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生态学和未来学的发展中，我们前面提到的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包括它的三个理论前设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这些挑战主要是沿着以下三条不同的路径展示出来的：

其一，胡塞尔、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所谓绝对进步的、革命的历史作用的质疑。作为现象学的创立者，胡塞尔具有深厚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养，他十分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基础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重点。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1936)中，他不无忧虑地指出：“19世纪的下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都受到实证科学的规定，并使自己受到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的迷惑。这种独特性表明，对于那些真正的人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只看重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看重事实的人。……我们常听说，在我们生活的危难中，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它从原则上排除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整个人类的存在有无意义的问题，而对于我们这个不幸的时代来说，解答这个与人的命运的转变休戚相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4]在胡塞尔看来，欧洲自然科学的繁荣同时也是它陷入危机的一个标志，因为它的普遍的表现方式是只关注事实，不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

那么，这种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胡塞尔认为，从伽利略用数学的方式构想世界以来，人们的全部思考已经习惯于以这样的理念世界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并逐渐遗忘了前科学的、直接感知的、与生存活动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早在伽利略那里，一个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的世界已经取代了这个唯一现实的、通过知觉现实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可能被经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是值得重视的最重要的世界。”^[15]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既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他发现的是数学化的理念世界，他掩盖的则是真实的生活世界。只有当人们穿破自然科学的中立化的、客观化的和理念化的外衣，深入地探索被掩蔽的生活世界的真理时，人类存在的意义才会向他们敞开。正是通过对欧洲自然科学危机的深刻反思，胡塞尔对自然科学在历史上的所谓绝对进步的和革命的作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胡塞尔的反思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的价值基础上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的反思则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上。在《技术之追问》一书(1950)中，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技术：一种是传统的“手工技术”(handwork technology)，另一种是“现代技术”(modern technology)。^[16]他暗示我们，与传统的手工技术相比较，现代技术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如果人们继续把现代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something neutral)，那就表明他们对它的本质完全茫然无知。^[17]

那么，现代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尽管现代技术同传统的手工技术一样，也包含着人对自然的解蔽和改造，但其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技术的本质在我们称之为座架(Enframing)的东西中显现出来”。^[18]什么是座架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座架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强制；另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和强制。实际上，这和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构成“‘主人’的权力”或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异化和物化现象的说法是十分接近的。海德格尔指出：“哪里被座架所支配，那里就存在着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9]他甚至认为，现代技术已经把人连根拔起，人类生存已经面临深渊，只有一个上帝还可以救渡人类。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是对当代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发出的重要的预警，对他同时代和以后时代的思想家们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之，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看法，现代科学和技术不但不应该以惯常的乐观主义的方式，片面地被理解并阐释为所谓绝对革命的和进步的力量，而应该被理解并阐释为蕴含着巨大的负面价值和潜在力量的存在物。事实上，只有牢牢地把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中出现的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转折，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到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二，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揭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是同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制度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20]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思想，强调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所蕴含的合理性不但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而且已经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统治制度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政治的合理性。”^[21]在揭示现代技术所造成的严重的异化现象和物化现象时，马尔库塞不但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指出技术中性的观念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而且提出了“技术拜物教”(technological fetishism)^[22]的新概念，用以说明现代技术本身所蕴含的异化因素和物化因素。尤为重要的是，马尔库塞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下面这种现象：“也许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23]马尔库塞对韦伯思想的阐释，也对哈贝马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哈贝马斯这样写道：“正如我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观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已经改变了的局面提供了钥匙。”^[24]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停留在马尔库塞的结论上，他对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做出了更为明确的、系统的表述。

在哈贝马斯看来，自19世纪末以来，技术和科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技术和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ersten Produktivkraft)”^[25]，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已经成了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技术和科学本身也成了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作为观念或理论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成了意识形态的基本的，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1968)中，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出的严峻的挑战。他指出：“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与一切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更少意识形态的特征’；因为它并没有那种不透明的、迷惑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掩盖着人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支配地位的、使科学成为偶像的，因而变得更加透明的背景意识形态(Hintergrundideologie)，比起老式的意识形态来说，显得更难以抗拒和更为宽泛，因为它不仅通过掩蔽实际问题的方式，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做辩护，压制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遏制其寻求解放的种族利益。”^[26]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取消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即取消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差别。而既然意识形态学说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乃至其叙述形式做出新的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号。

如果说，“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它的创始人——法国哲学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那里主要指涉与中世纪以来的神秘思想相对立的“科学的观念”的话，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经过技术与科学所蕴含的合理性的过滤，仿佛也回复到它的创始人那里，即把这种合理性理解为自己的最切近的本质了。这种现象是十分有趣的，即从近代以来，人们一直试图以科学技术和理性对抗迷信和信仰，结果却突然发现，科学技术和理性本身也成了迷信，而蕴含在科学技术中的合理性则成了当代人的普遍的信仰。显而易见，只有深刻地认识当代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实质方面的这一重大的变化，才会自觉地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的改革。

其三，西方生态学家和未来学家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生存危机的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起，罗马俱乐部就连续出版了12份报告，就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人类生存总危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探索。在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作者丹尼森和麦多斯发前人之所未发，大胆地提出了资源、生产、增长和发展的极限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非生态学的观点。按照传统的观点，不但自然界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是无限的，而且人类生产的发展和增长也是无限的。无数事实表明，这种对无限性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崇拜，乃是人类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幼稚性的确证。

在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中，作者米萨诺维克和帕斯托尔进一步指出：“人类必须正视现实，大量的危机已经构成世界发展中遇到的一种‘危机综合症’，应该把这些危机作为一个整体采取互相协调的多种措施加以解决。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基本观念在过去为人类进步铺平了道路，但也最终导致了目前的这种状况。目前，人类正处在转折点上，必须做出抉择，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如果人类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必须对若干旧的观念重新进行评价。”^[27]毋庸讳言，他们所指的旧观念，不仅包括增长、发展、进步及环境与资源可以无限地被剥夺或取用的观念，而且也包含对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问题：“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感到限制的必要性，必须限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或者至少改变其发展的道路。”^[28]他们认为，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不应该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共生关系，而要建立这种新颖的共生关系，就必须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历史作用重新加以反思。

与当代西方的生态学家一样，当代西方的未来学家也积极地探索了当代世界面临的生存危机，并对当代技术的负面作用发出了预警。众所周知，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发出了“我们不允许技术在社会里横冲直撞”^[29]的警告，并强调：“对于任何新技术，我们都要更加认真地看一看它给大自然带来的潜在的副作用。无论我们提议使用一种新的能源，一种新的材料，或一种新的化工产品，我们都必须确定它将怎样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微妙的生态平衡，而且我们必须预测它们对遥远的未来和远方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30]另一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1982)中指出：“我们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31]所有这些论述都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中所弥漫的那种盲目乐观主义的思想倾向。

毫无疑问，当代生态学家和未来学家们提出的“极限”概念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欲望和需要是无限的，但能够满足这种欲望和需要的资源和环境则永远是有限的。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体系都不应该对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保持沉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