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哲学作为价值哲学的内在缺陷

(三)旧哲学作为价值哲学的内在缺陷

哲学本身是一种广义的价值哲学，意味着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广义价值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突破对价值哲学的狭隘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价值哲学并非晚至19世纪以后才出现，而是与哲学本身共始终的。

在哲学即广义价值哲学这一点上，即使是古代哲学，情况也不例外。古代哲学执著于探求那种存在于一切现象背后并作为一切现象之根据的超验的、绝对的本体或本原，乃是为了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自然万物作出统一的理解，以便消释古代人类对外部世界所特有的那种惊异和恐惧，使人们确立起最基本的生存信念，从而能够从容、泰然地面对外部世界。中世纪的哲学和近代哲学也基本上是沿着古代哲学的思路向前探索的，只不过人们用以对世界作出统一理解的根本原则不再是“本原”，而是“上帝”或“理性”(或“理性”的别名，如“绝对精神”等)。并且，与古代哲学一样，中世纪的哲学和近代哲学用“上帝”或“理性”来对世界作出统一理解的目的，也仍然是要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提供某种解答。当然，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有人认为，古代哲学是一种本体论哲学，而近代哲学则属于一种认识论哲学。但是，即使把近代哲学视为一种认识论哲学，它同样也不是游离于广义的价值哲学之外的。认识本身就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代哲学对人的认识活动、特别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理性”)的探讨，其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认识活动、促进科学认识的深入发展，使其更好地满足近代人类实践的需要，因而它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哲学以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探讨为核心内容的广义价值哲学性质。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旧哲学对各个时代人与世界关系或人类活动所面临的价值问题的探讨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对此，18世纪的休谟已有所觉知。休谟曾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9]他指出，如何能够从“是”过渡到“应该”，即如何能够从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是需要作出论述和说明的，但以往人们并没有作出这种论述和说明。“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10]休谟的这一批评完全适用于以往的各种哲学理论。尽管各种旧哲学都力图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提供某种解答，但它们都普遍地陷入了如何从“是”过渡到“应该”、从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的困境，它们都没有说明、事实上也无法说明这种过渡是如何可能的，因为从“是”到“应该”、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根本就没有逻辑通道，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从“是”合乎逻辑地过渡到“应该”或从事实判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价值判断。“是”与“应该”、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逻辑链环的缺失构成了旧哲学作为广义价值哲学的意义的极限，它使得旧哲学作为广义价值哲学的性质和种种理论上的努力如此不被信任，以致人们认为19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史上根本就未曾有过什么价值哲学，亦即认为价值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产生的。

旧哲学之所以出现并无法解决如何从“是”过渡到“应该”、从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这样一个难题，其根本原因由马克思作了深刻揭示。马克思认为，以往的一切哲学都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也就是说，旧哲学在理论本性上属于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它们都致力于探寻某种能够对世界作出统一解释、终极解释的最根本的原则，并把这种根本原则或者归结为“本原”，或者归结为“上帝”或者“理性”。而当旧哲学致力于这样那样地对世界作出统一解释、终极解释时，它们实际上已偏离甚至放弃了哲学的本务，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其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实际上都是一些臆想的、并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实判断。旧哲学这种“解释世界”的理论本性通常被人们称为“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这种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把哲学视为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概括性的知识体系，亦即把哲学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知识系统。于是，哲学就成了构成全部科学之基础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成了“科学的科学”。因此，虽然旧哲学也以探究和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为根本旨趣，但其“解释世界”的理论本性却是与这一根本旨趣相悖谬的，就是说，旧哲学“解释世界”的理论本性决定它最多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根本无法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不过，旧哲学并不懂得这一点。在旧哲学看来，“解释世界”的根本原则必然同时也是规范世界的根本原则，因而只要发现了“解释世界”的根本原则，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得出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的种种结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名言中看得很清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