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精神和喜剧美学的兴起

第三节　喜剧精神和喜剧美学的兴起

从生存论本体论的立场看来，仅仅认识到审美是对生命的肯定、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差异的探索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审美主体要通过对自己的历史性的反思和对流行的时尚的批评，感受时代精神的真正的脉搏，达到自觉的审美批评的境界。如果说，在希腊人那里，悲剧还是神话故事和帝王生活的演绎的话，那么，叔本华的巨大贡献是把悲剧理解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在日常生活中能达到的只是有限的结果，所以人生总体上就是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具有喜剧的味道。

尼采认为，主要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悲剧精神在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那里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但一旦欧里庇德斯把苏格拉底崇尚的伦理精神引入悲剧，悲剧和悲剧精神也就在与苏格拉底精神的冲突中自行消亡了。叔本华在当代复兴了悲剧和悲剧精神，但由于他的悲观主义吹出的阴冷之气，这种悲剧和悲剧精神正面临着夭折的危险。与叔本华相反，尼采对生命的痛苦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强调审美的最高喜悦正体现在悲剧中。他这样写道：“我期待着一个悲剧的时代：当人们具备这样一种意识，即进行最艰苦的但必要的战斗，并且不以此为痛苦，悲剧作为肯定生命的最高的艺术就将再一次诞生……”^[47]在尼采生活的时代里，苏格拉底以来的知识论哲学已通过黑格尔哲学而达到了光辉的顶点。然而，在这种把知识中心化、把生命边缘化的哲学中，尼采感受到了无家可归的郁闷和悲哀。他对艺术，特别是悲剧和象征生命的原始冲动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弘扬，正是为了冲破这种沉闷的空气，使哲学和美学重新获得其生命力。尼采还把悲剧精神的实现寄托在“超人”的身上。

在尼采逝世(1900年)后，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大动乱之后，尼采所倡导的悲剧精神是否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任何悲剧都是理念(目标)与生命(个性、性格)之间的冲突。尼采肯定的是悲剧的一个要素，即生命的冲动，但他忽视了悲剧的另一个要素——理念。事实上，任何悲剧都预悬着某种崇高的理念，并希望通过剧中的英雄人物加以实现。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诉我们，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念：一种是合理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理念，另一种是不合理的、被想像力无限夸大的理念。由此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悲剧：一种是建基于合理的理念的健康的悲剧，另一种是建基于不合理的理念的变质的悲剧。合理的理念在人类的生活中永远是需要的，因此健康的悲剧在人类的生活中总会保留一席之地。与此不同的是，变质的悲剧虽然还保留着悲剧的外观，但实际上，它已经蜕化为闹剧。由于把无限夸大的、完全不切实际的理念作为实体性的东西加以追求，严肃已转化为滑稽。无论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还是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属于变质的悲剧。这类悲剧的盛行必然导致悲剧精神的陨落。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变质的悲剧的陨落，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就是喜剧和喜剧精神的兴起。什么是喜剧和喜剧性呢？黑格尔指出：“我们已经说过，喜剧性(komisch)一般是主体使自己的行为发生矛盾，又把矛盾解决掉，从而使自己保持宁静和自信。所以，喜剧(Komoedie)用作基础和起点的正是悲剧的终点：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一种达到绝对和解的爽朗心情，即使这种心情通过自己的方式挫败了自己的意志，导致了和自己本来的目的正相反对的事情，对自己造成了损害，仍然很愉快。但是另一方面，主体的安然无事的心情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他追求的目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实体性，或者即使有一点实体性，在本质上却与他的性格是对立的，所以作为他的目的，也就丧失了它的实体性，因此遭到毁灭的只是空虚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主体本身仍未遭到损害，他仍然安宁如前。”^[48]按照黑格尔的见解，喜剧和喜剧性是以理念或目的的非实体性作为前提的。一旦观众把理念看作无足轻重的东西，悲剧就被喜剧所取代了。然而剧中人物仍然把理念作为实体性来追求，但他实际上又是心不在焉的，即使遭受挫折也无所谓。这样，在有喜剧和喜剧性的地方，也就有笑，有滑稽，有轻松、有幽默。滑稽、轻松和幽默构成了喜剧精神的重要内容。

人们常常对喜剧发生误解，认为它是不着边际的、不严肃的。实际上，喜剧的滑稽和不严肃是表面的，它骨子里却是严肃的。它运用讽刺的手法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因此它恰恰是最贴近生活的。正如柏格森所说，“喜剧越是高级，与生活融合一致的倾向便越明显；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场面和高级喜剧是如此接近，简直可以一字不改地搬上舞台”^[49]。与崇拜崇高的理念的悲剧精神比较起来，崇尚幽默和调侃的喜剧精神由于解构了理念的实体性而更加显得充满活力。正如柏格森所强调的：“滑稽味正是一种生命活力，是在社会土壤的硗薄之处茁壮成长的一种奇异的植物，它等待着人们去培养，以便和艺术的最精美的产物争妍。”^[50]

