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意义

(三)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意义

恩格斯的自然观或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是建立在19世纪以前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和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却具有普适性。特别是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性分析，亦即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的阐述，在今天更是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

在恩格斯所生活的19世纪，虽然伴随着近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已经引起了自然界的报复，但总的来说，那时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尚未充分地展露出来，也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借助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和统治达到了全球规模和全球控制的水平，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空前恶化，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等众多举世瞩目的全球性问题。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它们标志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如果这一矛盾仍然得不到有效的缓和与解决，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将不复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人类将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遭到毁灭。因此，与恩格斯时代相比较，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当代已发生了质的转化，如果说恩格斯时代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还只能算是一种警告的话，那么，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则已使人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虽然当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恩格斯时代的情况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二者之间却具有内在的联系，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实际上是由恩格斯曾经列举过的自然界对人类的种种报复现象演变而来的。换句话说，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早在近代工业技术文明的进程中就已开始形成，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们是近代以来人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进程所作的干预”“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都具有长期性特征，它们在历史上都经历了一个长时间跨度的形成过程，只不过在当代空前升级和加剧罢了。也正因如此，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

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历史上人类不合理的实践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实践首先是一种在不正确的认识导引下的实践。在谈到当代各种全球问题产生的认识根源时，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曾说：“出现这么惊人，这么根深蒂固的错误，与过去三四个世纪中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哲学上……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24]舒马赫在这里所讲的“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哲学上的变化”，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把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的盛行。虽然伴随着近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出现，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愈来愈明显，但进入20世纪以后，它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鼓舞。在这种观点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神奇力量使它堪称自然的“征服者之剑”，借助于它，人类已成为大自然的绝对的主宰，可以任意地宰制和奴役自然，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丰盛贡物，而丝毫不必顾忌自己行为的后果。正是在这种虚妄观念的导引下，人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向大自然展开了暴虐的征战，肆意地摧残和掠夺自然的状况愈演愈烈，以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关于这一点，美国生物学家B.康莫纳曾经写道：“我们自称先进，并宣告已逃脱了对环境的依赖。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一个游牧部落的成员，只有从找到的一根草茎中才能榨出水来，而我们只要打开自来水龙头，水就来了。我们走的不再是无路可循的荒野，而是城市的街道网。我们不再追寻阳光取暖，或是躲开烈日避暑，只要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取暖或降温就行了。这一切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不再需要自然环境了。在热切探寻现代科学技术利益的过程中，我们几乎产生一种致命的错觉：我们已经最终逃脱了对自然平衡的依赖。而事实是可悲的，截然不同的。我们依赖于自然界的平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现代科学技术异常猛烈地扯动着生存环境进程网的薄弱环节，以致这个网再也经不起牵扯了。”^[25]上述这种反自然的观点之所以长期盛行并一直充当着近现代人类实践的观念前导，在客观上也是由要真正认识这种观念的有害性极其困难所致。正如前述，作为由这种观念导引的不合理实践的最终结果的当代各种全球问题都具有长期性特征，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效应只有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才能为人们所认识。而且，要深刻地认识这种观念的虚妄性和有害性，认识这种观念严重背离了的生态自然规律，从而有效地克服这种观念，仅凭经验的积累，仅靠从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中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只有借助于当代的环境科学，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然而，有了当代的环境科学，有了对生态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有了对人类活动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对上述那种反自然观点的有害性的自觉，也还不足以解决和克服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这是因为，要解决和克服这些全球问题，不仅有一个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问题。事实上，导致当代各种全球问题的那种不合理的实践不仅是一种在不正确的认识导引下的实践，而且也是一种在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实践，这种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利益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它本质上是妨碍人们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常常把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所谓的以人类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模糊的字眼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抽象的人类利益，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与之相应，在人们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起作用的也从来不是什么把人类的利益奉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以各种特殊的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问题在于，在私有制条件下，各种特殊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是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这就决定了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必然具有损人利己的性质。如果说在处理个人与个人或群体与群体的关系时，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还总有解不完的难题，任何利益主体的损人利己的行为都要受到别的利益主体同样行为的制衡，那么，一旦将它们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导致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侵害在达到某种总的累积性结果或最后的限度以前几乎是毫无遏制或很难遏制的。从历史上看，正是在这种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极尽了破坏自然环境之能事，而丝毫不去考虑也不可能去考虑什么要尊重自然规律或要顾忌自己的行为对自然界的长远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由历史上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所导致的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化表现。因此，要真正解决和克服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恰如恩格斯所说，单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今天仍然妨碍着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利益对抗的一种形式，利益分化、利益对抗的情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严重存在。而只要利益分化、利益对抗的现实仍然存在，那么，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就不会自动消除，我们就仍然面临着强化和完善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社会机制的艰巨任务。

总之，恩格斯的自然观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于协调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2]岩崎允胤、宫原将平：《科学认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6]转引自莫蒂默·艾德勒等：《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24]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

[25]转引自陈敏豪：《人类生态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