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热”忽“冷”的异化问题

第一节　忽“热”忽“冷”的异化问题

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面世后，异化问题在西方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问题曾一度沉寂下来。战后，异化问题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并迅速地波及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当这股理论思潮蔓延到中国时，中国理论界正处在对十年浩劫的沉痛的反思之中。顷刻之际，这个问题成了中国理论界的第一话题，相关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2]然而，时隔数年，异化这个词又突然神秘地从中国的理论话语中消失了，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如何解释这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理论现象呢？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下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一般说来，人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如果说，科技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及战争的灾祸使西方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化，那么，战争的创伤、斯大林主义现象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样也使东方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的、压抑的状态下。而“异化”似乎正是道出这种普遍的疏离感和压抑感的哲学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异化热”具有理论探索的性质，不如说具有情绪宣泄的特征。换言之，人们不是在理论上探索异化，而只是在情绪上感受异化。无论是“异化热”的突然兴起，还是它的迅速退潮，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即它仅仅是情绪上的“热”，而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上的“热”。

第二，从根本上看，人们误解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含义。^[3]或许我们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迄今为止已经发表的、几乎所有的论文都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指的是私有制背景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存在的种种消极的因素，马克思运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从伦理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表达他对这一社会的道德上的义愤。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否也曾以积极的、肯定的方式理解并谈论过异化现象。换言之，人们只是从道德评价的维度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完全忽视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历史评价维度。^[4]事实上，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异化作为客观的历史现象具有其积极的含义。由此可见，人们普遍地误解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根本含义，这是肤浅的、情绪化的思维态度必然导致的结果。

第三，在相当的程度上，人们忽视了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匈牙利学者M.瓦依达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想在过去几十年所发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那将是徒劳的。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这个极为重要的范畴，甚至在总结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的大量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都根本没有被提到。”^[5]人们通常认为，青年马克思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当他创建了自己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后，这个概念也就被弃置不用了，即使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偶尔提到这个概念，它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或边缘性的意义。^[6]按照这种流行的见解，异化概念似乎只是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专利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它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地位，甚至完全可以不予涉及。显然，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们没有深入地解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对这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进行认真的思考。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原因既促成了“异化热”的迅速形成，也导致了“异化热”的突然消退。显然，惟有冷静的、深入的理论思索，而绝不是情绪化的态度，才能真正地揭示出隐藏在马克思异化概念中的谜团，从而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含义、实质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做出合理的说明。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冒着可能被流俗的见解讥笑的危险，而独自面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这一冰点问题时，我们正是在偿还历史的宿债。换言之，我们不愿意马克思理论中的这颗明珠长久地被尘埃所覆盖。我们的主要见解如下：

其一，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到1844年1月)、《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等著作。第二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等著作。第三阶段主要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述史》(1861—1863)和《资本论》(1867)等著作。

其二，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这一转换主要发生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从“道德评价优先”^[7]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从前者看来，异化现象是消极的，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从后者看来，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客观的、必然的，应该从历史评价的维度上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从总体思路上看，前者从属于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后者则从属于以历史演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8]

其三，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边缘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如果说，作为异化的特殊表现方式的“拜物教”揭开了传统的抽象物质观的神秘面纱，从而为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扫清了思想障碍，那么，异化的一般表现方式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从而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拱顶石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