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第四节　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最后，我们来探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有趣的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内涵表现得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刻，但却遭到了研究者们的最大忽视。下面，我们重点论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0]这段重要的论述包含以下三层含义：其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时，异化和物化的现象才存在。作为历史现象，异化和物化既具有客观必然性，又具有历史短暂性；其二，这种异化和物化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使“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得以形成；其三，正是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异化阶段客观上为第三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马克思在谈到“全面发展的个人”时写道：“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1]也就是说，普遍异化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是一起降临的，绝不应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而应该坚持“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首先看到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没有这种现实的、普遍的异化作为媒介，共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永远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在马克思看来，试图撇开普遍的异化来谈论个人的全面发展，乃是一种“浪漫主义观点”。

当然，共产主义是对普遍异化和物化现象的扬弃，但这种扬弃绝不是凭空进行的，相反，正是在普遍异化和物化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32]这充分表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完全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异化现象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沿着两个侧面展开：一方面，通过“自然历史过程”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历史评价优先”获得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较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3]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当我们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当然也包括经济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时，首先不是从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出发去追究个人的主观动机和道德责任，而应该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去阐明这些现象(包括异化现象)何以在历史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成为可能。要言之，这里的着眼点是客观的历史运动和历史评价，而不是主观的道德观念和抽象的道德评价。在马克思看来，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对“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34]丧失了批判能力，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

另一方面，马克思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商品拜物教，从而扫清了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后的思想障碍。众所周知，哲学家们总是满足于谈论“抽象物质”，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形式中，抽象物质的具体样态乃是堆积如山的商品，而“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5]作为异化的典型表现形式的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是以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宗旨绝不是侈谈什么“世界统一于物质”，而是要揭露隐藏在物质的具体样态——商品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换言之，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不管人们写出多少本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教科书，只要他们撇开马克思对异化，尤其是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而热衷于以抽象的方式谈论“世界的物质性”，那么他们至多只能达到霍尔巴赫式的传统唯物主义的水平，而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没有抛弃异化(包括拜物教)概念，相反，正是依靠这一概念，其理论的完整性和批判性才得到充分的彰显。

总地来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完全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道德评价采取了完全否弃的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虽然马克思抛弃了“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但他并没有抛弃道德评价这一维度，而是对它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一是把布尔乔亚式的、多愁善感的道德立场转换为无产阶级的道德立场；二是把道德评价置于历史评价的基础上。比如，马克思在叙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经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6]毋庸讳言，在这段话里包含着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道德谴责和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褒扬，但人们不应该把这段话理解为马克思对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关系的割裂与对立，似乎马克思以一种反历史的态度肯定了古代社会的合理性和道德上的高尚性。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道德评价完全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的，而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评价，“现代世界”不但优于“古代”社会，而且必定会取而代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37]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时，马克思也发出了强烈的道德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8]这就启示我们，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是统一的，但这个统一的前提是把历史评价置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