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

(三)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

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终于突破了早先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出现了另一类完全不同的创新性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它至今已经历了90年的实践。9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既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以来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

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开创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涌现以后，在这次浪潮中自发形成的私有制、自由市场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内部固有的深刻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终于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近30年的发展性危机，它首先表现为1914年至1918年期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中形成的严峻的革命形势给俄国造成了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殊机遇，促使其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创新之路，充分显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继续迅速向前推进。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后的恢复速度大大快于西欧各国，50到60年代也一直以较高速度发展，70年代后期的发展速度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进入70年代以后，苏联的钢、石油、天然气、焦碳、化肥、拖拉机等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并已成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并能与之相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国。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战后东欧的一批国家和东亚的中国等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国都根据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开展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东欧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除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在战前的工业化程度较高以外，其他国家都是落后的农业国。50到7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战后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国家的波兰，1979年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46年的23%上升到了50%，钢产量占世界第9位，造船占第6位，发电和汽车制造均占第10位，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国；战前有“三百万乞丐的国家”之称的匈牙利，其现代化建设成就也很明显，到70年代，农业年均递增率超过4%，粮食、蛋类的人均占有量居欧洲第一位；而战前人均收入在整个欧洲倒数第一的罗马尼亚，战后30年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倍，其年均增长速度接近世界平均速度的两倍。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则已成为比较发达的工农业国家。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相似，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在相当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的。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的比例占95%以上，国民经济中的90%是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现代工业屈指可数，其落后程度几乎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时间，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大工业体系。从1952年至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不过，在这30年中，中国用来扎扎实实搞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并不多。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事实上已被中断。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出现了不同的情形，并最终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原创的并基本上为东欧各国仿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所特有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是：经济结构畸形，重、轻、农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商品供应紧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此外，苏联还有其国力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庞大的国防开支问题，而东欧各国则面临着超出其偿还能力的巨额外债。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和东欧各国在80年代中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和危机，苏联和东欧各国纷纷起而改革，但这种改革很快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其结果便是80至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70年代末以后，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很快突破了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探索出了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并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苏、东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并发生剧变的1979—1991年期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增速居世界第二位；工业年均增长12.1%，大大高于2.3%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农业年均增长5.9%，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5%，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在这短短的13年中，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4倍，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明显上升。1992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发展。1993年至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9%，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4%，并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2008年，虽然遭遇雪灾、汶川大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和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超过10%的增速，成为经济总量与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非常接近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上述三个时期，就构成了9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中，除苏联一开始就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创新之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本上都是首先仿效苏联模式，然后才转向新的探索。苏联原创的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同样也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规定性”的。这种模式形成的历史条件大致包括：第一，传统社会结构老化，但传统的权势集团仍牢固地把持着政权，经历过不成功的或流产的初始现代化尝试；第二，由于社会的贫困化或其他某种特殊的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国内危机；第三，外国资本的渗透，经济不独立，并长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第四，具有较长的专制或中央集权制(包括统制经济)传统；第五，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现代化的政治组织。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苏联为了集中调配国家资源，从内部主要是农业筹集大量资金，推行公有制、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推行指令性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加强贸易和市场的中央统制，限制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割断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这种现代化模式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它在从欠发达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定阶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5]。也正因为这种模式适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需要，所以尽管在开创这一模式的时期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之中，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得以高速推进，并在初步工业化特别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上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从整体上看，在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开创促进了国内社会的稳定，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国际局势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中取得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国内外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影响。如果说当时国际上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所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冲断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使苏联在战后整整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那么，这一时期苏联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如肃反的扩大化、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忽视等，则已为后来苏联的演变埋下了祸种。

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历程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在本国继续推行并基本上为东欧各国和中国所仿效的时期。应该说，在战后初期，这一模式，无论是对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还是对于东欧各国和中国医治战争创伤，集中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立起当时还是空白的重工业，都是很有成效的，它与当时这些国家处于粗放阶段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要求也是相适应的。但是，6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基础的建立和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集约化，这一模式特别是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越来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对此，苏联和东欧各国也曾有所认识。事实上，苏联从50年代中期起就在探索改革问题，60年代更是掀起了改革的高潮，并于1965年全面推行了新经济体制，以后又对新经济体制作了许多改进，但苏联的这些改革并没有真正突破原有模式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曾试图结合自己的国情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并对它们从苏联那里仿效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些国家的改革一直难以向深层推进，没有触及到原有模式的根本问题。在60、7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原有模式的某些弊端，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并因此曾一度出现过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繁荣局面；而在它们的改革中未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原有模式的突出弊端，则又日益显现为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隐患。在同一时期，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还处于潜伏状态，那么，中国经过短暂而有成效的七八年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则不仅面临着与苏联、东欧国家同样的原有模式的弊端问题，而且其社会生活的失稳已成为严酷的现实。50年代中期以后，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都曾出现过急躁冒进的倾向并实施了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政策，所不同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急躁冒进主要是在对原有模式的改革中表现出来的，而中国虽然也在“大跃进”时期刮过3年之久的“共产风”和“浮夸风”，但却连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哪怕是极其有限的改革也未曾进行过，倒是出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并最终陷入了“文革”期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全面内乱，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这场自己乱自己的运动，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也使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又一次在极其关键的时期受到了延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历程的第三个时期，则是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陷入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形成的时期。8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各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危机，实质上是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它是这一模式中长期积存的弊端所招致的恶果。不过，单是这一模式的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后来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因为80年代中期这一模式的弊端给苏联、东欧国家带来的经济困难和危机，还远没有70年代末中国“文革”结束时的情况那么严峻。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失当及其导致的社会失稳。当经济困难和危机到来以后，苏联在80年代中、后期也曾重提并进行了两年的改革，制定和实施了所谓的“加速战略”，但这种“加速”的重点仍然还是放在重工业上，结果使其本已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使农、轻、重的比例更加失调。当改革未见明显成效后，苏联不是认真地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全力克服原有模式的弊端，而是在所谓的“新思维”的指导下匆忙地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以主张无条件、无保留、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基本方针的“新思维”的泛滥，不仅鼓励和纵容了各种敌对势力，把苏联国内各种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骤然释放出来，而且动摇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苏联社会的稳定局面，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正是在“新思维”引发的步步升级的动乱局面中，苏联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急剧向资本主义演变并完全解体。同样也是在“新思维”的诱导下，80年代中后期在改革中遇到严重困难的东欧各国也纷纷仿效苏联，把改革变为改向，并在一片社会动乱中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的剧变。当然，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有密切的关系。4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在不断地炮制和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渗透来达到它们用战争、武力威胁和经济封锁所达不到的目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之所以能够在80至90年代之交的苏联、东欧国家得手，关键还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思维”的折腾下自己首先乱了阵脚。在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正是利用了“新思维”泛滥的有机时机，大肆渲染和夸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最后乱中取胜的。可见，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危机是通过“新思维”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的社会失稳才引发它们的剧变的。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出现了一种与苏联、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从“文革”的十年动乱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加速和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注意保持社会的稳定。事实上，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曾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一直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挑战，甚至还曾出现过1989年那样严重的政治局势，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冷静沉着、应对得当，牢固地保持了社会稳定，因而能够迅速突破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成功地探索出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并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总之，9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归结起来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根本谈不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势必导致车毁人亡。

【注释】

[1]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42页。

[2]《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3、372页。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5]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