一个当代人谈论某个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不用细致观察就会发现，在人类世代的延续中，唯一活着的只能是当代人，以往世代的人都已作古，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目前还活着的当代人也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也就是说，“当代人”这个概念的指称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更新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人类世代得以延续下去，唯一活着的就只能是不断更新着的“当代人”。因此，我们不同意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公元前8—前2世纪)的观点。在我们看来，轴心时代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某个固定的阶段，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向前延伸的。简言之，轴心时代就是不断更新着的当代。既然在人类世代的延续中唯一活着的只能是当代人，所以，只有活生生的当代人才有资格充当历史活动的轴心和意义诠释的轴心。实际上，当一个当代人对某个历史事实发生兴趣时，他真正关注的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其当代意义，以便借着历史的由头，来演出当代生活的新剧目。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26]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不但比其历史意义更重要，甚至也比这一历史事实本身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奇提出了“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的口号。在他看来，突出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并不是某类历史研究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

那么，作为一个当代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如何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呢？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启示我们，前提是他必须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本质，因为任何历史事实，乃至全部历史的当代意义都隐含在这一社会生活的本质之中。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大价值体系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就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社会将致力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建设，因而其主导性价值观念仍然从属于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范围，但通过对前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后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它主要体现为以下这些主导性的价值观念：珍惜生命、维护人权、尊重人格、追求自由、崇尚平等、争取民主、提倡公正、热爱祖国、推重事实、重视科学、向往真理，等等。事实上，历史事实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正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本质所隐含的这些主导性价值观念中。要言之，当代意义本质上就是这些主导性价值观念。当然，必须指出，某个历史事实的当代意义只能体现这些主导性价值观念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只有自觉的、全面的历史研究活动才能从整体上体现这些主导性价值观念。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当一个史学研究者对某个历史事实发生兴趣时，他不应该立即投入自己的研究活动，而应该停下来反省一下：在他感兴趣的这个历史事实中，是否隐含着与上述主导性价值观念相切合的价值观念？如果是，他在历史研究中的趣味就是健康的；如果不是，他的趣味就可能已经被败坏了。举例来说，假如一个史学研究者对清王朝演化中的某一场宫闱政变产生了兴趣，那么他就应该先反躬自问：在这场宫闱政变中，是否包含着与上述主导性价值观念相切合的价值因素？如果没有，那就表明，作为历史事实，这场宫闱政变不但缺乏积极的当代意义，而且极有可能隐含着与上述主导性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消极的价值因素，如王权至上(与人权观念相冲突)、好勇斗狠(与珍惜生命的观念相冲突)、男尊女卑(与平等观念相冲突)，等等。而这些消极的价值因素只能形成消极的当代意义，阻碍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相反，为什么关于包拯、狄仁杰的电视连续剧能够获得比较高的收视率，因为它们触及的主题——社会公正——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是相切合的。

由此可见，一个史学研究者一旦确立了当代意识，他就应该把自己对历史事实的兴趣自觉地奠基于上述主导性价值观念之上。不是先确定历史事实，再来认识并阐发它的当代意义，而是先领悟当代意义(即主导性的价值观念)，再回过头去选择与这一当代意义相切合的历史事实。正如克罗奇所说的：“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去查考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27]所以，只有当一个史学研究者自觉地从上述主导性价值观念出发去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时，他的研究态度才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客观的、科学的。但当他这样做(即自觉地站在当代价值观念的高度上透视以往历史时代发生的历史事实)时，必须警惕以下两种错误倾向的渗透：

一种错误倾向是“无差别论”(theory of non-difference)，即抹杀当代与以往时代之间的时间间距，把今人的观念与古人的观念简单地等同起来。马克思在谈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研究将为古代经济研究提供钥匙时，曾经严肃地指出：“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28]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们应该自觉地站在当代社会生活的立场上去透视古代社会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复强调，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应该把当代社会生活与古代社会生活、当代意义与历史意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当恩格斯谈到人类婚姻的原始状态——杂乱的性关系时，曾经严厉地批评人类学家巴霍芬、爱·韦斯特马克等把这种原始状态称作“淫婚”、“卖淫”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只要还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便永远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29]在该书1884年版中，恩格斯又加上了一个注，全文如下：“马克思在1882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以最强烈的措词，批评瓦格纳的《尼贝龙根》歌词中比比皆是的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3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这些论述都启示我们，既要自觉地从上面提到的那些主导性价值观念(即当代意义)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和探索；又要厘清这些当代价值观念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类似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比如，尽管历史上关于“民贵君轻”、“为民做主”等清官意识与当代社会关于“人民主权”的政治观念相切合，但在内涵上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总之，决不能把当代的价值观念与以往时代的价值观念、当代意义与历史意义简单地等同起来。

另一种错误的倾向是“分析目的论”(analytic teleology)，即人们常常把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的最后发展阶段作为预悬的目的去描述其起始阶段和发展阶段。我们先来看分析目的论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表现方式。比如，希特勒在其人生道路的最后发展阶段上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主义者。但假如有人在给希特勒写传记时，把他儿童时期或少年时期的一举一动都描绘成具有独裁主义倾向的举动，那就陷入到分析目的论中去了。其实，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深受这种分析目的论的影响。比如，像刘邦、朱元璋这样的历史人物，出身低微，后来成了皇帝。于是，不少传记作品在叙述他们的出生、幼年和少年的生活时，就会替他们涂上种种神秘主义的色彩，甚至把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神话化，仿佛他们从出生的一刻起就已经预悬着一个伟大的目的——将来做皇帝。其实，历史人物和普通人一样，其早期生活通常也是不确定的，其人生道路通常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能根据其晚年的情况倒过去加以论定。显然，这种在分析目的论的影响下撰写出来的人物传记是缺乏说服力的，真正的人物传记应该真实地再现出历史人物在其幼年和少年时期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分析目的论在历史事实研究上的表现方式。比如，有的史学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深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在叙述一个成功的历史事实时，他常常把最后的成功作为目的带入对它的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叙述中，仿佛它一开始就注定会取得成功似的。相反，在叙述一个失败的历史事实时，他也会把最后的失败作为目的带入对它的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叙述中，从而给读者造成如下印象，即这一历史事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会陷于失败。总之，分析目的论的实质是命定论，即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的结果出发去塑造其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这种错误倾向只能导致历史研究的神化、魔化和贫乏化，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的。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启示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把一个历史事实的历史意义和它的当代意义严格地区分开来。历史意义是奠基于当代意义之上的，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应该深刻地领悟隐含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本质中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并自觉地把这些价值观念作为当代意义引入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研究中，从而从观念上促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对于一个成熟的史学研究者来说，还必须自觉地排除“无差别论”和“分析目的论”这两种错误倾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

【注释】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3]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页。

[5]请注意卡尔·贝克尔下面这段发人深省的见解：“总而言之，历史事实僵死地躺在记载中，不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而只有当人们，你或我，依靠真实事迹的描写、印象或概念，使它们生动地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才产生影响。正是这样，我才说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因为，当它不是再现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躺在毫无生气的记载里的时候，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参阅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6]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4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8]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134页。

[9]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10]参阅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12]参阅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3]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14]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