按照我们的看法，在当代中国，虽然健康的悲剧和悲剧精神仍然拥有自己的地位，但从主导方面看，悲剧和悲剧精神已经被超越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喜剧、喜剧性和喜剧精神。滑稽将取代严肃，轻松将取代沉重，调侃将取代执着，幽默将取代矫揉造作。如果说，王朔的作品是对“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虚假的理念的一种解构，从而为喜剧精神的兴起铺平了道路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围城》热”和《编辑部的故事》的走俏，作为一种象征直接宣告了喜剧精神的兴起。与喜剧精神的兴起相伴随的则是喜剧美学的兴起。重要的是领悟时代精神的这一重大的转折，以便在美学研究上做出富于原创性的新探索。至于喜剧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另外撰文论及了。

【注释】

[1]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2]L.Wittgenstein：Ueber Gewissheit，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4，s.170．

[3]这种情形不禁使我们联想起马克思对当时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批判：“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页。

[4]参阅拙文《超越知识论》，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

[5]有人也许会抗议说，现、当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许多思潮不是已被介绍进来了吗？对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我关注的并不是外观上的问题，而是实质性的问题，即不论人们在口头上或文本中如何谈论这些思潮，但蕴含在这些思潮中的真理还远未被他们所认识，在美学研究的领域里尤其如此。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7]I.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6，s.70．

[8]I.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9，s.115．

[9]I.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9，s.115．

[10]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编：《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11]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编：《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蔡仪在《新美学》(改写本第二卷)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美感论的理论基础就是认识论。”见该书第44页以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朝闻先生也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美的本质、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美学中的具体表现。”参阅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12]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3]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

[14]蔡仪：《新美学》(改写本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以下。

[15]许明：《美的认知结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作者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审美思维方面展开美的认知结构的研究，这是一个有较高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角度。”(见该书第1页)作者认为还存在着“美的认知的元逻辑”(第2页)，这就几乎在术语上把整个美学研究认识论化了。

[16]I.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9，s.298．

[17]朱光潜先生说：“遵循从柏拉图到托尔斯泰悠久的哲学传统的人，则同样坚决地肯定艺术完全依附于生活和道德。艺术应该象美德一样，完全是一种‘善’。有人甚至走得更远，视艺术为道德的奴仆。”参阅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8]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19]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20]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21]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哲学教科书的说法，艺术和美学都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我们对这一点并无异议。这里讨论的所谓“意识形态化”主要强调意识形态扭曲、掩蔽现实生活的根本特征，这种特征一旦渗透到美学中，美学就失去了它的本来面貌，成了一种准政治学，甚至连美与丑也无法加以分辨了。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2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5页。

[24]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0页。

[2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0页。

[26]《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2页。

[27]《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76页。

[28]李泽厚先生在《美学四讲》中指出：“中文的‘美学’一词20世纪初来自日本(中江肇民译)，是西文Aesthetics一词的翻译。西文此词始用于18世纪鲍姆嘉登，他把这个本来指感觉的希腊字用于指感性认识的学科。所以如果用更准确的中文翻译，‘美学’一词应该是‘审美学’，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但约定俗成，现在也难以再去‘正名’了。”参阅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443页。主张把Aesthetics(英文)这个词译为“审美学”，但由于“美学”这一译法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所以不得不继续沿用下去，这是我和李泽厚先生意见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之间也有分歧：一是Aesthetic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不光涉及“感觉”，而且也涉及“情感”。比如，黑格尔就说过：“‘伊斯特惕克’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Sinn)和情感(Empfinden)的科学。”G.W.F.Hegel： Vorlesungen Ueber die Aesthetik(1)，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 1986，s.13.事实上，感觉关涉到认识论，而情感则关涉到美学。二是李泽厚先生认为审美学是“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这一方面表示他仍然深受认识论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表明他没有真正意识到“美学”这一译法与“审美学”这一译法之间的本质差异。

[29]F.Nietsche：Saemtliche Werke(KSA 6)，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8，s.123．

[30]L.Wittgenstein：Culture and Valu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48．

[31]F.Nietsche：Saemtliche Werke(KSA6)，Mue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8，s.124．

[32]参阅拙文《谈谈审美中的批评意识》，载《文汇报》1992年8月5日。

[33]《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6页。

[34]《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6页。

[35]《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6～187页。

[36]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

[37]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55页。

[38]G.W.F.Hegel：Vorlesungen Ueber die Aesthetik(1)，Frankfurt an Main： Suhrkamp Verlag，1986，s.155-156．

[39]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40]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李泽厚先生也有着类似的看法：“自由是什么？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看，自由是由于对必然的支配，使人具有普遍形式(规律)的力量。因此，主体面对任何对象，便是自由的。”参见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41]席勒：《审美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9页。

[42]I.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9，s.157．

[43]I.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9，s.160．

[44]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康德耽搁了一件实质性的大事：此在本体论，而这是由于他接受了笛卡尔的本体论立场才造成的。”Sehen M.Heidegger：Sein und Zeit，Max Niemeyer Verlag，1986，s.24.海德格尔在这里说的“此在本体论”和我们上面提到的“生存论的本体论”是同一个意思。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

[46]肯定生命和追求自由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场合却不一定如此。有的时候，人们必须以牺牲生命的代价去追求和实现自由这一最高价值。但反过来说，追求和实现自由也正是为了肯定和维护更多的生命的价值。

[47]F.Nietsche：Saemtliche Werke(KSA6)，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8，s.313．

[48]G.W.F.Hegel：Vorlesengen Ueber die Aesthetik(III)，Suhrkamp Verlag，1986，s.552．

[49]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50]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